他不在上海！
柏杨
“这正是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
上海作家协会于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在作协大厦举办了两组座谈，我参加小说组座谈，香华参加诗人组座谈，诗人座谈很晚才散，我就跟小说组一些迟走的朋友，一面谈话，一面等候，茹志鹃女士接受我改变她所拟定的日程，保证说，一切由我决定，作协的任务就是全心全力提供帮助，盛情至为感人，我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拜访王若望先生？茹志鹃女士说：“当然可以。”但很遗憾的说：“可惜他不在上海。”我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回他的老家！”我说：“老家在哪里？”她说：“山东。”我十分沮丧──至少我的表情十分沮丧，嗫喃着说：“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去山东。”
回到锦江饭店，我和香华开始商议怎么能见到王若望。应凤凰比我纯洁，她相信茹志鹃的话，但我不相信，最后由香华拨电话给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香华记得《百姓》半月刊似乎刊出过一篇王若望的访问。这得感谢锦江饭店，它是大陆可以直拨国际电话少数旅馆之一。胡菊人先生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也不知道王若望的电话，更不知道地址，但是他说，他有一位驻上海的日本记者朋友，一定知道，他放下电话就再拨上海，请那位日本记者朋友跟我们联系。
──应凤凰女士第二天便离开上海，所以她不知道以后的发展。直到日本报纸刊出我和王若望终于晤面的传奇故事，经台湾报纸转载后，她才看到，不禁大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都在温室中长大，对于惨烈斗争的大陆社会，茫然无知。我惭愧我不应该心怀诡诈、对人猜疑，当香华拨香港电话时，我几乎都要脱口而出，要她不必再拨。因为不管我对我错，都将使年轻人伤心的质问：“你们这一代留下的是一个什么世界！”
──另一件事也使应凤凰大惑不解，她曾向上海作协询问：柏杨到上海当天，记者们一拥而上，为什么第二天没有一个字的报导？她最初得不到答案，但她终于知道：“所有新闻，要等二十五日一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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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应凤凰没有留在上海，否则她会感觉更多的新鲜，二十四曰（不是二十五日）一早，在走廊遇到台北新学友书店董事长廖苏西姿女士，她告诉我：“刚刚听到报导你的广播！”原来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不过有趣的是，在新闻最后，却附上一句：“柏杨夫妇今日离沪。”
我们和王若望夫妇会面，是二十三日傍晚，请原谅我不能叙述由谁安排，反正当我们突然在王若望家门口出现的时候，因为介绍人已先在电话中介绍过，所以他们对来自台湾的访客，并不觉得惊奇，反而，他们说的话使我们惊奇起来，年轻漂亮的王夫人羊子，让我们成一排坐在沙发上，让王若望坐在我身旁，她抢先发言。
“就在昨天，”她说，“一辆汽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作协茹主席走下来，自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这么高级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来过，所以我们深为吃惊。茹主席坐定后，发现王若望不在家，就对我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请妳帮忙。’我问她什么事，茹主席说：‘有个叫柏杨的台湾作家，曾要求我介绍见王若望，我告诉他王若望出差去了，所以，如果他拨电话来，请妳告诉他王若望不在上海。’我说：‘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茹主席说：‘我说他出差去了。’我说：‘我可以这样做，问题是我又不认识柏杨，电话上怎么分辨出他的声音？’茹主席沉吟说：‘也是的，不过妳可以先问他是谁？妳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万一他找上门来呢？’茹主席又沉吟说：‘这一点倒没有想到！’静默了一会，茹主席说：‘这么好了，如果他找上门，妳就叫王若望告诉他刚刚出差回来。’”
羊子说到这里，坐在一旁的王若望对我说：“柏杨先生，我刚刚出差回来！”
──我差一点叫出声音：“她忘记她说过你回山东老家去了。”
大家哄堂大笑，笑声引起我内心的刺痛，日本记者朋友迫田胜敏先生在旁边静静的坐着倾听，不发一言，我对他说：“十分抱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不但自己说谎，还要求别人说谎！”迫田胜敏深深的一鞠躬，我无法了解他的感受，我只满面羞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