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刘宾雁（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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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到王若望家。十余位记者和友人密集王家一室，多数人只能坐在床上，站在地上，这想必也是上海同代人家中罕见的场面吧？记者同行想参观我的采访。哪有这种便宜事呢？我略施小计，便把记者诸公(也有女士)变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各位都是久居上海的人士，请每一位说说，你们本人和上海市民对王若望这个人物的看法如何？”
怀 念 萧 珊（2）
巴金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
1961—1962年：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
——一个出版社编辑的回忆（节选）
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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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徐铸成摘帽不久，就得以列名《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而主任委员则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徐这就是很高的政治待遇了。原民盟上海市委主任、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在摘帽后被允许在报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文章，这也是为他恢复政治待遇。作家王若望（原《文艺月报》主编）也是“大右派”，摘帽后准许用笔名写杂文，他敢讲话，写了一篇《赞小火表》，宣扬“大公有私”，引起争论，却没有受到深究，说明政策是宽松了。“右派”的初期摘帽，不像后来称之为“摘帽右派”那样一文不值，而是真当一回事受到大家重视的。至少已摘、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和虽未戴帽却似惊弓之鸟的知识分子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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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问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文经武略，铁骨铮铮——怀念马千里同志（节选）
高克亭
景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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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同志仗义执言，当面向权倾一时的中央代表康生提出质疑……康生无言以对，不予理睬。千里进一步质问……。康生理屈词穷，言不由衷地敷衍、搪塞……“至于五大家族嘛，那是王若望胡说八道。”……王若望写了讽刺渤海区落后的顺口溜，千里看了非常气愤，质问王若望说：“扯你妈的蛋，渤海区这么不好，你跑到这里来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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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兴党建bxdj.gov.cn 】
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节选）
曹长青
（旅美华人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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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结束后，达赖喇嘛和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聊天。作家郑义在和达赖喇嘛谈到西藏作为当今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被中共践踏，西藏人民这些年遭受的深重苦难时，不禁落泪，无法说下去。刚刚度过八十大寿的作家王若望是与会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达赖喇嘛一直拉着他的手达两、三分钟，听王若望讲诉他一九八二年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访问时看到佛教寺庙被毁坏的情景，和他了解到的当年西藏的六千多座寺庙在文革中被毁坏到只剩下八座的惨剧。
【原载：香港《前哨》一九九七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