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与底层人、名人（上）
——纪念王若望九十诞辰之二
黄河清·西班牙
从王若望一生与底层人、名人的交往中可窥王若望人生轨迹、性格、品行之一斑。编写匆促，挂一漏万。
底层人：绍兴铁匠。国民党师长。胡宗南部门卫。陆行良。许铁生。纪康·顾准。三个表弟。陈锦华。郭玉和·吴女士。许宪民·林凡·徐建。周慧珺·林翠芬。孙骑兵。汤丽娟。两个保姆。
名人：凯丰、方纪夫妇。罗荣桓·王力。柏杨·茹志鹃。马天水。姚文元。张琴秋。魏金枝。李锐。柯庆施·李锦。匡亚明。徐特立·成仿吾·杜颖甫。林伯渠。张春桥·石西民·周而复。夏衍·吴强·刘知侠·孙峻青。程子华。胡乔木。
·绍兴铁匠
1934年，绍兴铁匠给十五岁的王若望砸上脚镣。
【我坐在小板凳上，让脚镣的蟹钳套进我的稚嫩的腿，铁箍衔接处垫在铁砧上，铁匠师傅用锄头敲击铆钉，那敲击的声音一锤一锤好似敲击我的心房。这时我才懂得，铆钉是永久性的紧固件，不像戴眼镜那样可以随时取下来。它将永远缚住我的双腿，直至放我出去的那一天。这个打击是给活的生物最残酷的刑罚。我不由得把一只脚猛力缩回来，放声大哭。
“哭的啥？我砸痛了你的脚吗？”铁匠被我突发的哭声怔住了，停止了敲击。
我收住了眼泪，简直是跪下来请求他：“求求你吧，不要给我钉这个镣，难道怕我逃跑
吗？”铁匠说：“怎么能不钉镣呢？这儿的规矩，判十年以上的都得钉镣，倒不是怕你逃跑，而是便于管理，让看守一看你就是个重犯。不瞒你说。我们也是犯人哪，我可没有这个权。
我连忙补充说：“我才十六岁，实足年龄只有十五岁，你替我请求上级吧，能不能免了这个。”这时我的一只脚已经牢牢地钉上铁箍了，我痛得直想挣脱它。
铁匠一听说我还是孩子般的年龄，他的手软了，开始在铁砧上用凿子凿断那只铆钉。我又流下眼泪，说：“太谢谢你了！”他说：“我给你换一副轻一点的，比这个轻八两。你还是个孩子呀！”他没有从挂在墙上的展览品中挑选，而是从一堆废料中挖出来。我听得此人是绍兴口音。这个绍兴铁匠又悄悄地关照：“这个脚上的镣，不会戴足十年的，你们可以给二科打报告，请求开镣，要是脚脖子肿了，或是生了脚气病，只要二科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了‘照准’二字，我就会给你们开的。我管钉镣。也管开镣，我见得多了。”】
·国民党师长
1937年，王若望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与难友结伴而行投奔组织。路上风餐露宿、打工谋生。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飞机场做建筑工。受共产党教育训练的宣传习惯使他们在民工中进行“赤化”工作：煽动怠工，教唱革命歌曲。结果与机场驻军爆发了矛盾。一位从肩章辨认的师级军官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你们说，你们是谁派来的?……共产党跟我们斗了足有十年了，你们的花样我领教得多了。”王若望诸人照实说了是刚刚从牢里出来的政治犯，并没有人派遣。“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朱毛，要到这里来修飞机场呢?”“我们一时找不着红军，回家又没盘缠，所以到这里挣几个钱。”“你们哪里是来修飞机场的?你们是破坏，你们自己不好生干，还叫别人也不好好干，教唱的是宣传什么苏维埃，打土豪的匪区里的歌。那里是为了挣几个钱呢?”“难道你没听说国共合作，打日本了?难道我们还是土匪?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们听说这儿修飞机场是为了打东洋鬼子，才来报名参加的。”这个说明，使在场的士兵和军官都深为感动。紧张的敌对气氛明显地缓和了。王若望趁热打铁道：“我们不是还教唱抗日歌曲吗?长官如若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唱给你们听。你们部队要学唱的话，我也可以去教会他们，这对于鼓舞士气大有好处咧。”没想到这位师长竟掏出纸烟来，给我们一人一支，很关切地问：“你们是从哪个牢监放出来的?”诸人掏出了监狱发放的通行证，上头都有写明“希沿途军警和车船给予返家之方便”字样，以下是一枚“军政部”的大印。也许是这颗大印，将南京军政部所辖的工程部队和我们五个政治犯拴到了一起，也许是我们的一片救国之心深深地打动了他，这个师长便对校官说：“给他们五个人，一人发五块银洋，让他们投奔朱毛去吧。”
·胡宗南部门卫
王若望奉命去西安做产业工人工作，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单枪匹马胡乱闯。王先装瘪三从后门混进了西京电厂，继而利用送报纸结识了三位高级职员，就从前门堂皇进出了。未料某日，西京电厂驻防军从原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换成了胡宗南的部队，王若望仍然大摇大摆地进来，门口卫兵喝止，王若望没听见，仍往里走；门卫端起剌刀一个箭步剌来，王若望膝盖上部挨了一刺刀，血流如注，当时昏了过去，倒在血泊中。电厂警卫连和厂长慌乱了一阵，立刻把王若望送进西安的红十字医院。当天，新结识的电厂孙工程师和配电员来慰问；电厂驻军的两位官长也来医院表示慰问，还送了一束鲜花和许多水果；一位营长在病榻旁向我道歉，责骂门卫动刺刀太卤莽，只因他是新兵，……云云，执礼甚恭，自责真诚。王若望心中的愤怨消解了一半。自己人西安工委第二天派人来慰问。党组织把王若望被刺看作是国民党军人暗害共产党的政治事件，本打算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出面，向西安行营提出抗议，经王若望说明是一场误会，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把绷紧的阶级斗争弦松了下来。
·陆行良
陆行良，上海作协作家，曾任上海作协牛鬼蛇神挖防空洞的工头。王若望一天不小心踩在跳板的钉子上，鲜血直流，送往医院急救。医生开了一星期的假条。王若望让儿子把假条送到作协。陆行良革命觉悟很高，令王若望儿子代替父亲挖了七天的防空洞。三十余年后，王若望还记得这人性的扭曲。
·许铁生
许铁生，与王若望一起在上海作协遭整肃，关在京剧院院子里。许是《海瑞上疏》剧本作者，大牛鬼蛇神。海派首席老生周信芳因演他编的《海瑞上疏》被批斗至死，许的女儿受株连判刑五年，刑满留场，花季少女被折磨成嘴瘪、脸长、骨瘦如柴的老太婆。许开始对王有戒心，以为是上级派来监督他的。后来许王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76年9月，广播里传出毛泽东死了的消息，顿时一片哭声，只有许和王哭不出来。当管理他们的“牛头”钻进牛棚郑重通告他们毛逝世时，许马上吸着鼻子抽咽起来。许原是演员出身，善于演戏。王若望却装不出来，还是没有哭，虽然他知道装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结果“牛头”命令王若望手执红语录本，跪在毛泽东象下请罪，以为惩处。次日，“牛头”派王若望、许铁生制花圈，特别关照花圈的花要新鲜的，不要红的。许铁生不知哪里弄来一些含苞未放的菊花，与王若望在院子里扎花圈。这时，从楼上窗子里伸出一个女人的头，她居高临下嚷嚷：“没开的菊花不如纸花……”。王若望下跪、扎花圈，正窝着一肚子的气，便冲着那个女人讲了一句：“不要咿哩哇啦轧闹猛嘛”。
就这么一句话，竟闯了大祸，楼上那个女的告到公安局派出所，说是王某诬蔑毛主席，想用纸花代替菊花，并且说她是“咿哩哇啦”，冲淡大家对毛逝世的悲痛。公安人员问此人是不是反动分子？女人说：“当然是牛棚里的现行反革命”。公安来到京剧院，先找党委书记，拿出一张拘捕证，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乘着国殇进行反革命活动 ”云云。书记看了拘捕证，提出需要有个证人，于是，马上找到许铁生来作证。许铁生来到院部，从党委书记的神态和询问的话里，听得出还有弦外之音，他定一定神，说：“王若望讲了‘咿哩哇啦’，下面还有半句‘不要闹猛’。他的意思，悼念伟大领袖，应该安静肃穆，那个唱京剧的女同志，不懂上海话的‘闹猛’，咿哩哇啦太闹猛，这就破坏了庄严肃穆的气氛。要是换了上海人，就不会发生这种误会了”。 公安人员收起拘捕证。
·纪康·顾准
纪康，上海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王若望作为副部长，与纪康合作愉快，数十年后，犹称纪康“知己难得”。1949年后，上海滩上有三大演讲家：陈毅、顾准、王若望。若以听众多寡而言，则状元、榜眼、探花分属王若望、顾准、陈毅；盖因王若望的听众是上海工人、工会会员。时上海有工会会员七十余万人，听过王若望作报告的有五十余万人次。部长纪康拙于言词，不善演讲，但对副部长王若望的演讲全力支持，经常为其主持，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还根据王的建议，办了演讲员培训班，以适应基层工厂越来越多要求派人来演讲的要求。王若望的演讲和出名引起了总工会领导的不满，责其“个人突出”、“小热昏”、“王若望的报告可是代表上海总工会和我们的党哩”，是出风头、街头卖梨膏糖的吆喝。三十出头的王若望修为未到家，吃力既不讨好，也就有了情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奈何预约演讲的单位就已二十余家，万万不能不去。纪康在这个当口一如既往当面支持王若望：“其实，这是一种平均主义在作怪，要是谁个人突出一点，平庸之辈就感到是对他的威胁，骂你是出头的椽子，你说‘‘木秀于林’倒是很恰当的”；且在背后党组织的会议上据理力争，为王若望打保票：“我曾作为一个听众听了王若望的演说，台下的工人气氛很热烈，确实有引人入胜之处。台下听众提出许多疑难问题要他回答，这正好给总工会做思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直接解答职工对我们党的政策存在的种种疑虑。王若望本人好几次向我表示，希望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亲自到工人中去接触群众，他提出陈毅市长就是这样的榜样，他并不愿意单枪匹马挑起如此沉重的担子。我是说话结巴，不能作报告，王若望作报告倒是事先准备了提纲，经过我审查的”。
纪康后来调至华沙“世界工联”任中方常驻代表。在华沙纪康患了一种怪病：肥胖至硕大无朋，返国医疗，1963年不治而亡，终年五十三岁。
顾准，思想家，时任上海税务局局长，其报告听众多为机关干部、留用人员。顾准与王若望同乡，长王三岁。王若望藉乡谊登门拜访讨教，未料顾准也早有心与王结识，说：“我曾经听过你的一次演讲，给我的印象很好，你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举的例子来自社会底层，正适合工人群众的口味”。 王要求他指出缺点，顾笑笑说：“有的。在您的讲话里，还透露着常州口音”。“我的听众跟你不同，听我讲话的大多数是科室留用人员，他们似乎有一种自卑心理，以为自己是被征服者，所以不可有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口吻。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是解释党的政策，听演讲的看作是政治任务，听起来干巴巴，很教条，那就失败了。如果说我的听众是偏右的，那就要注意设身处地，冷静的说理；而你的听众是工人阶级，大概属于偏左的思潮，讲得激昂慷慨肯定受欢迎”。
顾准1957年打成右派，文化革命中惨遭摧折，1979年病逝，一代英哲陨落。九年后，顾准闪耀着思想家光芒的遗著始得出版。
·三个表弟
王若望从朝鲜慰问回国，妻子李明告诉他舅妈某晚来，下跪叩头哭泣哀告你去救两个表弟。王若望表弟恩嘉、耀嘉曾在国民党军队做过事，按照解放军朱总司令布告昭示：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登记，即既往不咎，还保证给出路云云。恩嘉、耀嘉登记了后，就回家等候安置，并不躲藏。未料镇反运动，恩嘉被枪毙，耀嘉逃跑被抓，一周后在兄长行刑处也挨了一枪。1937年恩嘉曾跟从王若望赴延安，被同行的党员干部阻止。恩嘉依恋不舍，临别时高喊“勿忘了我呀！”
第三个表弟复嘉，在工厂做工。同台机器做工的一位工人被机器压断了一只手。工厂保卫科干部阶级警惕性很高，从复嘉的档案袋里找到了阶级报复的证据。因为档案记录了复嘉两个哥哥被镇压，复嘉与我们党与工人阶级有血海深仇，顺理成章会报复。复嘉被公安局上了铐子带走了，对他采用刑讯逼供，厂党委保卫科的报告成了起诉书，法院本拟判他死刑，因为那个致残的青工只截断了一只手，据此判了无期徒刑，还算是宽大处理。工厂里借此展开阶级斗争教育。
复嘉坐牢三年以后，一位老工人由于良知的冲动，挺身而出，先说服只剩下一只手的青工，二人一同向法院为复嘉鸣冤叫屈：他就是发生工伤事故站在机器旁的证人，他证明机器出事故的时候，复嘉并不在现场，受伤的青工也愿意证明这一点。法院派人下厂开了调查会，证实那起事故与复嘉无关，乃宣布无罪释放。党委、保卫科没事。法院有恩于复嘉。王若望毫无办法。
·陈锦华
陈锦华，上海柴油机厂技术员，时王若望任该厂厂长。王若望收到公安局特急件，要逮捕陈锦华法办，罪状是曾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写过反共文章云云。当时社会上的镇反声浪甚烈，陈锦华这样的情况，一批捕，铁定挨枪子。王若望与书记商量，缓签名盖公章大印。书记直摇头，把公安部文件拿出来：“我们不能对阶级敌人手软，基层党委的责任只能帮助公安局发现敌人，而不是扯后腿或扯皮呀”！王若望说服保卫科长查询一下陈锦华的历史问题。结果了解到其中有曲折隐情。保卫科写了报告说明，书记也良心发现，一起签了字，盖了公章，送交公安局。这件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陈锦华自己则始终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已在鬼门关打了一个来回。
未料陈锦华还是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1957年王若望成了右派，公安局翻出四年前的旧帐，将陈逮捕。幸好这时杀人高潮已过，陈锦华没被当场杀掉，判了六年，死在劳改农场。
·郭玉和·吴女士
郭玉和，上海卢湾区一家面馆老板。郭听过王若望关于“忆苦思甜”的报告，信任王，就对王吐“苦水”。三反五反中，郭的小面馆被定为违法户，要罚款，工作队让他“自报公议”。郭的“自报”与“公议”怎么也统一不起来，尽管他把妻子的金银首饰和饭馆地皮都交上去，还是过不了关，只好关门大吉，不开了。这下惹祸了，郭被以对抗运动关了起来。关到第四天，队长喊郭谈话：“怎么样，想通吗？”“想通了。”“你究竟贪污多少呢？”两个人讨价还价就像拍卖行水涨船高，直至郭喊价喊到一千万，队长才肯罢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印就的“基本守法户”五个大字的凭据，算是得到宽大处理。郭对王若望说：“有一点我不曾做到，我以为倾家荡产落到以工代赈到此地敲石子，赚一个无产阶级好名声，也还值得。谁知连指导员还是要我填表写上‘小业主 ’，我问他小业主是啥意思，他说还是资产阶级，看来我这个小业主即使已经两手空空，娘胎里定下的资产阶级恐怕永远不得翻身了。王老师，你给我一点指示吧 ！”
吴女士，1992年8月，王若望在纽约的首场记者招待会散场时，一名中年女子上前跟他打招呼，热泪盈眶大声嚷着呼唤王若望不要走，她呜咽：“你就是我父亲的恩人哪，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你老的大名呀，我爸爸叨念着一位王若望，想不到就是您……”。 记者会主持人李勇立即做了采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92年9月23日《世界日报》上，讲述“王若望与他的动人故事”。原来吴女士的父亲是从香港回归大陆的爱国资本家，他对中共一向有好感，故在1949年后，结束了香港的生意，将资金拿到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行。不料开张第二年就来了一场三反五反运动，把他隔离，作为严重违法户遭到清算，五金行宣告停业。该店的失业员工中有一位知识分子，他平时看《劳动报》。王若望是该报的创办人之一，并常常在上面写些小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批评极左的东西。这位员工眼见老板抱着一片热忱回沪参与祖国建设，遭到如此待遇，自己的饭碗也一齐砸了，心有不平，便写信给王若望反映情况。王若望接信后访问了他，写了一篇稿子登在《劳动报》上。当时王若望不仅是《劳动报》的撰稿人，还有一个官衔是总工会的文教部副部长。中共建政初，总工会的权威甚至超过人民政府。上海市工商局看到《劳动报》的这篇文章，马上允许老板回家，并继续营业，过了一个月还发给他一张“基本守法户”的铁券。吴女士的父亲与店里的那位职工要在饭店设宴招待王若望全家，以示感恩不尽之意。王若望谢绝了设宴招待，登门探望了这位爱国资本家。王若望记得这户人家有两位不足十岁的双胞胎小姐妹。没料想，吴女士是这双胞胎姐妹之一。从吴女士的讲述中，王若望才知道他曾救过的资本家逃过了初一，仍然没能逃过十五，在四年以后的肃反运动中，被囚禁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冤死在白茅岭。
·许宪民·林凡·徐建
许宪民，林昭之母。林凡，林昭之妹。徐建，林凡未婚夫。
王若望为因受自己株连成了右派的徐建介绍对象，认识了林昭的妹妹林凡，进而与其母许宪民多有交往。
徐建在国防工业飞机修理厂任工会文教部长，曾邀请王若望到该厂去演讲过一次，他又在黑板报出过特刊。反右时，徐建被说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爪牙，扣上右派帽子，撵出“要害部门”调至浦东一家玻璃厂，交群众监督改造。共同的右派，倒反把他们真的拉近了。徐建拜访王若望多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厂没有女工。王若望冰雪聪明，明白这是光棍汉嘤嘤求偶的暗示。对这一类婆婆妈妈的事，从来不热心的王若望，由于内心浮起负疚的歉意，甚愿将功补过。
王若望亲家高先生的朋友许宪民的二女儿林凡医师，尚待字闺中。徐建、林凡在王高撮合下恋爱了。王若望看到了徐建赠给林凡一件别出心裁的信物：细工打磨两块不锈钢成太极图似的两颗可分可合的心，拉丁字母将二人名字分别刻在两颗心上。信物小巧玲珑，正好挂在钥匙链上。王若望知道他们爱得多么深！。
没料想这么一对天作之合的情侣，却走上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从中作梗的竟是林凡的母亲许宪民，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婚姻。许宪民找到王若望住处，王请她里边坐，她不肯，不声不响站在门外。这是王若望第一次认识许老太，见她头上裹着黑纱巾，满脸的肃杀之气，带着苏州口音喃喃嚷嚷：“我要找徐建说句话”。过往邻居传言王家门口来了个疯婆子。王若望劝不进也劝不走她，只得请亲家高先生出面。许老太并不疯，她乖乖地跟高先生走了。许宪民气咻咻地埋怨做媒的：我怎能接受一个右派女婿呢？她爸爸遭镇压害了我一家子，难道还不够呀！
林凡和徐建被迫断了来往。许宪民终于达到了目的。大约是对王若望这个纯好心的媒人略有歉疚之意吧，许宪民请王若望到家中作客，找出一张旧照片给她看。那是她的大女儿林昭十五六岁的照片，比林凡更美丽，前额的头发剪成刘海形，一付稚气天真的面孔，透着一双赛过妈妈的眼睛。林昭原系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当时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许宪民去提篮桥探监看女儿，狱警对她说：我们让她在工场做生活，正经活不做，却剪下一块白布绣上一个大大的“冤”字。许老太接口说：“她心里是有冤枉呀”！弄得狱警很生气的回答她：“看来你的探监对在押犯思想改造不利”。下个月探监，改由林凡前往，带回来的消息更令家人心疼，监狱当局不但不让姐姐做裁缝生活，为了处罚她，还将她关入单身牢房，那年头正是语录歌狂热流行，监狱里大喇叭不断播放语录歌，林昭没武器来抵抗令人作呕的噪音，竟把头发浸在马桶里，用熏人的臭气来冲淡鬼哭狼嚎声号的广播。这些情况，许宪民都告诉了王若望。
王若望从《井冈山造反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中央文革小组两个红人，接见一名姓钱的戴过右派帽子的地主分子，因为钱某的地主分子是错划，右派分子是一场误会，中央文革小组两个领导才召见他云云。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一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若望认识他，忽发奇想：给王力写信，为林昭求情。王若望把这一期《井冈山造反报》送给许宪民。许大喜过望，竭力支持王若望的异想天开。于是联系了五个青年朋友：俞建民，金龙、银龙兄弟等。许宪民提供路费，五青年带了王若望写给王力为林昭说情的信，前往北京，上访中央文革。五人被中央文革联络小组当场撵了出来。中央文革将王若望信件存档，留下王某为右派分子翻案的证据。两年后王若望被捕入狱，这件事成了罪状之一。
林昭于1968年被判死刑枪毙。许宪民被索取子弹费一角五分钱。
林昭死后，许宪民被街道居委会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许穿孝服在静安寺电车轨道卧轨自杀未死获救，重伤残废拄拐行走。王若望去看望她，她神经紧张地招呼王快走，生怕街道小组长会来。
林凡现定居美国。王若望赴美国前从许宪民处获知林凡地址。王若望未亡人羊子大姐与林凡有联系。
徐建不知所终。
·周慧珺·林翠芬
周慧珺，上海书法家，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若望曾得周慧珺指导练写毛笔字。
王若望第二次被开除党藉后，得闲读书写字。同楼底层住着书法名家周慧珺女士。周字不遵法帖，独创一格，正合王若望的个性。王若望自认为练的书法够水平了，就下楼去找周慧珺作评判。周客气地说：“书法的要点，就得在一撇和一捺上面下功夫，你开头就该多练习笔画少的字，好比一年级学生的第一课就是‘人、刀、尺、日、月、星’那样，这是基本功嘛”。功夫不负有心人，王若望的字勉强让周慧珺点头称许有点自己的风格了。1991年7月，“王若望书法展览会”，作为华东赈灾义卖，在香港友人张罗下，就要举行了。未料最终被香港当局阻止了。这些书法作品有“年少头颅掷未成”、“剧恋自由反倒悬”、“残年风中燭，几回吹未灭，燃尽有限身，照徹长夜黑”诸自撰的诗词等共三十七幅作品。王若望自己未作记录，幸有港人林翠芬女士当年悉数拍照摄录，1996年转托记者曾慧燕在纽约转交给了他，得以存世。
·孙骑兵
孙骑兵，1990年王若望第三次坐牢时上海监狱的看守，暗中帮助过王若望。
孙主动为王若望传递纸条给狱外的妻子羊子。当王若望接到孙先生交给他羊子的亲笔纸条时，喜出望外。羊子写道：“《天地有正气》已在百姓出版社出书了。台湾的柏杨夫妇介绍的出版社，印行了《第二次结婚》。你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你，你一定要挺住，要乐观地等待到明天。”这对王若望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也证实了这位看守是可信可敬的人物。小孙还告诉他同狱关着四十余位政治犯，有张伟国、陈绿波诸人。遗憾的是孙先生后来暴露了，被关了十天后开除公职。王若望和羊子帮他学习驾驶汽车，以为谋生手段。不当狱卒，未尝坏事。王若望羊子伉俪去国后时常回忆怀念孙骑兵。
·汤丽娟
汤丽娟，嘉兴新塍镇民企厂长，受镇长徐某诬陷入狱。嘉兴市法院据徐镇长捏造的罪状，于1983年10月，以“贪污罪”判处汤丽娟徒刑3年。王若望与羊子骑自行车旅游时听说了这桩冤情后深入调查了解，写了“功臣乎，罪犯乎？”一文刊于上海出版的1984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上。嘉兴中级法院里的人，读了《民主与法制》上这篇文章，派人与汤丽娟及律师谈话。一个月后，下达改判公文：查原判与事实不清，驳回重审。结果当堂放人。这是件很荒唐的诬陷案：汤丽娟的工厂是自己的。自己贪污自己！？由此改编的《无罪的女囚》电视剧，引发轰动效应。汤丽娟对王若望感谢不已。王若望一笑置之，感叹中国法律对诬陷者镇长徐某无可奈何。
·两个保姆
两个保姆，一个姓唐，一个姓俞。
1987年，王若望在香港《信报》化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公安竟因此来抄了家，抓捕了王若望又进了一趟公安局。原来全是唐保姆立的大功。羊子提醒王若望将投稿《信报》的文稿销毁。王若望随手扔进了废纸篓。未料被唐保姆捡出来送上去立了大功一桩。唐保姆平时假装自己不识字，表面对王非常恭敬，几乎每天要王为她读一段圣经，王若望和太太羊子都很相信她。此后，羊子辞退了这位密探保姆，另请了一位俞阿姨。里弄干部要求俞阿姨提供情报，俞阿姨不肯，里弄李书记吓唬她，没收她的身份证，她也无所谓。说：“反正我是保姆，又不识字，更不会随便乱闯，没有身份证有什么关系”？李书记没办法，过几天只好把身份证还给她，说“你没有唐阿姨听话，我们要她做啥就做啥；冯素英给了你什么好处，你那么死心眼跟着王家走？”俞说：“我是一个人，我凭劳动赚钱，从不做歪事，我只做个老实的人”。
本文根据王若望自传编写。
2008、8、3午夜于地中海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