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与康生
——王若望九十诞辰纪念之三
黄河清·西班牙
王若望一生遭际坎坷，除了时代的原因以及与他自己的性格有关外，也与中共党内最专业的整人鼻祖、最大的特务头子康生的始作俑分不开。
1938年11月3日，王明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受斯大林派遣，从苏联飞来，团员有康生、陈云。毛泽东、张闻天、高岗诸最高领导人，齐集延安机场，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员，全部被动员来欢迎。王若望随大众在凛冽的寒风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是王若望第一次见康生。
康生在延安大作报告，不谈抗日救亡大事，讲的是斯大林如何铲除加米尼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匪帮，最后归结到中国也有托派分子钻进了抗战阵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无情消灭。康生指陈独秀就是汉奸！
1941年，王若望诸人在延安大砭沟创办《轻骑队》墙报，与王实味的杂文、《矢与的》是同类货色。康生配合毛泽东整肃王实味的同时，也对王若望诸人动手了。因为胡乔木原是《轻骑队》的赞同者、支持者，后又调任毛泽东秘书，看到毛泽东在油印的《轻骑队》墙报上批了“此报人人爱看”，就把毛的批示拿给康生看，康生表面上才不了了之。但是，康生背地里还是整了王若望的材料。一起办墙报的李锐被关了起来，王若望被调往山东。李锐被关起来，邓力群乘虚而入，诱惑了李锐妻子；王若望前往山东，留下新婚不久的妻子李明在延安。康生手下红人XX打起李明主意，大献殷勤，向李明透露康生整王若望的材料，掌握着王若望是特务的证据。李明相信王若望，忠贞不二，对XX虚与委蛇，套出了许多话。原来，康生在王若望过去从西安介绍来延安学习培训的人员中，启发诱导他们检举揭发王若望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人有来往，和陇海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关系密切……”等等。根据这些莫须有的材料，康生以延安城工部名义给王若望前往工作的山东城工部发了电报。XX把这份电报透露给李明，说王若望可能掉脑袋啦、在敌后根据地比在延安处理更无情啦等等。李明没有像李锐的妻子那样上当，后来千里寻夫到山东与王若望团聚。王若望在山东则得罗荣桓刀下留人，留了一命。那份有意置王若望于死地的康生电报由山东局、王力、罗荣桓、李明四人证实了确实存在；后来康生自己也承认了。
1946年春，康生来山东巡视，附带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说是要给王若望公开平反。到会的是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臣、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宣传部长舒同和方毅；王若望本人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由方毅在会后告知王若望。
康生一开始这么说：“你们这里的老党员王若望同志，其实是个好同志。1943年初由我签发的那份电报，对王若望作了不恰当的情况通报，伤害了一个好同志；山东分局在罗荣桓的直接干预下，没有给他任何党纪处分，这是做得非常正确的，使得由我造成对他的伤害大大减轻了。只是原来那个电报并没撤销，这个疏忽由我负责。现在我代表城工部，向华东局正式宣布撤销这份电报。”
华东局几个领导人讨论如何为王若望恢复名誉，一致认为：既然党内并未给王党纪处分，因此谈不上“平反”，只是当时他的“山东王实味”的名声很响，挽回影响的办法，不如在报上公开刊出王若望新的工作任命较为妥善。于是，在《大众日报》某一天的头版右上角，公布了成立华东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王若望的大名排在前列。
康生难得讲了这么几句人话。未料，翌年，同是这个康生，从陕北再来山东检查土改工作。康生对王若望仍不忘情，在沂南一片树林里，集合了各大军区、党委的高层干部听取他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传达中，康生忽然指名批评王若望道：“毛主席开头是这样讲的：‘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你们山东的王若望，他在《文化翻身》上对这个论点作了歪曲的解释，说什么：什么叫转折点呢?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已经恢复健康……难道说我们党以前是个病人吗?”。接着他做结论：“这位王若望似乎比毛主席还高明，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写的文章势必流毒全党。”
其实，康生引述的这篇文章作者不是王若望。王若望虽曾任《文化翻身》主编，但当时已调离《文化翻身》，参加以康生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队。此文与王若望完全无关。这些情况康生应该知道，这个康生却就是要如此借题发挥。王若望十分恼火，报告华东局，要求迅速予以澄清，以正视听。华东局研究了王若望的报告，由方毅通知处理意见：我们已经了解到《文化翻身》那篇‘解说’与你无关，华东局将真实情况告知康生同志，由他在适当场合加以说明。山东的党组织对你是了解的，你也不必介意。云云。此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1957年反右运动前，康生来上海煽风点火，报告中鼓励大家鸣放。王若望亲聆康生传达毛泽东名言和他自己的话：“‘党外无党，帝王将相；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没有墙，没有派反而不正常。”就写了篇题为“康生谈党外有墙”，支持“拆墙”的文章给《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改了标题、删去康生大名，以“王若望提出党外有墙的主张”头版头条刊出。全部玄机就在这个改发的标题上。上海作协揪出了王若望这么一个右派，掀起了批斗王若望的高潮。无论王若望如何声辩：“这两句话原是康生同志说的，到会的作家都听到的吧？这笔账怎么算到我的头上？”，无论作协领导、作家都听到过康生的这个报告和这两句话，这个“党外有墙”主张的发明权还是非王若望莫属，“拆墙”的种种自然演译成各色罪状戴到了王若望的头上。
【本文主要所据：王若望自传。】
2008、8、4午夜于地中海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