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追求自由文化的斗士
羊子·美国
袁红冰教授等具有使命感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大灾难的关头,发起呼吁——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大会召集人盛情邀请我出席,使我感慨不已。如果说,五年前,秦晋先生飞越半个地球,自费前来参加纽约举行的王若望追悼会,让我终身铭记;如果说,王若望刚刚去世,处于极度悲伤中的我,听到纽约陈立群的转告,从未谋面的在西班牙的黄河清君,准备帮助我出版《王若望纪念文集》,让我喜从悲来;那么,本次大会对我的邀请,是对离世五年的先夫王若望的认同和尊敬;让我真切地感到王若望好像还活着!主持人建议我捎一幅若望的图片,为他留一个座位。由此表明本次大会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在世风日下,国人普遍存在着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时刻,各位有识之士举行这样的大会,就是希望通过大家努力,唤醒中国人的善良人性和中国的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在推翻专制后的废墟上重建民族精神打下良好的基础。
推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追求自由的人性。自由,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国民,好比人与空气关系,密不可分,人人享受,自由自在免于恐惧。然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近百年来,虽然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自由前仆后继,许多人还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但自由仍然没有光顾中华大地。尤其是中共独裁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自由文化全面倒退,中国人民的自由被完全剥夺,中国人至今还是没有自由的奴隶。
然而,套用中国共产党的话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共产党要剥夺人民的自由,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不怕坐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王若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王若望毕生坚持真理、无论是国民党当道还是共产党统治,只要他们搞专制独裁,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挑战,为之身陷囹圄依然不屈不挠,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5年,王若望在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工,尽管他当时只有15岁,就开始关心国事,并在工厂办起了壁报,其中不乏讽刺蒋介石政府的内容,其中一篇“豁拳闲话”被《新闻报》刊用。厂里的会计是中共地下人员,发展他走上了接受地下党的领导。从此王若望走上了无尽的、曲折的、痛苦的、中国式的政治道路。
他受共产党的指派去工厂领导罢工,被国民党逮捕后判刑十年,幸亏国共第二次合作,王若望被提前释放,实际坐了四年牢。随后他直奔延安。1941年4月,在大砭沟,王若望与陈企霞办《轻骑队》周刊,利用刊物揭露和讽刺延安的中共领导和机关人员。刊物只维持了一年就遭到厄运,被指染上了丁玲、王实味杂文的坏作风。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开始“端正文艺界的方向”,王实味、丁玲的杂文和《轻骑队》、《矢与等街头墙报,被当作不端正的样板,主办人有的坐牢监,王实味被杀头,王若望也差点被查办,后来被称为“山东王实味”。
中共夺权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王若望因为“一板之隔”、“步步设防”等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成上海市的大右派,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1962年,周恩来广州讲话,鼓励右派作家只要改正错误,可以继续写作。他信以为真,又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被张春桥、柯庆施上纲成攻击大跃进,终于导致家庭破碎。
文化革命中,王若望真正成了鲁迅笔下“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物,真正实践了“共产党造的牢房共产党员来坐”的悲剧。直至八十年代,邓小平统治了,又因为写了“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舆论能制造吗?”、“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又遭开除党籍和重回监狱。直到1992年被驱逐流亡到西方,再未见到江东父老。纵观王的一生,在专制统治下争取自由,他应验了中国一句老话:屡战(斗)屡败,屡败屡战(斗),直至命归西天。
由上可见,毛式政权尚未推行前的上世纪四十年代,这种带有血腥味的文化不自由始于延安,王实味和丁玲则为首批牺牲品,王因坚持己见而丧失了高贵的生命,丁玲则被洗脑成功,甘愿归顺为不自由或奴性文化人。由于恶先例首开于延安,执政后,导引全国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从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右派,直到全民大疯狂的文革,一波波向左走到黑,各行各业杀气腾腾,充满恐怖,几十年恐怖政策实施下来,真正万马齐喑,终于有了今天的全民族精神萎靡。
今天,本次大会,以此时此刻,我还想告诉诸位的是,夫君生前,我陪他不仅吃尽中共横加的苦药,在他晚年时分,还吃尽了自己营垒里、所谓战友酿造的苦药(欲知详情,请读“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不料想,夫君仙逝后,五年来,感受到来自地球各方,洒向羊子尽是爱!我不能只顾自己享受,我要告诉诸君这种博爱,与君分享,同时借此良机,告慰于天上的王若望先生,让他知道,今天我们的大会,正当生意盎然。)循此先例,尊重历史人物,生生不息,继往开来,谁还会说我民族是健忘的民族?
让我们回到主题。
自由文化,包括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我想,我们要谈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首先要谈到的是自由文化运动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自由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自由思想、独立思考、自由写作、自由出版、坚持真理的一个个体。他敢于得罪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那就是要有正义感和知识,要有胆量,是非感和公德心。
对照下来,中国自由文化,其宗旨正是王若望生前的毕生心愿和追求。英年早逝的上海青年作家王鲁夫先生,早在上世纪的1989年,以极准确的语言称若望:“他是最幸福的,只因他自由的思想;他是最痛苦的,只因他思想的自由”,高度概括了王若望的一生。我想起一句古老的话: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话,是王若望一生的实践,也是你们当今正在进行的实践。
上面提到王实味,看出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共党内就实行文化专制、围剿。王若望先生的所有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推行和坚持自由文化。他一位相处达半世纪之久的老友陈先生说:“王若望对自由民主追求是一贯的、坚定的,不是偶一为之,兴致所至;在作品中也时时显露着这种夺目的光彩。记得1951年秋天,他发表于上海文联主办,雪峰、巴金、唐弢任正副主编的《文艺新地》月刊上的小说‘抢救棉田’,也是冲破了文艺条条框框的力作,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都是有口皆碑的、推倒中共文艺禁忌、脍炙人口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因为违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都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萧也牧被赶出了文艺界,路翎饱受折磨而变疯,而屈死。若望被秋后算帐,终于被放逐海外,客死他乡。”陈老继续说道:“1953年王若望调入上海作家协会,任职由巴金、唐弢等主办的《文艺月报》。不久,文艺界组织了以巴金和王若望为首的赴朝慰问团。从朝鲜回来后,王若望作了几次战地见闻的报告。王若望几次谈到美国武器优越,中朝军队牺牲浩大的真实情况。顺便说一下,由于王若望的演说天才,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风趣比喻,深得广大工人们喜爱,喜爱他的听众,几乎天天赶场子去听他报告,他成了上海人首屈一指的政治明星。……这还了得,本来他广受民众欢迎,旁边就有人心生忌恨,好不容易找到报复的机会,先从内部的暗批判,到半公开化,其实,早已公开的消息,仅仅出于王若望之口,就成了泄密,归结到王若望自由化的根子上去了。受到一再打击的王若望没有屈服,仍然循着他的立足点勇往直前,依然发表不少读者喜闻乐见的杂文,针砭时弊,上海市人人争说王若望,对王若望也就更加崇拜了。直至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钦定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王若望坦诚,他曾经也当过愚民,四十年代被整后发配到山东,曾被认为是山东的王实味,虽苦不堪言,但他认为自己真的错了,在作品“天下独步的愚民政策”中反省自己,他说:“我本人的前半生(前后计三十年)就是看不出‘在革命的名义后面掩盖着的东西’,而成为紧跟毛泽东的忠顺的愚民。毛的手指向任何阶级敌人我也跟在后面瞎起哄,并积极参与了建国初期以整人为宗旨的各项政治运动。……我写过一本畅销的《毛泽东的故事》,并出版了一本‘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书,甘愿做毛的驯服工具。”
王先生的觉醒是看到彭德怀的悲惨遭遇后,开始怀疑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开始向往良知,从此他也走上不断遭受压制与迫害的历程,他个人侥幸不死,但弄得家破人亡。
再介绍有心人看王若望的一生: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扼杀自由更甚于国民党,身为共产党干部的王若望,不顾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批评共产党,向共产党争取自由人权,为此他先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
文革后,他没有因平反而感激共产党,也没有利用平反的机会大捞一把,反而更深切地看到,共产党剥夺人民自由所带来的灾难,他义无反顾地开始更加激烈地批判共产党。第一个在体制内公开抨击毛泽东,第一个公开呼吁引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
在同辈异议人士中,王若望的反共最彻底,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为了反共,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沦为一介平民和共产党继续斗。
天安门事件时,唯有王若望不怕担‘黑手’的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到了海外,与一些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不同,王若望坚持打倒共产党的立场(当然党内有好人),以推翻共产党一党独裁为目的参与民运,并积极组织民主党,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意志,为了中国的自由,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王若望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真实首先在于他一生都说真话,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坚持说真话,不粉饰,直截了当。他在回答美国友人林培瑞先生的提问时,曾经很动人地回答,“死者不能说话,我还活着,我还能说话,当然要说啰。”
英国记者梅兆赞先生说过,“在近六十年里,大概没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国人了,王若望没有选择过一条安宁的知识分子生涯。在二十世纪一个残酷的千百万人非自然丧生的政治制动下,他选择了承受酷刑,牢狱之灾及不间断的攻击和诽谤,为自由的思考、真实的写作。”
从四十年代延安抢救运动中,一直到1957年反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横遭厄运,家破人亡,既坐国民党的牢,又坐共产党的牢。这些都没有挫伤他追求自由文化、反对党专制文化的坚强意志。
他在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专制文化独裁者的斗争历程中,充分展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向往人类自由,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凛凛风骨。
邓小平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党籍时,曾说过“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是对王若望先生毕生对自由文化、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挑战党专制文化的生动写照。
上面提到若望吃苦药的习作:“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和骆基南文“不同政见者的境遇”,都可印证上述有心人所言极是。
去年黄河清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叫“敬畏与谦卑”。我觉着,这非常适合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精英们,这是需要不断进行自我修养的一种境界,我将王若望的言行与之对照,我觉着他的一生,是最接近谦卑与敬畏的。他,始终谦卑为怀,敬畏世人。康有为曾经定义过何为人才、俊才与大才,只有高智商者才更需要修炼自己(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再谦卑,再敬畏,谁稀罕我?)。我意识到的是,包括若望在内的奉献者们,他们因为即使天塌下来也默默地顶着,而不张扬,不外露,更不叫苦,一如既往默默笔耕,不问收获;恰恰,当代人中好像对他们并不珍惜,还不时有人设法让他们生前吃苦,不惜无中生有诬陷,死后才发现冤枉他们。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并且数千年历来如此。我是这么看待我先夫一生的:这好比,在暗流汹涌的波浪里,他是一叶小舟,不管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暗夜中的风暴,他真的弄不清是谁在算计他,筋痠骨痛照样划,胆颤心惊还是划,他没能看到曙光,直至他无力无奈,终至郁郁寡欢而离世。作为家属陪伴他默默忍受而终,我的悲哀,我的痛心,我的遗憾,可想而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他们生前多一份关怀?少一份漠视?多一份敬重,少一分忌恨?使他们虽然没能看到中国民主化,然而却能在自己队伍的温暖中安然归去?我们正在老去,难说我们都能活着归去,我们该怎么办?……忆往昔,斯人已去,借此良机,可否寄希望于在座的诸位,珍惜现在,精英们在与中共较量的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真正厉行团结,像袁红冰先生在邀请函中所写“中国文化今日的没落,也是思想禁锢造成的恶果。中国文化不应当死亡,而应当再次崛起,重新辉煌,……文化是人实现自由的最高方式。”求同存异,为百年难结果的自由民主奉献美丽的青春。
最后,请让我借用网刊《王若望全集》首页上的导读,概括王若望的生平:
这是一位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践行者;
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赤子;
这是一位追求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良心作家;
这是一位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战士;
这是一位坚持正义、光明坦荡、敢于挑战三代独裁,决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勇士;
这是一位可敬可爱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
这是一位带着遗憾、留下遗言(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迈向全世界)、至诚、至善的老人。当民主与自由的旗帜降临在中国大地的时候,人们将一再提起这个光荣的名字。
本发言得到陈先生、喻智官、金桥三位朋友的帮助,深表谢意!
2006年10月2日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