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追日的三大步

——纪念王若望诞辰九十周年

武振荣·韩国

夸父追日的故事是我们民族很古老的传说，传说中的夸父，为了捉住太阳，使它听人的话，不要肆意地让炙热之火烤焦大地，开始了伟大的追逐太阳行动……太阳在空中飞快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不停地追呀追……。太阳是一个炽热体，追逐它的人之最大痛苦就是要忍耐极度口渴，途中，他喝干了黄河的水，不解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还是饥渴难忍，于是，就附下身去喝大泽的水，但终因过度劳累和饥渴，死在了泽边……。一个民族的传说故事如果永不衰竭的话，那么它一定隐藏着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夸父追日故事就是如此。故事中的夸父行为之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追”上了太阳，而是对太阳的“追”……急剧地追，不停地追，不断地追，赔上性命的“追”……。

如果说从上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的行为可以用夸父追日的故事来比拟的话，那么，到今天为止，民主（如同“日”）还没有被我们“追”上，以至于许多“追”它的人像夸父那样的倒下了，其行为就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和永远的尊敬。又如果认为，在

我们民族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三个可以区别开来的阶段的话，那么有一个人——王若望先生——走了三大步。就这个意义看，赵南在《致若望先生》的文章中，把王若望叫“天下第一人”（见《王若望纪念馆》文章）就是一个很中肯的评论，一点也不过分。

就今天中国人所遭受的专制主义统治现状而言，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实行专政的历史分三个阶段：造成中国共产党专政的“延安时代”和共产党实行专政的“前毛泽东时代”（1949-1978）以及“后毛泽东时代”（1978-2008）。在这不同的三个阶段中，如果说也自始至终的存在着人民反对共产党专制主义历史的话，那么，我以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也因此可以接受三个阶段的解读；也就是说，从共产党专政权力形成的那一天起，反对它的人就一直存在着。一条民主的线索事实上贯穿在1935-2008年的这个长时间之中，此间，人民虽然没有拿到民主，但是追求民主的行为正好可以用夸父追日的故事叙述。

正因为是这样，追求真理的过程就和历史的过程吻合了，因此我们说王若望老先生是一个历史人物，就一定要把他为追求中国民主的行为放到他生活过的历史中去看，这样才可以发现他个人身上价值的闪光。民主——仅当它在还没有变成为政治制度时，人类追求民主的一个深层的哲学意义也可以包含在夸父追日的故事之中，夸父死在了“追日”的路上，没有最后地“追”上“日”的图像包括下述内容：任何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都不能够一下子地“捉住”真理，某些自以为自己“捉住”了真理，因此而想歇脚的或者企图阻止别人追求的人都不配做夸父；因为被人类追求的真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于特定时间上有可能转变为谬误的结局，所以，它要求追求它的人应该像夸父那样永远地追……；而永远追的意义，不是鼓励人们做无谓的事情，而是鼓励人们持续做事的行为。进而言之，民主的这一桩事业之于人类来讲是做不尽的，做完了一件，就应该准备做另外的一件。

如果要我们对王若望先生做一种盖棺定论的评价，那么，他就是不止是一个勇敢追求民主的人，而是一个不停地追，永远地追，赔上命地追的“夸父”式人物。民主在他的心目没有停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毛泽东思想上，也没有停到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大鸣大放运动”上，更没有停止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上。他的行为告诉人们，民主没有被追上，任何以为民主已经被追上了的人，都是骗子。所以，这种“夸父精神”驱使他不停地追求民主。他没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上看好像是获得了真理外观的东西上面停足，而是透过现象发现了更为本质的真理，于是，他或者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追求它，或者拒绝了高官厚禄的诱惑去寻找它，因此，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虽然他和别人一样的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落脚点”，但是，他没有“落脚”，用他个人的话讲：“我敢言敢闖，敢哭敢笑，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人，反而成了‘一次死不成，拼死吃河豚’的持不同政見者。所謂‘橫豎橫’的性格大概就是這樣形成的。”（引自《王若望纪念馆》网站文章）。

1937年，年轻的王若望先生在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后，毅然决然奔赴延安，这样的行为和当时的国民党占领区的许多青年的行为是一样的，都是因对于国民党的不满而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希望；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到了延安之后，发现被称之为“民主”的地方的人和事却是不民主的，所以，当其他的青年们纷纷向刚刚走红了毛泽东思想献媚时，他却和王实味一样对之以白眼。因此，他这么一个热血青年很快的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变成了“嫌疑分子”就一点也不奇怪。随着“整风”的“扩大化”，那时身在山东省根据地工作的他，被定性为“山东的王实味”，若不是罗荣桓、刘居英出面相救，他就有可能被“鋤奸部砍下腦袋”（《王若望纪念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青年王若望的思想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对于民主的思考事实上试图超越毛泽东思想。如果说这是王若望在延安迈开追求民主的第一步的话，而这一步，又没有停止在“毛泽东思想”上面，其行为就难能可贵了。他表白：“我敬仰的领导不是毛泽东或周恩來之辈”，言下之意：我是为追求民主来延安的，我敬仰民主！

人的可贵之处是人有追求，因此夸父追日故事中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熊”（大禹的故事）和“狼”（罗马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但是，人类在追求中，被所追求的事物的外表迷惑，或者变成了自己追求着的事物的奴隶，就是大多数人所犯之错误。在这个意义上，王若望是一个例外，他没有被事物的外表迷惑，也没有变成为他追求中的真理的奴隶，因此，他的行为之宝贵，我们无论怎麽评价都不过分。

在前毛泽东时代，王若望已经进入了共产党社会的“领导层人物”的圈子了，按照专制制度的惯例，他也是应该参与政治分肥的人了，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以自己的文学天才，拿起了“安”着“良心”的笔杆子，写作出了“步步设防”、“一板之隔”、“释落后分子”等著名文章，在毛泽东的“大鸣大放”的鼓动下，说出了普通人想说而又说不出的真心话；虽然这些话，在事后看来或者今天看，根本算不上“反党言论”，但是共产党社会中的“反击右倾、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却把他打成为“反党分子”。这一下，他很惨，帶上右派帽子，开除党藉和公职，罚往农村劳改。第一个妻子同受迫害而死（《王若望纪念馆》）。

对于1957中国的政治形势，我们借用卡夫卡的话说：“一切都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副其实”（引自《误入的世界》）。就事情的原委看，是共产党、毛泽东提倡人讲话，“大鸣大放运动”鼓励人讲话。毛泽东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共产党的大员们也纷纷下到各城市去“煽风点火”，好像是要执意造成一个“民主”的风气。可是呢？人家说了几句话，就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变成了“专制”的对象，不就是非常荒谬吗？就这个意思理解王若望在“一板之隔”的文章中所说的“鬼打墙”现象，我们对此就可能产生深刻的理解：1956年共产党提倡的“大鸣大放”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的，但是，只过了一年，在1957年，人们就“遇到一种神秘的可怕的‘鬼打墙’…… 这道墙是用一种特别的材料造的，有时候看不见摸不到；有时候壁垒森严，寒气逼人；有时候拆去一道墙，又出现了一道墙，大有走进紫禁城的感觉。其所用材料，既非砖石，又非水泥，而是属于意识方面的产品，如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相互猜疑，心照不宣之类。”（引自《王若望纪念馆》的“王若望文集”）。这里，如果我们用当时专制分子的话说，共产党的江山是“铜墙铁壁”，那么王若望用文学的方式把它描述成“鬼打墙”就表现出了一种超人的智慧和高屋建瓴的才能。

如果说青年王若望奔赴延安时，就抱着一个追求民主的热望的话，那么，到1957年，他人在中年时期，竟因为自己一项言论就引来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的可怕后果，把这一段可怕的遭遇放到我们民族追求民主受到极大挫折的大背景中去解读，失败的就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的民族。失败没有压倒王若望，他在失败中思考、写作，更加坚定了追求民主的决心、信念，亦增加了他的智慧，为他日后在中国自由化伟大运动中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此时的他，对于自己青年时候就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自己給自己挖掘墳墓”（马克思语）的明确无误的判断。可见，在磨难中，他变化成为大智大勇的人和可以经得起任何痛苦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再是共产党的人了，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人了，而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脱离了“主义”塑造的“独特的个体——原版正装，绝非复制”的人（萨拉《克服内心的挣扎》）。

议论至此，我可以做这样的小结：当王若望的许多同辈、同事在把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事实上的专制主义混淆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把它们区别开来了，中国民主运动所需要的“新脑袋”也就不得不思考新问题了。庶几，就在他被“罚往农村劳改”时，那些没有本着良心讲话的人，或者昧着良心讲话的人，正在弹冠相庆的事情就把同一个社会里的人物们给清楚地分类了。“当民主自由在被削减时，崇尚规则的官场主张如果你服从团体或政党的命令，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担心，不必忧虑陈词滥调对你构成威胁，但唯独没有给出削减民主自由的正当理由”（斯图加特·沃尔顿《人性：情绪的历史》）。195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陈词滥调是没有“威胁”的，“威胁”来自于你要讨论“民主自由被削减的正当理由”。

仅就1957年的情况看问题，和王若望具有同样经历、同样遭遇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造成他人格之伟大的地方还在于他追求民主的行为一直持续地走到了21世纪。这样跨世纪的民主运动就产生了如王若望这样的为数极少的跨世纪人物。就这个意义去思考问题，夸父追日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就很丰富了。就今天人类知识对于民主的解读而言，人类追求民主的行为就是一幅夸父追日的图像：民主好比是“日” ，只有在人类不断的“追”的过程中，它才存在。民主的存在绝不是如北京天安门城楼那样的存在物，它是一种动态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它可以是一个最终被人“捉”住的东西，那么，民主就远离了你。别说在我们专制的中国，人们要追求民主，就是在民主的国家和社会里，民主也只有存在于人们对它的不懈追求之中啊！

可不是吗？1968年，当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在中国如日中天时，王若望起而批评之，于是，他坐了4年牢。1978年，他被平反，这样一来，在邓小平专政时候，他没有因为此而对邓小平感恩戴德，也没有去吃“改革开放的香饽饽”，相反，他因为自己的特殊遭遇提出了对于共产党政治的全面批评和批判，以自己的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在中国造成了特殊的影响，所以到邓小平点名批判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全国自由化运动的一面伟大旗帜了，誉满海内外。那时，我在陕西省军区服役，王若望的大名如雷贯耳，在我生活的那个小圈子内，我们都为王若望骄傲，每逢聚会，都少不了谈论“王若望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无奈地说：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为什么我们一批，他们倒香了呢？

真实情况是：在毛活着的时候，因批评毛而坐牢的王若望，在邓小平“翻案”后没有去邀功请赏，而是把追求民主的行为继续到了邓小平专政时期。这样，他作为一个人物，在要求民主方面，即批了毛，又批了邓，成为中国社会上真正的出毛去邓的人了！

在1989年伟大的民主运动中，作为社会名流人物，他身披“铁石心肠，可悲可叹，救国救民，先救学生” 肩带，走在了游行示威队列的最前面，其形象是何等高大啊！今天89运动虽然过去了19载，但是这一幅图画和王维林挡坦克一样，已经变成了伟大运动的图腾，永远留给后人观瞻。

在王若望九十诞辰的2008年，黄河清先生主张编辑一组纪念王老的文章，我认为是做了一番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它的渊源在今天为止并没有被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成功地整理为有形的东西的话，那么，王若望先生的一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民运人士的历史，藉着对此的研究和理解，那么，我以为整理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追求民主的完整历史就是可以期待的事情了。

一个人的历史若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个民族、国家的经历又因为现代化过程出现了“断裂，不稳定和紧张”，耽误了“整合”那么，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书写出来的他之历史的价值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了，它事实上是缩写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王若望先生是民运老前辈，他是真正懂得民主精髓的人，他的思想和他的追求永远是“新”的，因此，他给后人的留言是：“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文化、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这样的遗言和精神，是我们今天的民运人士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力量渊源。

就王若望整个一生看，他青年投身追求民主的事业，在民主事业受挫的全过程中，他因为反对专制党和反对独裁领袖，多次入狱，最后流亡出国，客死异国他乡——的确是一幕悲剧，但是如何理解这一幕悲剧的价值，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得好：“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被拖入更大悲剧之中的”。思考这些话意，我在写作本篇短文时，内心的惆怅和忧愁就难以言说，特别在看到今天中国大陆现状如此压抑和冷漠时，更是如此。

文章的末了，我想借此机会对王若望先生遗孀羊子女士说一句话，在王若望先生仙逝后，她建立了《王若望纪念馆》是做了一桩值得人们称赞的事情。民主若是说对于人类有褒奖的话，那么所有为民主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永远被后人纪念，就是天经地义的。

王若望精神永垂不朽！

《王若望纪念馆》网址：http://www.wangruowang.org

2008-6-16于韩国首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