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永存的王若望
郁申树·爱尔兰
今年2月4日是王若望九十周年冥诞。
此时重温王若望的风骨，再次感受他的人格魅力，是对他的最好的缅怀。
1933年，时年十五岁的王若望加入了共青团，开始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次年，
王若望因参加罢工被国民党政府判刑十年，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王若望才侥幸提前出狱，随即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完学就去西安搞工运，1940年重返延安。
当时的延安是中共机关所在地，中共执政后的表现在此已见端倪。中共的舆论工具由宣传部统制，掌管着机关报《解放日报》等舆论阵地，各机关虽然有自己的墙报，也都千篇一律地小报抄大报，毫无个性可言，别说揭露延安生活中（尤其是高官）的阴暗面，即使本单位群众的真实思想都不能反映。
王若望和其他年轻人不满现状，就自己办了一份叫《轻骑队》的墙报，放在公共场地大砭沟，是延安第一份街头墙报，由陈企霞任主编，王若望任副主编。《轻骑队》一出就吸引了党政军干部和学生，有人甚至从安塞、延边特地赶来观看，延安的大多数学生还带着笔记本抄写，《轻骑队》墙报下成为一个经久不散的集市。
因为大受欢迎，从第六期起《轻骑队》开始发行油印版，延安的知名作家艾青、萧军、萧三、丁玲、王实味等都踊跃投稿。那情景让人联想到1979年的民主墙，其命运也确实类似民主墙。
1942年4月，适逢《轻骑队》创刊一周年，延安正在进行整风运动，《轻骑队》的厄运也来了。有人在《解放日报》撰文抨击《轻骑队》：“只会发牢骚没多少政治意义，讽刺延安各机关的人员，是为讽刺而讽刺。”康生在延安整风会上发言，说《轻骑队》的错误性质是反党。最后，中宣部下令停办《轻骑队》和其它墙报。当时，王若望幸亏在枣园后沟“防空洞”秘密受训而逃过一劫。
但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次年王若望去山东工作，正赶上地方上开始整风，整风领导小组鼓励大家大胆提意见，王若望毫无顾忌地批评山东分局书记黎玉，还把当地的《民主墙报》改造成《轻骑队》风格的大型墙报，并积极为它写杂文和评论文章，配上自己的漫画。
岂料，十天以后整风的风向变了，整风领导小组认为王若望的发言和意见违反整风精神，于是开会批斗王若望，他在延安发起办《轻骑队》也成了一条罪状，有人就把他与延安的王实味相提并论，喊出“打倒山东的王实味！”的口号。要不是罗荣桓辨明是非，王若望恐怕已经成为王实味第二了。
1956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鼓励大鸣大放，王若望以为那是毛泽东的真意，就写了一系列杂文积极响应，发泄长期蓄积在心的愤懑，其中有名篇《步步设防》和《一板之隔》，批判了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种种论调，和歧视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作风。
这些属于正常争鸣范畴的文章，在文坛左棍张春桥和姚文元眼中成了大逆不道。张春桥用化名在《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姚文元跟着在《文艺月报》发表“王若望的五把刀子”，影射王若望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员。
当年，一旦得到上报挨批的“殊荣”，随之而来的后果可想而知，王若望不仅自己被戴上右派帽子，还牵连三弟和小弟也被打成右派，他的前妻李明受不了刺激精神失常。
1962年，王若望一摘去右派帽子，不顾“摘帽右派”的身份，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讽刺大炼钢铁砸铁锅的事。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上点名批判王若望“翘尾巴”，说他利用小说“公开攻击三面红旗”，参加会议的李明惊吓得一病不起，不久故世。
文革兴起后，王若望好心去探望一位遭软禁的战友，看到他家被抄得只留下一张毛泽东像挂在墙上，就指着墙上的肖像对战友的妻子说：要是他早点死掉就好了！不料，战友的妻子为了救出自己的丈夫，向组织揭发了王若望诅咒毛泽东，还无中生有地说王若望辱骂了林彪。
王若望由此成了反革命分子，1968年被逮捕法办。因王若望始终否认自己的罪状，专政机关一直让他成为未决犯关押。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一位同情王若望的法官为他开脱，说当年王若望骂林彪是正确的，罪状不能成立。王若望坐了整整四年牢后出狱，头上仍然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1979年，文学界的极左派抛出“歌德与缺德”一文，认为作家的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德政，指出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就是“缺德”。王若望在《光明日报》撰文“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进行反击，使“歌德派”和“歌德派文学”成了文化界流行的贬义词。刊登“歌德与缺德”的杂志主编写信给胡耀邦状告王若望，胡耀邦却肯定“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符合大方向，赞扬“王若望是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
王若望不但动笔写，还身体力行地参与争取民主的实践。1984年上海试点区人民代表公开竞选，早就是局级干部的王若望，热心地参与角逐，并利用竞选演讲的机会宣讲民主和自由。他在第四届中国作家协会上被选为理事，他利用去上海文艺单位和大学传达会议精神的机会演讲，其中少不了强调中国要新生就得从批判毛泽东开始，中国要发展先得补资本主义的课。
有人专门把王若望的各种演讲录音密送邓小平，使邓小平感到“王若望太猖狂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1986底上海等地大学生上街游行，邓小平在追究了胡耀邦责任的同时，点名开除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三人党籍。
王若望没有被邓小平的惩罚吓倒，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北京市宣布了戒严令，上海立即举行抗议游行。王若望走在作家协会抗议游行队伍的第一排，他肩披一条白色素绸，前面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面写着：“救国救民，先救孩子”。游行到人民广场时，王若望站出来演讲，谴责老人政治误国殃民。
六四血腥大屠杀后，王若望第二次被抓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又关押了一年零两个月。出狱后王若望仍然“顽固不化”，组织成立《上海人权协会》，办地下刊物《民主论坛》，最后因线人告密而失败，期间不断遭公安传讯，直到1992年以七十四岁高龄流亡美国。
王若望一到海外就投身民运，由于海外民运内斗不止一蹶不振，王若望本人也遭到不少无端的曲解。但他忍辱负重地承受一切，一如既往地集中精力对付共同的敌手。令人感佩的是，即使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依靠年过花甲的羊子夫人打工生活的艰难环境下，王若望仍然战斗不止，在已年近八十的时候还组建了民主党，自任主席。那一刻，王若望与其说在实践政党政治的理念，为未来的中国多党制作示范，不如说他是以这个反对党表明心迹，决心与专制独裁的共产党斗争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就是王若望无怨无悔的战斗一生，这就是王若望向后人昭示的风骨。
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王若望以殉道精神坚持正义百折不挠，每次磨难反而增强了他的斗志，使他愈挫愈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王若望抛弃老革命的身份、高级干部的地位和享受，义无反顾地投身民主运动，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以普通一员战斗在第一线，直到最后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共产党决裂，成为最彻底最坚定的反叛者。
作为反抗专制独裁的斗士，王若望在斗争的战术上，坚决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期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改良派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但在斗争的战略上，他与祸害中国的共产独裁体制势不两立，在和顽固保守的中共政权的斗争中，他从没有骑墙意识，没有等待招安当幕僚的期盼，更没有无原则的软弱和妥协。
作为作家，王若望始终坚持以事实为准绳，用各种文体反映社会现实，无情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王若望也曾在认清毛泽东本质前，因愚忠而写过歌颂毛泽东的文字，还跟着毛泽东批判过胡风，事后，王若望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以自己的行动继承胡风的精神，更大胆地书写讨伐党文化的篇章。同时，王若望一旦看清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根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毫不迟疑地摈弃昔日的追求，热情地鼓吹补资本主义的课，以此反思自己的过往。
王若望的精神遗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每一个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中国人继承弘扬。
【原载：香港《争鸣》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