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良庆 <sliangq@gmail.com> 於 2011年11月16日上午1:16 寫道：
诸位：
谢谢黄河清先生指出文中一处失误，宾雁老系患肠癌去世，据此将那句改成“两位老先生均身患癌症”。
谢谢！
深切缅怀王若望先生
沈良庆
王若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12月19日就是他的忌日。
11月1日，张伟国先生在Facebook涂鸦墙上转发了一则消息：为了弘扬王若望的彻底革命精神，爱尔兰华人作家喻智官撰写了《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这本记录王若望战斗一生的传纪，必将激励更多的后来者接过王若望的火炬，继续王若望未竟的自由民主大业。兹定于2011年12月20日下午2点至5点，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行“纪念王若望逝世十周年暨《王若望传》新书发布会”。并张贴了邀请函链接。
25年前，我同若望先生有过一面之谊，杯酒之欢，这则消息勾起了我的回忆，便附上几句追忆陈年往事涂鸦，远在大洋彼岸的立群大姐见状，要求写篇长短不拘的纪念文稿，敢不奉命？
王若望（1918.2.4－2001.12.19）属于那种“两头真”老先生，同那个时代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早年怀抱追求自由理想积极投身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晚年怀抱同样的理想积极投身反对极权国家的民主革命运动。跟那些背着沉重历史包袱，不断在体制内打滚，要求党主改良的所谓党内民主派不同的是，同样是异议，同样是两头真，同样是不断遭到程度不同的拒绝和打压，前者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对彻底反叛的民主革命则感到恐惧，希望共产党能够自上而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一条早已被证伪的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渐进民主道路。作为一位自由战士、民主先驱和人权斗士，王若望先生以犀利目光、敏锐思考和不懈斗志，透过家国悲惨命运看清了共产主义运动和极权国家的反自由、反民主、和反人类专制本质，对中共不抱任何幻想，毅然决然走上民主革命道路。诚如邀请函所言：作为原中共高干，王若望最可贵的精神就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反叛；就是一身硬骨百折不挠与专制独裁斗争，毫不软弱，绝不妥协；就是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我在这里仅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木生最近发的两条微博为例：
@梁木生：我仔细统计了人口10万以上的国家，除大陆与台湾外计179个国家，民主国家达122个，非民主国家达57个，民（主）化程度达到了68%。其中，第一波民主化的10多个，第二波民主化的20个左右，其余都是第三波民主化的，这么多国家的民主化就没有一个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所以不要对当局抱任何希望了。
@梁木生：我总结了中外历史上大的改革15次，没有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
直到今天，无论体制内外，仍然有很多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出于或真诚、或虚伪、或糊涂、或别有用心的动机，异口同声地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不二法门，一厢情愿地试图在没有任何手段、条件和对价的情况下，仅仅以牺牲正义为筹码，与魔鬼对话、合作与和解，祈求参加政治协商，甚至充当南书房行走，咸与维新。他们把追求以自由立国的民主革命混同于追求共产主义革命，不考虑两种革命的不同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政治性质和目的，提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革命只能带来新专制。有人宣称“没有敌人”；有人宣称“不主张官方与民间的对立”，甚至“很难想象中国民主化能够没有共产党参与”；有人坦言“我们不是反对派”。据说这些人物及其主张还是代表了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精英、主流和显学。
对此类精英、主流和显学，我只能这样说：从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已经60年过去了，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至今已经50年过去了，从1979年西单墙运动至今已经30年过去了，从1989年民主运动至今已经20年过去了，国人依然在极权国家铁蹄下饱受压迫、剥削和奴役，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共产党的强大、野蛮和狡猾，也有民间的弱小、温顺和愚憨，无敌论甚嚣尘上同样功不可没。因此，我也更加怀念不能魂归故里的王若望先生，完全认同邀请函的高度评价：十年岁月忽倏过去了，王若望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非但没有随时光流逝，还在中国日渐堕落的时代愈益凸显。
在这里，我愿意再次跟大家分享一段个人记忆，共同缅怀这位因为追求理想在1934年、1968年分别坐过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监狱，1987年初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1989年因参与八九民运、声援绝食学生再度被捕入狱，1992年被迫流亡美国，继续投入海外民运，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自由战士。
1986年10月，我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上海社联和《社会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我在一篇文稿中曾说过：“这次上海行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使我有机会看到另一个上海，一个充满希望、富有人文精神的上海。”指的就是这次上海行接触了不少学识丰富、思想敏锐的学界名流，使我有机会看到另一个上海，改变了学生时代初次来沪对这座城市留下的不好印象。
坐了一夜火车，清晨刚抵达上海站，在上海市社联做行政后勤工作的李宝瑞先生就举着写有我姓名的牌子接站。初次见面，李先生十分热情，请我吃早餐时像老朋友一样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你这次来上海不能白跑一趟。说要介绍些海上闻人如曹漫之、王若望、邓伟志等先生给我认识，以便将来在学术文化事业上有所发展。我掏出上海产的光荣牌香烟请他抽，他赶紧掏出贵烟给我抽，并善意提醒：阿拉上海人爱面子，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抽这种烟，现在市面上流行云贵产的香烟，像云烟、大重九、贵烟和黄果树啦。
去会议地点空军政治学院的路上，他兴奋地告诉我，很多当时思想很活跃的学界名流如曹漫之（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刘宾雁（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王若望（原《上海文学》副主编）、方励之（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苏绍智（原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于浩成（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法学杂志》主编，1985年已因批评中共领导人被免职、退党）、邓伟志（原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审，上海《社会报》主编）和戴厚英（女，原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因小说《人啊，人》被公开批判）都要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很有听头。后来方励之、苏绍智、于浩成和戴厚英并未与会，刘宾雁则是闭会那天上午匆匆赶来作报告的。因为我年轻，孤陋寡闻，在他隆重介绍的这些人中，除了刘宾雁名气最大，大学时代就读过他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报告文学作品，对其他人了解有限。当时刘宾雁周游全国发表演讲、替受害者打笔墨官司，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人称“刘青天”。方励之则在各大学巡回发表演讲，在知识分子中知名度很高，我看过他一些打印的演讲稿，也读过苏绍智、于浩成、邓伟志的一些文章，至今还记得邓伟志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过一篇《淡化当官意识》。1989年以后，此公终于耐不住寂寞，跑到北平当起享受正部待遇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这是后话了。偏偏没读过王若望先生的文稿，仅知道他是一位老干部、老作家、老右派，且是延安时期的老右派。心想好家伙，这次研讨会成了自由化头面人物大拼盘了。没想到是，这次会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王若望先生。
在报到处，李先生把陆续抵达的邓伟志和《文汇报》理论部主任周锦熙等人介绍给我。看他如此热情，不停给大家散烟，自己的光荣牌又拿不出手，赶紧跑到附近商店买烟。参加工作才两年，工资很低，当然舍不得买市价很贵的云贵香烟，沪产便宜货又拿不出手，我就耍起小滑头，卖了条比光荣牌还便宜的安徽蒙城特产航空牌小雪茄。那种用烟叶直接卷成的雪茄比较粗，味苦，这种用土黄烟纸卷的小雪茄很细，微甜。心想抽雪茄本来就少，抽这种雪茄应该更少，又是外地货，能蒙就蒙吧。
会议开幕前，李先生把我介绍给曹漫之、王若望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一边享受李先生的云烟，一边掏出劣质雪茄孝敬王若望先生，老人照抽不误。
1913年出生的曹漫之是山东荣成人，比王若望年长，资历更老，职务也更高，1931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次年入党，曾任胶东特委书记兼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胶东北海区保安司令员、胶东区支前司令员、上海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此后在华东政法学院教书，从高官蜕变为教授，1979年被平反、恢复名誉。他显得老态龙钟，也很威风。尽管思想开明，态度和蔼，听说我在安徽省检察院工作，还跟我套近乎，说他有个秘书在最高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还是让人感到敬畏。
王先生比曹先生小5岁，原名王寿华，若望是笔名，江苏武进人，1933年在上海一家药厂当学徒时加入共青团，1934年因参加罢工被判刑十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获释并奔赴延安，旋即加入中共，曾任西安工委委员、宝鸡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整风运动中，他和王实味、丁玲等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看到了革命圣地的阴暗面并因言获咎，受到“走到反党的边沿”警告，从此认识到中共专制本质。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过上海柴油机厂厂长、上海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因批判毛泽东入狱四年。1978年被平反、恢复工作，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文学》副主编。甫一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老人家个子不高，清瘦，骨感，白皙，一头银发，深色西装，打领带，戴金丝边眼镜，镜脚拴着一条链子，一口吴侬软语，显得儒雅、干练、精神，让人感觉非常亲切。据李先生介绍，老先生还很时尚，不仅喜欢跳舞，甚至还跟戴厚英等人在一起跳迪斯科。
当天上午主持人似乎是邓伟志先生或者《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蓝永蔚先生。第一个作报告的应该是曹漫之，因为他最年长，资历也最老。老人思想很开放，如今只记得他曾说到中国宪法很多条文都是假的，写给外国人看的。他说：83年陈丕显（中共元老，历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来上海，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宪法规定游行示威自由，你能不能批准我带几十个学生到外滩示威一下，你要批准，我就承认这一条是真的。接着就是王若望。老先生大谈自由化的种种好处，声称“自由有什么不好，把自由化开来更好，阿拉就是自由化老祖宗”，甚至还说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实行多党制”。当时还没有人敢在官方学术会议上公开说这种话，他的说法让大家感到很吃惊，也很痛快，对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讲更是振聋发聩，台下、会后难免议论纷纷。我听的兴起，竟然不顾场合，一支接一支往台上扔烟，让他陪我连抽了几支小雪茄，现在想来却是罪过。
中午聚餐时，我和邓伟志、周锦熙、储兆瑞（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性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青年婚恋家庭中的敏感问题》）、贺萧（汉语名，女，美国学者，当时在上海研究中国妇女问题，著有《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启澜（汉语名，女，美国学者，当时在上海研究中国劳工和妇女问题，著有《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姐妹和陌生人》）等人一桌，跟曹漫之、蓝永蔚和空军政治学院院长等高官坐在邻桌的王先生主动端着酒杯到处给我们这些晚辈敬酒，十分随和。
宾雁老在会议结束时赶来作压台报告，谈的则是中共建政以来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和大饥荒等问题。他在美国去世后，我在悼文中写到这次演讲：“一副钟馗打鬼的派头，口才极佳，博得阵阵掌声。”
回到合肥后，我根据回忆把曹漫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位老先生的讲话和自己的小组发言（知识分子新论）与大会发言（经济转型时期的犯罪问题）整理出来，给一些同事和朋友看。适逢安徽大学研究生会邀请我参加以“反思与超越”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我乐得偷懒，遂现炒现卖，将记录稿冠以“政治问题漫谈”标题，跑到母校发表讲演，兜售三位老先生自由化言论。
未几，友人马粮钢（原安徽大学校工）跳出来独立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导致该校学生贴大字报、集会游行示威，引发合肥地区学潮，进而蔓延全国。一颗微不足道的打火石，点燃了1987年初“反自由化”运动导火索。马粮钢竞选演讲翌晨，中文系一位不谙世故的学生激动地跑到办公室向我通报：“老沈，昨天下午老马竞选代表，晚上我们就贴出大字报，集会演讲，热闹得很，马上就要游行示威了。”我急得用脚在桌下踢他，他却反应不过来，照讲不误。他一走，一位头脑冬烘、心理变态、脾气古怪的老同事十分警惕地责问：“小沈，你在安大搞什么名堂？”屋漏偏逢天下雨，学潮正酣之际，邀请作报告的学生会干部担心我有麻烦，竟然以学生会名义写了感谢信送到检察长办公室，弄得我哭笑不得。尽管当时处里派我到外地调查一起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件，并未卷入这次学潮，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出差回来后，还是感觉气氛不对。反自由化开始后，处长、支部书记私下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讲清问题，放下包袱，努力工作，不要再跟学生来往，更不能擅自到学校讲课、作报告。一些同事也神秘兮兮地打探：“小沈，到底怎么回事？”嗣后，我就成为另类人物，尽管没有任何调查处分和说法，却不得入党、提拔重用，直到1992年被捕前，才搭末班车晋升助理检察员。若干年后，那位支部书记才把真相告诉我，要我“不要乱说话”。原来，反自由化开始后，处里一位跟我同居招待所一室，平时比我还要“自由化”的同事，为了争取早日入党提拔，主动跑到机关党委汇报了我的自由化言行。加上这次学术会议被定性为黑会，两位自由化头面人物讲话都被收进官方批判材料，我在单位变成了可疑人物。
1987年冬季，在无锡参加由江苏省社科院举办的社会学讲习班时，前来讲学的邓伟志、储兆瑞告诉我，“反自由化”运动中，上海学术会议被浙江大学某青年教师举报，成了黑会。此人当时跟我同一小组，似乎同居一室，姓名记不清了，储兆瑞则是小组召集人。
往事已矣，好日子总是短暂的，坏日子则是常态。“反自由化”开始后，包括《社会报》在内的一些媒体被查封，参加会议的王若望、刘宾雁先生作为自由化头面人物与方励之先生一起遭到批判，并被开除党籍。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恶狠狠地说道：“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年前后，他们都被迫亡命海外。王若望、刘宾雁先生创业未竟，中道凋零，叶落不能归根，令人唏嘘。自己也辜负了李先生的厚望，学业无成，志业难竟，惟余些许义气，只好悲歌过燕市，从容作楚囚，穷困潦倒，不名一文。
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在纽约逝世，享年83岁。当时网路被封锁，我无法跟外界联系，只能隔着大洋哀哀地写首小诗相吊：“一生坎坷争自由，几度囹圄终不休。壮志未酬身先死，孤魂厉鬼恨悠悠。”4年后，宾雁老不幸于12月5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0岁。当夜，我就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题，著文悼念宾雁老兼及先他而去的若望老。因为这句话对两位老人都非常合适。
两位老先生均身患癌症，在寒冷的冬天撒手人寰。弥留之际，他们分外思念故国，中共毫无人性，开出屈辱的回国条件，遭到他们断然拒绝：“宁可客死他乡！”这种傲骨铮铮，义薄云天，九死未悔的浩然气节，为人权民主运动树立了百折不挠的道德典范。烈士遗风，令人想起麦克阿瑟那句名言：“老兵不老，只是凋零。”
2011年11月15日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