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若望先生

王若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年了，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斗士精神，和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高士风度。

王若望在青少年时，为了救国救民而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吃过苦头，又去过延安，进过党校培训，到中共获得政权时，他已经是中共高干，起资历比江泽民，胡锦涛等不知道要高多少。 他本可以在中共统治下，安享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但是他那嫉恶如仇的天性，使得他只能凭良心讲真话，而没法见风使舵，与左王小人同污合流。于是他理所当然地于反右中当了右派，文革中成了反革命，坐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吃了更多的苦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王若望先生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鸣锣开道，推动整个改革派迈开更大的脚步。他的前进步伐，终于超出了中共的容忍范围，将他开除出党。但他依然丝毫不畏惧地继续走他的救国救民之路。到了八九民运后，中共的倒行逆施，终于使他走上了与中共彻底决裂的路。就这样，国民党的毒刑和利诱未能使他背叛中共，但是中共对人民的犯罪，却让他叛了党。他始终坚持不变的，还是他那救国救民的心。

我最早听说王若望先生，是在1984年左右，那时初到美国，却从中国传来了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消息。我们留学人员当然很关心中国的走向，因为这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命运。于是我开始看起了《中国之春》，后来又走进了中国民联。在和民运朋友的交往中，听说了作协四大和王若望。那时他就开始成了敏感人物，因为他到处批判毛泽东，却批得头头是道，无暇可击，叫那帮想打棍子的人无从下手，反而名气越来越大，到处都有人请他作演讲。 邓小平听到后，大光其火，说王若望很猖狂。 王若望先生很可能是中共党内的批毛第一人。对王若望先生的敬佩，是我当时决定加入民联的动力之一。

1986年我回国期间，听到王若望先生的事就更多了。王若望教导大家，“不要怕有人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我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有王若望讲演的会要凭票入场，票价超过当时最贵的电影票。连王若望的报告录音也很火，农村有人晚上在家里放王老的录音，不开灯，去听的人交了钱后，就摸黑进屋，这样谁也不认得谁，（当然就算认得也装不认得，） 于是如果上面追查下来，就谁也不承认去听过录音，反正没人能出来作证。

1987年1月10日，我因为参与86学潮在上海被捕。1月13日，承办员将一份报纸摔给我，说：“你看看，共产党的决心有多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地位再高，资格再老，也要拉下马！”我拿过来一看，原来在头版头条上，写的是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人被开除中共党籍。 承办员本想镇一镇我，我看了消息后，反而坦然甚至得意起来。我在被捕前并未向家人透露过我参加中国民联以及参与民运活动的事，被捕后正担心家里不理解，不知如何向家里交代，现在看到承办员把我和胡耀邦，王若望登搅在一起，我反而放心了，因为我知道我父母还是相当崇拜刘宾雁和王若望的，我不必担心他们不理解我了。同时我对我的“案情”也心里有了底，一口咬定我就是象王若望等先生一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不同的是，王若望先生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我是自由化的小兵。搞自由化不是搞反革命，理因释放。虽然中共依然无理判我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是我的律师听了我的这般分析就马上同意给我做无罪辩护。我的律师是当时有名的李国基律师和宋小红律师，我们密切合作，首开了在中共法庭上，律师慷慨激昂地为反革命案犯做无罪辩护的先例。

中国民联与王老早有联络。八九民运之前之后，王炳章都派石磊多次来上海，与王老联系，石磊也同时来看我，告知我他跟王老联络的情况。有王老这样的老革命也来参加我们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说明了正义所在，人心所向，这使我深感骄傲，深受鼓舞。

以后，我们又先后于1991年和1992年来了美国。王老出来时，正是邓小平南巡时，王老为了团结海外民运，开始了他的东西南北巡。其中有几个领馆的签证，就是我陪着王老去办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既有同心协力的合作，也有各不相让的分歧，但是任何分歧都没有影响我们的情谊，因为王老是个襟怀坦白，不计个人名利或恩怨的高人。我曾一度奉徐邦泰之命，修补民联阵和王老及他所创办的民主党的关系，由于王老的高风亮节，我的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1993 年的六四纪念晚会上，王老亲自将民主党的肩带套在我身上。1994年春节他宣布说他已经和严家琪徐邦泰把酒言欢。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王老，就是要学习他那种视荣华富贵为浮云，永远执直地守护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无怨无悔，不屈不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和高尚人格，把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杨　巍　　　王若望逝世十周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