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为什么独一无二？
——作家喻智官访谈录
茉莉
引言：今年十二月十九日是王若望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香港溯源书社为此出版了关于王若望的传记《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茉莉对旅居爱尔兰的此书作者喻智官进行了访谈，藉此向读者介绍《王若望传》的成书过程以及出版此书的现实意义。
◎ 王若望是自由民主的薪火
茉莉：喻智官先生，值此王若望逝世十周年之际，香港溯源书社推出你的大作《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我先睹为快感触良多，因此想进一步了解这部传记的写作背景及有关王若望的一些人和事。首先我想问的是，是什么触发你，使你决定为王若望撰写这样一部传记？
喻智官：茉莉女士，感谢你对拙作《王若望传》的关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王若望是与方励之和已故刘宾雁齐名的异议人士，他们竭力鼓动政治改革，宣讲自由民主，因而启蒙了一代人。后来三人同时被邓小平开除党籍，这个事件也成了八九民运的一个诱因。当时参加八九学运的学生把他们三人视为精神导师。
可惜，“六四”后王若望先坐牢后流亡，十年前在美国去世，由于中共当局的封杀，现在的年轻一代已不知王若望是谁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必要写一部介绍王若望的书，让年轻人了解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过的老一辈，也为当下的中国维权和争取自由民主运动提供一份精神资源。
茉莉：这本传记的书名是“独一无二的反叛者”，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王若望是独一无二的？
喻智官：我称王若望为“独一无二的反叛者”，可以分两句来解释，首先说反叛者。王若望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一九四九年后是中共十一级高干，但他几乎一直是中共党内的异议分子，按中共的标准应该称“叛徒”。在中共党内持异议的高干并非王若望一人，还有如当年和王若望一起在延安办墙报的李锐等人，这一类的老干部被称为“两头真”。但“两头真”的老干部大都是在六四后，在胡、赵改革失败后才开始异议的，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留在共产党内。他们往往以“救党”的心态批评现行体制，很少修正被实践证明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王若望从一九五七年起就开始认清了中共的弊端，文革后更是冲破中共的一切框框去抗争，他言行的大胆出格在同道中是独一无二的。
◎ 从言论到行动的彻底反叛
茉莉：你在书的《序》中对此作了一些解释，我还注意到你还给“反叛者”加了一个“彻底”的定语，能不能请你扼要地对此做些介绍？
喻智官：为什么说王若望是彻底的反叛者？我们先看文革结束那段日子。当时，尽管中共开始反省文革，但还是设置了不少禁区，人们普遍心有余悸噤如寒蝉，但刚刚脱帽的王若望却的左冲右突。他写文章提出各种敏感问题挑战禁忌，为此常引起文化界的巨大争议，他去各地演讲时，完全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说话，无视中央约束和纪律，痛批毛泽东二十七年祸国殃民的恶行，是全国公开批毛的第一人，由此赢得了“横竖横”的美名。他还公开鼓吹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必须推行多党制。此类言行触怒了邓小平，一九八七年一月，邓以上海学运为借口，开除了王若望的党籍。
但王若望没有被吓倒，反而愈战愈勇。八九民运时，王若望在香港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敦促他接受学生和市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不要暴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不要做历史的罪人。王若望还以“戴罪之身”几度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不惮惹上“黑手”的罪名，六四后他由此罹罪第三次坐牢。
另一方面，明知共产党最惧怕反对派成立组织，王若望仍毫无顾忌，坦然站在体制外反对派的立场。一九七九年他就参与上海《人权研究协会》的活动，后来该协会和民主墙一起被取缔。一九九一年，王若望刚出牢狱就着手恢复“人权研究协会”的活动，组织人员筹办地下刊物《民主论坛》和《人权协会》。不幸因人告密，当局将已编印的《民主论坛》封杀在印刷厂。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去美国领奖后被迫流亡。为了表明自己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决心，他在一九九五年于纽约成立了民主党，出任主席。
王若望还百无禁忌地打破中共的一切底线。例如在有关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他主张各民族在民主制度下的统一。他认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只有共产党政权和民主台湾一统，而没有倒过来之理。至于少数民族，如果中共坚持独裁专制采取无情压迫的政策，他们也有权要求独立。
◎ 屡遭迫害，其志不改
茉莉：经过你这样的分析，王若望的“彻底反叛”精神更清晰了，他的言行在中共高干的异议人士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我因此想知道，你是如何把王若望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追述他的生平，展现他个性的？
喻智官：王若望处在那样严酷的社会，一旦遭难，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要 影响他的亲友和家人的命运。早在延安时期，王若望就曾和三个姑娘恋爱，一个恋人以党的工作需要为理由被组织生生拆散；第二个因出身买办本人不是党员而得不到组织批准；第三个欲逃出无爱的婚姻与王若望相爱，但因对方是大人物柯庆施，他们终不能成眷属。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早年的中共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组织。到一九四九后，中共迫害异己镇压反对派的手段更加凶残了。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被打成右派后，他的两个弟弟也受株连戴上右派帽子，其中一个弟弟还被迫从海军退役押送回乡劳动。他的第一个妻子李明，也是三八式老干部，受牵连被逼疯，几年后，年仅四十五岁就病故了。到了文革，王若望因诅咒毛泽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十年期间不是坐牢就是监督劳动，第二位妻子羊子为此整整等了他十年才结婚。他的子女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也难逃受歧视和侮辱的处境。
茉莉：你在《王若望传》中对王若望的恋爱婚姻也作了生动的描写，当年热恋他的几个姑娘，其敢爱敢恨的形象非常感人。尤其是李锦，她坚决要和柯庆施离婚，与王若望自由恋爱，其性格刚烈爱憎分明，简直是革命队伍中的“尤三姐”。还有年纪轻轻的女大学生羊子，她和有七个孩子、关在牢里的反革命分子王若望苦恋十年，简直就是“毛时代”的爱情传奇。书中的这些人物描写都很传神，使我在阅读时常有看小说的感觉。因此我注意到，你这部书的可读性比较强，可否请你谈谈关于此书写作的构思？
喻智官：你说书中人物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颇感欣慰，这正是我自辟蹊径写这部传记想达到的目的。
在《王若望》一书中，我没按传主从出生到终老的时间顺序一路写来，而是采用倒叙闪回等小说手法描述，这样比较符合读者的阅读趣味。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写法适合王若望这个人物。因为王若望在我眼中是一位战士，战士最精彩的人生就是在疆场。就像描摹现代英武战士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那一刻；就像刻画古代神勇斗兽士搏击野兽的那瞬间，因为那一刻那瞬间，攸关战士和斗士的死生和命运，最令人瞩目揪心。所以，《王若望传》以他晚年跌宕起伏的受难开场，从中穿插几个断面追述状写他不平凡的一生。
◎ 作家为时代勇者代言
茉莉：从你笔下的人物形象来看，你对王若望非常熟悉，也十分认同王若望的思想和观点，否则难以把人物写得这样有血有肉。一个作家选择某个题材，总是与他自身的经历以及感情有关，我因此想知道，你和王若望先生之间是否有某种个人交往？
喻智官：说起来我和王若望本人接触并不多。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受邀参加上海一家杂志的笔会，在会上遇到王若望，当时他因敢言而名扬上海滩。我们在一个风景区一起吃住游历了五天，在那里我和王若望曾有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事后我记得他，但他不一定记得我。
就是在那次会上，王若望展示出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吸引了我。无论大会小会，不管座谈还是演讲，他直言不讳地指斥中共保守派的倒行逆施，指名道姓地痛批邓小平和陈云的言行。看着萧萧白发一身正气的王若望，我知道了什么是一士之谔谔，什么是无所畏惧，什么是棱棱风骨。
由于他的观点与我相契，使我更加对他推崇备至。以后，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一直在追踪他勇敢反抗暴政的足迹：从他被开除党籍到参与六四，到再次坐牢，到流亡海外，以及在海外的一系列行动。
因此，当我拿起笔记录王若望的人生轨迹时，有一种为他代言的感觉，写起来十分顺畅。
◎ 反抗暴政，至死不悔
茉莉：你在这部传记中一直强调“王若望精神”，我想知道，什么是“王若望精神”，这种精神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有何意义？
喻智官：有人说王若望没有深奥的理论，也许是，但时下的中国最缺的不是“阳春白雪”的理论和说教，而是需要尖锐指出中国现实问题的目光，是明确提出与中共专制独裁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早在二十年前，王若望就在文章中批驳把希望寄托于中共自我改良的观点，提醒人们不要受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的误导，不要做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针对有人惧怕革命的心理，他坚定地指出：“中共领导层不断以‘大乱破坏稳定’来麻痹人民、恫吓大众。我们不能坠其彀中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倡议与垂死的政权谋求合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中国人民从此跳出苦海，这是历史的一次大飞跃……”这些话掷地有声，透出王若望的正气、勇气、骨气，今天读来仍然有现实意义，它揭示了中共的外强中干及最终失败的命运，严正地批评了软弱和犬儒的反对派人士。
王若望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不仅动手写文章，还动口动脚付诸行动，而且不以名人自居，不计名利得失荣辱毁誉。我说他是“将军敢当，小兵甘当”。在需要他当头时，无论在国内（六四时）还是在美国，他都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组织示威出阵演讲。当海外民运衰弱、被人忽略时，他也斗志不衰一如既往。2000年六四，也就是他逝世前一年，他已经八十三岁了，组织六四纪念会的人忘了他，他就当自己是一介普通老翁安然在会场独坐两小时。同年李鹏到访美国，夫人羊子开车带他前去，他从车顶伸出声援天安门母亲的牌子，冲入禁区，在李鹏下榻处抗议。
王若望真正做到了为了推翻独裁专制政权，为了早日实现自由民主，默默奉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茉莉：你的介绍增加了我对《王若望传》的理解，相信读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共鸣，会有更多人从王若望精神中得到启发和鼓舞，去继续他未竟的民主事业。谢谢你接受访谈。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