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首先企图实现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加缪
第二章
在共产党这条船上浮沉
一 遥想上船的经历
如果你急切地等待春天，上海的冬天是漫长的，即使过了春节还有二月三月的倒寒流。
王若望的大名在全国传扬后，他公开活动的余地被封锁了，出门的时间少了，再加西北风不断狂卷，他基本上只呆在家里。不能说他没有遗憾，也不能说不感到寂寞。想想一九四九年后的近四十年间，他真正能工作的年份不足一半，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反右这七、八年，加上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八、九年间。即使这两个阶段，他在工作中也没尽兴发挥，也没少受各种限制。
现在，他被彻底消声，有限的那点作用也不能发挥了，世事不用他再操心，他可以静下心来“养精蓄锐”了，他可以闲适地读几本了，续写回忆录了。
一天，王若望拿出要看的书，合上书橱时瞥了眼搁在书列前空处的几件工艺品，其中有一艘黄杨木雕的乌篷船，他用手指轻轻点了点船艄，船悠悠地摇晃了几下，然后，他轻轻地合上玻璃橱门。玻璃门上映出他一头白发，他起手抚摩了一把，心里叹了声“岁月不饶人”。
按中国的习俗，他今年虚岁七十，已是古稀之人了。十五岁那年，他坐着乌篷船从常州来上海，又在上海参加革命登上共产党这艘船，那情景犹如昨日，一晃已经是五十四年前的事了。
此后半个世纪，王若望在这艘船上颠簸浮沉，一路行来，直到这次开除党籍。
那么，当初登上革命战船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走进共产党队伍更是一条不可原谅的歧途？他一时难以回答，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是不知不觉卷入革命洪流的。
一九三三年秋，他进新亚药厂学徒，一切从这里开始。
他在厂里办了一份壁报《新亚园林》，还给报刊写稿。由此被共产党组织赏识，先加入“左联”，后加入共青团，并受委派脱产搞地下工作，因领导杨树浦四、五家纱厂工运而遭逮捕，被判处十年徒刑。直到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释放所有政治犯，王若望才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提前六年出狱。
出狱后王若望被送到延安，当时“陕北公学”刚成立，他进公学成了第一批学员，并担任大队指导员，一星期后，公学总支书记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二 先吃几个下马威
入党不久，王若望就吃了一个下马威。
事因他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的闯祸。
那天，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挂了两盏汽油灯，陕北公学各大队编演一两个余兴节目。王若望是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自编自演了一个祝贺开学的双簧凑热闹，他戴着高帽子站在舞台前面，一个人隐藏在他身后专说吉利话，他打各种手势配合。
台下前几排坐着李维汉、秦邦宪、罗瑞卿、张国焘、徐特立等中央首长。谁知余兴节目刚结束，徐特立就登上舞台气呼呼地说：“我要说，我要说，不说就是对党不负责任。”徐特立过于激动和愤慨，说到这里打了个顿，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都急着想听下面的话。“今晚演的这个双簧，太不严肃了。我认为这是丑化我们的党，虽然说的内容都非常正确，代表我们党的思想，但由前台戴高帽子的代表党的形象，脸上还抹了白粉，我看了感到十分不舒服。……这个政治影响呀十分恶劣。”
王若望已卸了装，坐在观众席后排，听了这话脸上发烧，羞臊难当，他一心专注赞美自己的党，没仔细考虑表演形式，无意中竟然丑化了党。至于戴高帽子怎么就丑化了党，他没弄明白。但批评者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应该是没错的。
校长成仿吾上台结结巴巴做检查：“徐老当场指出我们的错误，说得很好，我没有过问每个节目，首先是我政治上不严肃，今后一定正视这个问题。”
王若望生怕同学回头朝他看，真想从强光灯下溜出会场。
他有生以来头一次遭点名批评，又是这样的场合，徐特立又是那样的大人物，他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在同学眼里几乎成了罪人，弄得好多天抬不起头，混有虚荣的自尊一下子毁了。他心里还有一份委屈，他想不明白，自己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演，内容又是歌颂共产党，怎么就丑化和侮辱了共产党？
后来王若望才弄明白。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湖南农民揪斗地主士绅，惩罚的方式就是戴高帽子游街。难怪徐特立冲冠一怒，如此高帽子怎能戴到共产党头上？
当然，到了文革，毛泽东的红卫兵发扬光大，全国戴上高帽子的人成千上万，湖南农民运动不过是小巫了。
三 “山东王实味”
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王若望正在枣园秘密受训，躲过了一劫。训练结束后，他去山东。不久，地方上开始搞整风，分局宣传部长召开民主座谈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若望在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发言，集中批评分局书记黎玉写的一本小册子。
王若望还办墙报写杂文和文学评论，指出“上层领导专制意识浓厚架子十足，培养和助长了下面唯唯诺诺的奴性。”领导却受不了如此直通通的批评，反诬王若望的言论违反了整风精神，决定把他拎出来批斗，还物色“受蒙蔽”者到会向他开火。
会上，好几个人用过激言词攻击他，拿他与延安的王实味相提并论，喊出“打倒山东王实味”的口号。
王若望的问题升级了，延安的王实味已被关入大牢，“山东王实味”也免不了遭监禁。
在紧要关头，山东分局第一书记罗荣桓找王若望谈话，批评他说：“你把矛头指向中央分局领导，就是攻击山东整个党组织，这种倾向很危险。”罗荣桓批评的措辞虽然严厉，但把王若望的问题归结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否定了敌我矛盾，已经减轻了王若望的罪名。罗荣桓主持正义，刀下留人，王若望才幸免于难，从死亡线上逃生。
四 在阳谋的陷阱中受擒
然而，就像王实味就是王实味，“山东的王实味”也终究是“山东的王实味”，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九四二年在山东九死一生的王若望，没能跳过1957年的陷阱。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到各地煽风点火，动员民众大鸣大放。王若望信以为真，蓄在心中的牢骚被激发出来，他接连写了“步步设防”等击中时弊的杂文。
不久，上海召开全市反右斗争大会，市委书记柯庆施到会讲话，他公开点王若望的名说：“上海有个顶活跃的王若望，这个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他的话在上海就是圣旨，一九五七年十月，王若望被定性为“大右派”。
五 终成毛泽东的叛徒和囚徒
文化大革命来了，王若望的更大祸难临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红色恐怖席卷全国。
王若望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但永远摘不了“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不同学校来的红卫兵四次冲进王若望家查抄，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开门揖盗”。
王若望不顾自己被抄家，还去关心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的朋友罗竹风，他看到罗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只剩下一张毛泽东像挂在墙上，指着首恶的肖像，含怒地脱口说了句：“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
罗竹风的妻子张秀珩天真的以为，通过揭发王若望将功赎罪，可以解救自己的丈夫，向组织告发了王若望。王若望因此成了现行反革命，被逮捕法办在看守所关押了四年。
王若望从一九三七年入党，到一九八七年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整整跨越半个世纪。他终于明白，当初加入共产党便是上了贼船，这个党的所谓纪律如同黑社会的帮规，帮会成员一级压一级，不允许有任何异议，更不能违背帮主旨意，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两个帮主霸头。不要说他这样的党员，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胡耀邦都逃不脱毁灭的命运。
这次邓小平开除他的党籍，正好使他走下这艘百孔千疮的贼船，不然，他还难以横下心主动抛弃滑向穷途的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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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傳 --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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