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爱的中国，我全心爱着的中国！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我离开中国，为的是求得更好的经验，求得更好的战斗的武器。暂别了，暂别了，在各方面斗争着的勇士们，我不久将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到你们当中来！
—郑振铎《别了，我爱的中国》
第七章
别别了，我爱的中国
一 第三次出狱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来了，七月起，上海着火样的炎热持续了一个多月，气候异常既反应了天意也体现了民情，去年来积聚在人们心中的怒火至今还没散去。
羊子见不到王若望，只能从每月带出的东西来判断他的情况。几个月前，她发现王若望换出的裤子上“血迹”斑斑，忍不住捏紧裤子伤心痛哭，她以为王若望在狱中受了什么折磨。幸好，她含泪搓洗裤子上的“血迹”，半天褪不去红色，才看清原来是红漆。他裤子上怎么会沾上红漆？牢房里怎么会有红漆？
羊子焦躁不已，忧虞的心悬得更紧了。她不断打电话向作协及公安求援，希望中共当局不要为难年老体弱的王若望，但无人理会。
六月二十五日，在美国大使馆避难了一年的方励之夫妇被准许出国，听到这个好消息，羊子沮丧晦暗的心顿时闪出希望的光亮，王若望出头的日子应该不远了吧？亲戚朋友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有的还带上优质西瓜上门慰问，羊子企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羊子把好瓜保存起来，随时等待王若望回家吃个痛快。她引颈翘首，听到电话铃响，以为是公安通知她去接王若望；闻到有人敲门，她以为王若望回来了，就迫不及待去开门。一天、二天过去了；一星期、两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好瓜一个个少下去，有的已经变质了，仍然不见王若望归来，她的心又沉落下去。
羊子决定给上海市长朱镕基写信，信中说：六四期间，王若望写文章和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被中共视为反动言论，因此获罪。对于王若望的这些言论，我不加制止还相当赞许，因此我也有连带责任，希望政府把我也关进监狱，这样我既可接受中共“教育改造”，又可就近照料王若望的生活。
一个月过去了，朱镕基不理会她的请求。
一天，羊子途径人民广场，看到不远处的高楼上垂挂着两幅标语，红色布条上写着橘黄色大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她盯着标语，嘴里喃喃地念叨“民主、法制”，中国有“民主、法制”吗？如果有“民主法制”，王若望会无辜羁押在牢里吗？焱炎的烈日下，羊子的汗水混着泪水往下流，她要代丈夫发声，要为狱中的丈夫争自由。
回家后，羊子搦笔抒发自己的感触：
“……自从丈夫王若望被关进监狱后，我昼夜忧心忡忡，凄苦的思念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没人比我更了解王若望。他是离休老干部，却不甘坐享清福，颐养天年，难弃忧国忧民之心。不论高温蒸人的酷夏，还是寒气迫人的严冬，他都不停地伏案写作，批判阻碍改革的言行，为民主法制建设建言，常常写到半夜。好几次，他摸索着去上厕所时没找到门，撞到墙上跌倒了，他爬起来定一下神继续写……
“去年四、五月间，他给中央领导人写公开信，发表与领导不同观点和意见，力尽一个作家应有的职责，却为此遭遇‘秋后算账’。七月十九日他先受软禁，九月八日第三次入狱，至今十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尚未见上一面，还不能通信，更不得打听他的下落和近况。……我的心在收缩，我只能暗暗哭泣。
“……我渴望政府网开一面，宽容我们，及早让我们团聚，让王若望的严重眼疾及早得到治疗，让人道主义政策尽早落实到我丈夫和所有在押的政治犯身上。唯此，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一九九0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羊子拟了题目“何日王若望归”，文章在九月份的《百姓》杂志发表，羊子的呼吁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王若望的遭难暴露了中共的酷虐无道，引起更多的人讨伐灭绝人性的中共。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决定解决释放王若望。
二 失去难友钦本立
按公安“取保候审”的规定，王若望必须每月去第一看守所报到一次，如若违反要继续坐牢。
不久，王若望得到消息，钦本立病危，大约过不了一星期了。他听了心头一紧，自己戴罪在身，处于半自由状态，未经政府许可不能乱说乱动，尤其是探视同样是敏感人物的钦本立！但无形的胁迫挡不住患难中结成的情义，他决定不顾一切去医院看望老朋友，不！应该称老难友更合适，他们在同一条战壕上抗争，为此一同挨整受难。
钦本立形销骨立，面色灰白地躺在病榻上，王若望握住钦本立的左手说：“你会好起来的，要安心养病。”他强忍热泪，知道钦本立一直自认“愚忠”，始终对党保持着“第二种忠诚“，就轻拍他的手说：“党不会拋弃你的，你是党的忠诚的儿子，你要好好养病。”
王若望从钦本立的被精神迫害致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取保候审。钦本立的死没有吓住他，反而提醒他生命的短促，自己也进入暮年，在有限的生命中还要继续战斗。
三 办地下刊物
王若望又开始谋划新的斗争，这次他觉得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改变策略。
首先重新整合“人权研究协会”，在王若望的组织下，协会又吸收了九位新成员，他们都是忠诚民主事业的坚强战士。由于警察和特务到处跟踪，王若望为了他们的安全，吩咐他们不要盲动，暂时埋伏下来，同时积极扩大组织，争取全上海每个区都有协会的成员。
协会商讨具体的行动计划，决定先办两份地下刊物，一份是《民主论坛》，由羊子牵头；另一份是《人权协会》，由王若望牵头。可惜，在各种势力的破坏下，地下刊物流产了。
四 别了，我爱的中国
地下刊物办不成，自己的文章没处发，王若望感到在大陆一事难成，有限的生命在空耗，他苦于找不到突破点。就在这时，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黄雨川再度邀请他出国领奖，上海作协领导同意王若望出国。
王若望也觉得，在大陆，他即使是一只鹰，也难逃被关在笼里的命运，啥事也做不成，不如暂时去国外，权作一只鸡，也可以自由飞翔，干点对中国有益的事。
王若望由此被逼上流亡之路。
飞机移动了，王若望紧贴舱窗，鲜红的“上海”两字渐渐缩小，最后随着飞机的升空而隐去，王若望凝噎着无声感叹：祖国，我眷恋的母亲，我在你怀抱已有七十四年，但无情的国家机器逼我远离，我不会忘了我肩负的神圣使命，更不会忘了江东父老，我要继续奋斗，争取早日重返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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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傳 --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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