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国宝”两个字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所做的贡献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
——刘宾雁
序
“独一无二”解
早就想为王若望写一本传记了，只是迟迟没有下笔，贮存在意识的构思，就像酿酒的原料，在那里悄悄地发酵。
此间，远去的王若望并未随着时间消失，经过岁月的沉淀，他的精神在日渐颓靡的时代愈益凸显。
王若望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特质是什么？就是对共产党——这个他曾经参与构建的营垒——的反叛。尽管，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这个营垒的革命，并为它夺取政权不惜献身。然而，掌权后的共产党背誓乱常，建立了一个毫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制度，实行一套与民为敌的独裁统治，与王若望早年追求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天性，使王若望痛切反思自己的过去，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自己的营垒，并义无反顾地走上反叛的不归路。
二
王若望的最可贵处，还不在于对共产党的反叛，而在于反叛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在他同侪的反叛者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若望从一九五0年代开始，就以杂文形式批判社会弊害，揭示共产党政策造成的一系列错误。到一九六0年代红色恐怖横暴的文革，他就认清毛泽东是一切灾难的祸首。一九七八年文革终场后，他受邀去各处演讲，反思文革斥责毛泽东的恣睢肆虐，是全国公开批毛的第一人。进入胡耀邦推进改革的日子，他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号，强调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鼓吹推进新闻言论自由、推动多党民主政治，由此被邓小平钦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在感天动地的八九·六四民运期间，王若望不顾自己“戴罪在身”，不惧被控为“运动的黑手”，于上海多次领头参加游行并在广场演讲。
早在一九七九年，一批青年人在上海成立“人权研究协会”，王若望欣然接受邀请出任顾问，积极参与民间反对组织的活动。一九九一年，他还在取保候审，就筹划恢复“人权研究协会”，并出版地下刊物，直到被公安破获。
在思想认识上，王若望也是无所忌讳，共产党死守的圭臬法宝典章教条——诸如马克思主义教义，社会主义宗旨之类——通通被他摒弃；共产党设置的清规戒律禁域防线——不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许挑战现行体制等等——悉数被他冲破；共产党自铸的不准触碰的瓷器陶皿坛坛罐罐——举凡台独、藏独、疆独种种——全部被他砸碎。
从共产党营垒中走出来的高级干部，彻底反叛如此的舍王若望其谁？
诗人黄翔在《野兽》中写过这样的诗句：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王若望就是这样一根哽在共产党喉咙里的骨头。
三
这样的硬骨头尽管扎痛了中共，但在专制暴政的机器里，骨头毕竟是弱小的，是难免遭受蹂躏碾轧的。早在跟共产党闹革命时，王若望就因批评领导被打成“山东王实味”，险些丧命。一九四九年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王若望难逃“被运动”的厄运，连番中箭。在毛泽东时代，他被戴上“右派”、“现行反革命”帽子，为此下乡劳动改造，蹲牛棚，坐牢，进“五七干校”；在邓小平时代，他被按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运动黑手”的罪名，为此受监视居住，再度坐牢，取保候审；在江泽民时代，他是“异见分子”“敌对势力”，为此被流放海外，不准回国，最后客死异乡。
王若望经受了中共整治异议分子的全部卑劣花样，尝遍了中共镇压反对派的十八般武艺，他身上刻满了中共在各个时期各种罪恶的烙印。他一生的遭际，是见证中共暴政的一个标本，是显示中共黑暗历史的一卷缩影。
这又是空前也许是绝后的“独一无二”。
四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开始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涯。
在海外的民运和异议人士之间，就如何推进中国民主等重大问题，也有不少分歧和争论。面对各种纷乱的思想和策略，王若望坚持原则一以贯之。
王若望不同意“六四时学生没‘见好就收’”“学生也应部份承担失败的责任”的论调，明确指出：恰恰相反，六四的最大教训，是组织者没认清中共的专制本质，运动的主流仍“寄希望于共产党的改良”，缺少“更换政权乃天赋人权”的思想指导，错过了推翻中共政权的良机。
王若望对胡、赵之后的中共不再抱希望，讥称民运中“应当与中共当局谈判”的鲰论是“自作多情”，是“热面孔去贴冷屁股”。他清醒地主张：民运应踏踏实实做实事蓄积力量，只有当民运有了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实力，共产党才可能考虑谈判。
为此，王若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过积极筹备在美国成立了民主党，以此宣示和共产党势不两立，也为推翻中共建立民主政体做好组织准备。
一九九二年后，中共开始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一时间，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民主的论说甚嚣尘上。王若望却不以为然，他敏锐地指出：套用中共保守派的话，这种推断叫“唯生产力论”，政治民主只能通过斗争争取，而不可能随经济发展水到渠成。十年后的中国形势佐证了他的预见。
在流亡海外的老一辈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的上述言行又是独一无二的。
五
中共党内出了一个王若望，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共党内只出了一个王若望，又是中国人的不幸，如果出十个，百个、千万个王若望，中国早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一九一八年，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政治遗嘱》，他在文中揭露列宁的罪恶，批判列宁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不合时宜。
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吉拉斯写了一本《新阶级》，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否定性梳理，对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清算。书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享有所有权的、垄断性的极权阶级，”“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从吉拉斯彻底否定共产党至今又过了五十多年，六四屠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也过了二十多年，王若望去世也有十年了，中国仍然没出第二个王若望。
非但如此，在中共挟持所谓的“经济奇迹”，比文革后的任何时期更蛮横、更狂妄、更反动、更残暴、更无赖、更龌龊时，中共党内仅有的异议分子，还僵化地抱持“救党”的菩萨心肠，眼睛死盯着那几个寡头，与虎谋皮地乞求他们推动政改，他们的视野不克超越体制的藩篱，就只能在改良的框架内徒劳无益地打转。
更可悲的是，在体制外甚至海外的反对派中，期待共产党自我革新、幻想共产党逐步放权等舆论也成了主流。为此，各种无原则的犬儒骑墙，无的放矢的妥协媾和言论纷纷出笼。诸如：“和共产党良性互动”；“与共产党和解共存”；即使被共产党打得趴在地上，依然宣称“我没有敌人”，不一而足。
如果王若望的在天之灵得知反对派溃败至此，除了气结，夫复何言？
幸好“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中国陷入风雨如晦的时候，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兴起了，由突尼斯和埃及草根发动的革命和王若望坚守的精神不谋而合。我们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王若望留下的精神资源必将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瑰宝。
可以坚信，王若望精神深入中国人心之时，就是中国茉莉花盛开之日。
王若望去世十年了，王若望的光辉还在闪耀，还需进一步宣讲推崇继承发扬。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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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傳 -- 獨一無二的反叛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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