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伤痛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部分
陈力 芦苇 永远的伤痛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
陈力 芦苇
我们决不忘记
中国民联在“四大”公告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即是：“
进一步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让更多的大陆人民了解到这次民主运动的全部过程和
中共当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的事实真相；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自由民
主法治观念的传播和对极权专制制度的批判。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做好对大陆民运
人士的援助和营救工作。”以此任务为重心，中国民联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和运作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所举各项，有的是在“中国民联”直接领导下做的，有
些是和兄弟组织、团体的联合行动，有些则是得到中国民联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总
之，这些成果的取得，并非“中国民联”的一己之功，而是海外民运事业共同努力
的结果。
(一)首先，民联总部因应大陆局势，对《中国之春》杂志进行了迅速的调整。在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之春》都以“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为重点，它刊登了
大量的文章，以无可否认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中屠杀人民的法西斯罪
行，揭开了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黑幕，公布了“六四”死难者名单，同时也为
很多的身陷囹圄的民运人士作了大量的宣传和声援的工作，并对“八九民运”进行
了理论的探讨和总结。
《中国之春》杂志自“八九民运”始，就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亦步亦趋、密切
配合。《中国之春》七十三期(一九八九年六月号)便大篇幅地及时地报导了民主运
动的全过程(参见“中国四·一五学潮国内外联线报导”一文)；七十四期(一九八九
年七月号)又报导“六四事件”的真相(参见“血浴天安门”)，以及柴玲的“我是柴
玲，我还活着”的录音整理，并公布了首批“六四”死难者名单。
《中国之春》刊登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文章，大约分以下几个内容
：
一、揭露“六四”事件真相，登发了一系列“六四”事件目睹者的回忆录以及照
片。
二、公布了死亡和伤残者名单。
三、将中共镇压民运人士的机密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介绍了许多被捕的民运人士的生平业绩及他们的申诉、中共法庭判决书和他
们在狱中的现状，呼吁国际社会为营救他们进行努力。
五、发表了一系列从理论上对“八九民运”进行总结和探讨的文章，并以此为主
题展开了学术争鸣。
这一段时期出版的《中国之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不仅质量有所提高，数量
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出版了《八九民运纪实》。该书近百万字，分上、下两册，于一九八九年八
月出版，由吴牟人等负责编辑。它收集了“八九民运”(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
)的各种重大事实和重大文献，所用资料主要采自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国通讯社与报刊
的报导、专论，同时也编入了来自各种渠道的北京及各地在运动中印发的宣言、通
告、传单、民间报纸及其他文献，也有一些有关人士的讲话、访问记和目击记等，
是一本较为完整的资料性、文献性而非研究性的书籍。严家其为该书写了序言，并
在序言中对该书的出版做出了较高评论，他说：“《八九民运纪实》详尽地记录了
震撼世界的这一重大事件。它的出版一定会为传播‘八九民运’精神，推进中国民
主化进程起积极的作用。”
(三)创办“六四之声”电台。“六四”事件后，由李三元、胡明、王辉云、杜刚
等留学生(其中有一些为民联成员)共同发起，在芝加哥创办了“六四之声”电台。
他们在创办过程中，条件极其艰苦，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短缺。最初的
钱都是靠留学生自己捐款，如哥大的同学捐款一千美元，马里兰的同学捐款一千五
百元，李三元自己拿出三千五百元，他们的播音就安排在自己家里，用毯子堵窗隔
音，也没有空调，坐十分钟就一身大汗。他们的播音主要是面向中国大陆，最初采
用的播音方法不固定，有每星期两小时的，也有一星期固定一天播出。后来，发展
到每天八时至九时播音一小时，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地区可清晰听到。当然，他们
的节目和美国的正规电台是没法比的，新闻性较弱，内容也比较粗糙，设备、器材
都很简陋，但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却是可嘉的。“六四之声”
电台坚持了两年多，后终因经费枯竭而停办。
(四)“六四计划”组织成立。“六四”事件前，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在联合
国广场发起请愿示威，当时有很多团体参加，成立了一个绝食团，绝食团选出了一
个委员会，最初的目的是组织绝食的运作。但到了绝食后期，大家觉得中国大陆的
形势发展很快，大清洗大逮捕开始了，他们认为不能消极地坐着绝食，而要成立一
个相对稳定的团体，长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于是，绝食团委员会的成员讨论
了一个通霄，决定成立“六四计划”组织。他们的重要成员是卢伟力、李丽嫦、王
子键等，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民联成员或和民联关系极为密切的人。这一组织的工作
目标是：搜集一切有关天安门惨案的资料，加以整理，建立一个档案库。他们希望
他们搜集的档案终有一天能在天安门前的博物馆展出。当然，在中共的高压政治形
势下，要想深入搜集“六四”事件的资料，是充满了困难的。但他们竭尽全力，能
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他们一是透过北京的亲友、同学；二是透过香港的大学生和记
者；三是注意向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搜集资料。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他们做出了显
著的成绩。例如他们通过闯关和偷运的方式，得到了一批“六四事件”的照片，而
这些照片是别的新闻媒体从未出现过的。如达姆弹打死的人和坦克车碾过学生、工
人、肠脏外露等，他们得到这些照片后，立即分发到美国的新闻界，《中国之春》
、美国的新闻媒体都采用了他们的照片，一些驻联合国的国家代表也向他们索取照
片。同时，他们还搜集了不少死难者名单、小传以及目击者的报告，并对“六四事
件”死难者的家属筹办了捐款，绝食时该组织已捐得五千元，他们通过可靠的途径
，将钱送到了死难者家属的手中。
(五)组织“六四环美自行车队”。“六四”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即六月十日
，“中国民联”成员郭城以及留学生王洪等，就开始计划搞一次“六四环美自行车
队”的行动。他们先是自行筹款，旧金山的华人杨海萍，一人就捐助了他们五千元
，还外加小汽车、照相机等，最使他们感动的，是纽约华埠老人中心，听说他们是
骑自行车环美向人们揭露“六四”真相，都积极支持，一个老人捐款一元，共捐给
了他们二百六十多元。这个自行车队由郭城、张以林、王洪、王子建等人组成，于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百日祭从纽约出发，经过了艰苦的跋涉，先北上波
士顿，然后南下华盛顿——亚特兰大—伯明翰——达拉斯——休斯顿——奥斯汀，
于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洛杉矶，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他们沿途向华侨宣传民主，讲
解“六四”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唤醒民众的救国意识，对在美的华人，起到了宣传
和鼓动的作用。在一篇回忆录里，他们描述了自行车环美的艰辛：“从纽约到波士
顿我们骑了四天，其中三天两夜下大雨，一路上就别提有多难。最麻烦的是遇上修
路，还有修车。美国的自行车高级但不耐用，特爱坏。有时候过桥不让骑车，坐巴
士又不准载单车，很使我们为难。有一次过桥，我们截了四个小时才遇上一个开卡
车的老头。起先他不同意，最后耐不住我们左磨右说，终于把我们载过了桥。”他
们沿途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郭城这样写道：“我们一路上政治影响还不错。这
一次和我上一次长跑有一个很根本的变化。三年前我搞民主长跑，，每到一地出面
迎接的都是台湾、香港的同学，大陆学生不敢跟我这个反革命接触。但这次情况大
为不同，接待欢迎我们的，主要都是大陆同学，台湾同学跟着大陆同学一块来。”
最有趣的是，郭城回忆到这样一件事：“三年前我为民主长跑路过乔治亚州的亚瑟
斯，曾经和那里的大陆留学生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他们对共产党还抱着很多
幻想，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而这一次，我们的车队又路过亚瑟斯
，当年和我辩论的留学生都主动来欢迎我们，他们说：郭城，当年你是对的，‘六
四’已使我们对共产党的幻想完全破灭。”
(六)举办“六四”画展。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六四”事件的震撼下，纽约
的中国籍画家决定搞一个以中国大陆政治为主题的画展，他们这个计划受到了设在
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的支持，由“亚美艺术中心”出面，组成一个委员会，负
责具体事宜。该计划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张保罗，系画家兼美术史学者，他同时也是
与“中国民联”关系极密切的朋友。为办此次画展，他们向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发
了五千多封信，很多美国画家、拉丁美洲画家、东德、匈牙利画家也送来了作品，
参加画展的中国画家有二十多名。画家张宏图画了三幅作品参加展览，一是“门”
；一是“最后的晚餐”；一是“毛泽东组画”。这些画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共专制制
度的罪恶本质，受到了美国艺术界的好评，张宏图在接受访问时说道：“共产党在
北京杀了那么多人，我作为艺术家也怒发冲冠……我并不过分追求政治性效果，但
出于我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人生经验，我知道艺术家是难以摆脱政治的。”张保罗在
谈到对此次画展的评价时说：“我对此次画展的评价是，艺术家的良心是最坦诚的
，参加画展的，不仅有中国画家，还有这么多美国画家和世界各地的画家，真令人
感动。现在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国艺术家都应该勇敢地站出
来，画出比毕加索的‘哥尔尼卡’更深刻的作品来，揭露中共的法西斯行为。”
“中国民联”为该画展的主办做了不少宣传方面的工作。
(七)“T计划”。“八九民运”虽然在“六四”的枪声中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在世
界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却引起了连锁反应，东欧及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一九
九零年一月十六日，“中国民联”的“T计划”出炉。“T计划”的最早草拟者是陈
军、吴牟人、宦国苍，后来参加的有胡平、徐邦泰、吾尔开希。该计划的主要目的
是：基于中国大陆目前的政局发展和东欧的经验，中国民主力量将面临大陆一系列
政治解体、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的挑战，为了因应这些挑战，“T计划”要研究出一
套具体可行的应变方案。他们认为：“提出一套可操作的应变方案，也是现在海外
的中国民主力量能否在中国大陆下一次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的思想和策略作用的关
键。”
“T计划”提出的研究大纲是：一、最可能的模式。中国民主运动未来最可能发生
的事变的模型、出现方式、大致进程和特点。面临的主要事变中是否可能出现全国
性或地区性动乱。这种动乱是否会与历史上积有的政治、民族、宗教、宗法派别斗
争纠缠在一起。如何应付这类动乱。三、军队。如何使军队在民主运动中保持中立
，或者使军队采用各种方式支持民主运动，反抗独裁者。如何最小限度地使用军队
推翻独裁体制、如何防止避免军队中的派别冲突。在民主运动初步胜利后，如何尽
快使军队退出国内政治，如何使军队摆脱政治影响，让军队国家化。四、警察及治
安。保证警察在社会治安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使警察按照法律保护民主运动。解散
“群众专政”体制。及时释放政治犯，严格依照法律惩处刑事犯罪份子。五、宪法
修改。如何适时提出修改宪法任务，采取何种程序修改宪法。拟定“民主中国宪法
(草案)”。六、民主选举与人民代表大会(议会)。解散原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
地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与程序。何时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全国议会选举。在全
国大选前是否需要一个过度阶段。竞选机制的引入。七、政体结构。除全国议会(人
民代表大会)，是否还有保留原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必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结构设计与变动。“三权分立”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实施方法。国家元首制度。
内阁构成。八、政党制度。如何处置原有独裁政党及原有八个“民主党派”。要不
要解散共产党或由共产党改革派自行改组。制定实施“政党组织法”，允许公民自
由组党。多党制的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府分离。九、新闻自由。制定实施“新闻法
”，保障公民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出版社的民营与民办。
是否再设立官方通讯社和政府中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十、企业与工会。在政治变
动中保护已有生产力和经济设施。迅速实施市场经济、保护和发展真正的与官僚集
团无联系背景的个体经济或其他民营集体经济企业。发展原有的国营企业、明确产
权，进行有效变革。保障原有企业经济活动的法令。建立自由工会和工人自治问题
。十一、保障国家财政。原有银行、金融体制的保留与变革。如何追回官僚贪污集
团在海外的资财，取缔与官僚集团相勾结的企业(官倒)之经济特权。十二、农业与
农民。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农村物资供应的保障，不误农时发展农
业生产。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实施。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土地改革的实施。农村公
有设施的保护及使用。十三、市场与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主要是粮食及副食品的
保障。此外，还有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及台湾问题。海外民运人士的作用及国
际关系和外交问题。
在执行对“T计划”的研究中，“中国民联”获得了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研究成果
。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都发表在《中国之春》上。
(八)“中国之音”广播电台成立。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
在旧金山成立了一个叫“中国之音”的广播电台，“中国之音”广播电台每天上午
在北京时间五点到六点播音，星期天重播星期六的节目，“中国之音”的播音频率
是15280千赫。他们的节目分十四个单元，名称大体是：“参考消息”、“自由评论
”、“八千里路云和月”、“神州夜话”、“外面世界”、“真人真语”、“六四
的伤口”、“海外民运”等。徐邦泰在谈到开办广播电台的目的时说：“中国大陆
在海外有十几万学生，他们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也办了各种杂志和报纸。我原来
是学新闻的，在我看来，对中国大陆能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广播。所以，我就产
生了创办电台的想法。”该电台最早起播的五千元钱是由旧金山湾区的华侨援助的
，后来得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鼎立相助。“中国之音”电台以介绍中国为主
，常选用《中国之春》、《争鸣》、《九十年代》、《开放》、《民主中国》等杂
志上的精萃以及各家报系的消息，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九)加强对外联系，拓展海外民运活动空间。从八九年下半年起，“苏东波”大
潮汹涌。民联不失时机地加强对外联系。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时
刻，民联及时地、旗帜鲜明地表态坚决支持。在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下令武力镇
压罗马尼亚人民的民主运动时，民联立即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民联副主席黄奔和《
中国之春》主编丁楚还派遣民联成员、《中国之春》杂志的记者、编辑扬漫克迅速
前往罗马尼亚进行第一线采访，并带上中国民联致罗马尼亚新政府的贺信和民联筹
集的捐款。在赴罗马尼亚采访过程中，杨漫克还顺道采访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
海外华人带来了最早的第一手报道。此后，杨漫克的足迹踏遍了东欧、苏联以至古
巴，写了大量的报导、专访，后来还出了一本叫《东欧创世纪》的书，受到广大读
者的热烈欢迎。
不少民联成员还参加了一九九零年四月的柏林国际论坛会议，在会上与来自苏联
、东欧各国的民运人士交流看法，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在随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之
行中，胡平与当地的民运人士和民运刊物进行接触并接受采访，采访记要以显著篇
幅刊登在布拉格的一家民运报刊上。与此同时，民联还在苏联、东欧多国先后建立
起联络站和杂志发行网点。
在此期间，民联也大力发展和香港、台湾方面的关系。民联积极支持港支联的工
作，多次协助香港的民主力量从事对大陆民运人士的救援工作以及协调开展联合行
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民联主席胡平偕同其他民运组织和机构的一行十余人联袂
访问台湾。这也是以民联组织的名义第一次在台湾的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胡
平拜会了台湾朝野、政界文化界多方人士，参加了各种研讨座谈会十余场，向台湾
人民系统地阐述了民联的宗旨、立场，以及对时局和各种重大问题的主张，受到广
泛好评。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一类敏感复杂的问题上，普遍都认为胡平的讲话“中肯
平实”。通过访问，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并为今后进一步推动大陆民运提出
了一系列积极的设想。
九零年十月，三民主义大同盟在美国德州休士顿举行会议。民联排出了坚强的阵
容。在大会发言和分组发言中，民联成员分别从总部工作、组织建议、杂志的编辑
与发行、基层活动及大陆工作等各个方面，向大会进行了内容充实的报告，展现了
“中国民联”的团结精神和整体行动能力，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散步行动与白衣行动。一九九零年四月，《中国之春》编辑部刊登了一份以
北京市民的名义写的“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的传单，传单呼吁：“一切追求自由
民主的爱国同胞们，请在四月一日以及四月五日这两天，再一次相聚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并不是要去天安门集会游行，我们只是要去广场散步游览。这不要批准，也
无法禁止。我们可以一个人独自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队去。我
们不要举旗帜标语，我们只需在广场自然地走动。我们可以歌舞，可以欢乐，可以
悲伤。我们也可以仅仅是沉默，只要我们相视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们伸出两
指，就心心相通。我们用无言交换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达明确的意愿，用平静展
示强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站，它就会成为全世界瞩目
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广场上平静的人群，充分领悟到它的全部内容和全部
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民联”还写了专文说明，指出，到天安门散步“我们认为是一
个极好的设想。”“请大家把这份传单剪下来，贴上邮票寄回大陆，寄回北京，寄
给一切我们知道通讯处的人……‘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中国民主运动的再出发
，就取决于我们每一个具体行动上。”
一九九零年五月，《中国之春》杂志再度刊登了一份“白衣行动、悼念国丧”的
传单，号召中国人在六月四日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我们对“六四”英
魂的悼念，传单说道：“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当局永远分
不清在众多的穿白衣服的人中，谁个是表示悼念，谁个是纯属偶然。是的，那个坐
在火山口上、终日惊恐不安的专制统治集团甚至可能悍然下令禁止人们在六月四日
这天穿白衣服。仅此一点，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极端虚弱，在历史上
留下千古笑柄。我们可以装聋作哑。如果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你今天要穿白衣服？我
们就反问他们：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为什么今天不能穿白衣服？”
“中国民联”总部又对这一传单写了“说明”，他们再次呼吁：“我们热切地希
望一切关心中国民运的人士，继续采用各种传播方式，包括广播、报刊、书信、电
话、传真、会议和耳语，让这份传单的内容尽可能广泛而迅速地深入到全国各地。
”
后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两份传单原来是民联
总部配合国内民运人士拟定的，‘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是一次运用得当的策
略尝试”，“当初我们想到这个主意时，主要着眼点在于‘低风险，高效益’。人
们对六四屠杀愤怒至极，大家都想表达出来，但还是怕中共再次镇压，而散步和穿
白衣的行动既能收到表示抗议的目的，又把风险降至最低点。”胡平还说了句很风
趣的话：“如果策略得当，养鸟协会也能抗争。”
这两份传单刊登以后，四、五、六月期间，“民联”便同其他海外团体一道，利
用发信、传真、打电话等种种方法大量把消息发回国内，许多没有参加民运组织的
学生这一次都乐于参与，据一些民联支部的报告，仅民联肯塔基一地，发信的邮票
费就花了五百元，发出信件上千封。当然，传入的总数无法得知，但从当时的新闻
媒体传出的消息来看，北京人皆奔走相告，相信传入的份数相当可观。
由于“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具有可行性，中共当局紧张万状，在四、五、
六月间，中共都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又下红头文件，又封闭广场，又四处布兵，
更有甚者，甚至禁令六月四日穿白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广场散步”和“白衣
行动”均未达到可观的结果，但中共的表演却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计划的成功。英国
“经济学家”发表专文，引用了驻京外交官的话说：“这是民运方面的大成功。”
外国电讯将中共封闭天安门广场事件称之为“中国奇怪的稳定”。据悉，前美国驻
京大使洛德的夫人，在一次公众场合下说：“荒唐滑稽害怕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政
权可能长久吗？”
除“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外，“中国民联”还进行了多项颇具有策略的运
作，如：发动民众对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家属关心照料，为被捕人士捐款，并把
钱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他们手中。在此期间，仅经民联主席一人之手，向大陆民运人
士输送捐款就达一万三千美元。后来的材料表明，这笔捐款全数送到了国内民运人
士手中，并用到了最有用的工作上。发动民众记“变天帐”，对那些死心塌地、为
虎作伥的人，记下他们的名字，有朝一日，受到历史的惩罚。利用中共尚有的空间
展开合法斗争，例如“民联”曾传送消息，号召国内人民在基层人代的选举中，选
出真正具有民意的代表。结果，逼迫中共下令推迟了选举。在中国大陆召开亚运会
的时侯，“民联”还发出了传单，号召中国人民到亚运会去，用你认为“合情、合
理又合法”的行动，和外国人接触，揭露中共专制的罪行。
(十一)盯住北京的审判。一九九一年一月，中共趁着波斯湾硝烟弥漫，国际社会
的注意力从中国大陆移向中东之机，开始对“八九民运”的被捕者进行了非法的审
判。这清楚地暴露出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制裁和谴责而一意孤行。为此，“中
国民联”、“民阵”、“全美学自联”、“人权民主基金会”于一月七日，联合署
名写了一篇“睁大眼睛、盯住北京的审判”的文章，呼吁“一切受良知的中国人，
一切希望中国进步的国家、政府和友人们，请和我们一道行动起来，坚决谴责和制
止这一严重违反人权的行径。”一九九一年三月，《中国之春》评论员路边又发表
了“北京审判：以悬念制造恐惧”一文，指出：“毫无疑问，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
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所坚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正
义立场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敬仰。他们有功而无罪。对他们的逮捕、判决完全是
非法的、不公正的，是对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同一期，还登载了何频的“从‘
六四’大搜捕，到九一大审判”的文章，披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对“八九
民运”的参与者的大搜捕以及八九年对一批平民百姓“快审重判”和九一年对一批
民运领袖人物的大审判的内幕。
为因应中共对民运人士的大审判，“中国民联”除展开力所能及的营救工作外，
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身陷囹圄的民运人士的生平事迹的宣传、公布审判的真相、刊登
他们的申诉以及中共检查院、法院对他们的起诉书、宣判书等，以期引起国际社会
的关注，对中共违反人权的行为施加压力。
大审判期间和之后，《中国之春》先后登载了王丹、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
李贵仁、莫莉花、萧雪慧、刘刚、刘苏里、吴学灿、鲍彤、张伟国、王新龙、葛湖
、尹进等多位被捕民运人士的专文，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
，也给中共对民运人士的审判造成了压力。
总之，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中国民联”一步步壮大起来了，在组织运作上也
逐渐走向成熟。
其间，也出现过一些曲折，如“抓中共特务”的风波。“抓中共特务”的事件自
民联成立以来，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对“抓特务”的问题，民联总部负责人所持的
态度是：由于民联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中共即便派遣特务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至
于一些需要暂时保密的工作，总部特别注意慎重选人。总之，对特务一是要提高警
惕，但又不可轻信，特别在组织处理上，更要慎之又慎。所以，一般来说，“抓特
务”风波，虽然在外界造成了颇大的舆论，但对民联的组织实际上并没有造成什么
大的损害。
再一件事就是胡平的“辞职”。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八日，胡平向民联联委会和
监委会提出“辞职”，要求联委会在一周内对新的总部人选作出安排。造成胡平的
“辞职”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民联战线拉的过长，造成经费的短绌，出
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胡平自觉有难咎之责，故本着自责的态度提出辞职。为此，
七月四日至五日，“中国民联”在华盛顿召开了联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该会议通
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一、宗继详委员提出的关于修订民联财政预算的议案
。通过精打细算，每月全盟开支将缩减百分之二十。二、吴方城委员提出了中国民
联辞职法，自此，今后有关领导人的辞职将有章可循。三、徐邦泰主任委员提出了
增设联委会副主任的议案，以此进一步加强联委会的运作。胡平经过考虑，收回了
辞呈。为了减缓民联的财政困难，民联总部采取了一系列节源开流措施，终使财政
有了好转，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印地安那州普度大学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张益唐同学
，一次就向中国民联捐款三千元。他说：“作为一个盟员，我对于总部最近遇到的
困难极为关切，我愿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自己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