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47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
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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