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文革报》

阎志峰

    几个高中学生谈得很投机，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问世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少年中首先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的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文革”中特有的文艺现象——红卫兵文艺。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　

《中学文革报》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并且迅速传播全国的。　

1967年初的一天，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在马路上看到《出身论》，觉得很好，文章上留的地址是北京六十五中的遇罗文。牟志京和同学王建复就去找遇罗文，他们谈得很投机，就想把这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出来，以扩大宣传。他们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　

说干就干。这几位高中生迅速行动起来。王建复和牟志京从学校借出500元钱。几天之内，他们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几个人忙了几天几宿，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遇罗文、王建复和牟志京这几个高中生，又找来许多同学帮忙，包括他们的弟弟、同学，队伍里还有女生。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工作，常常由年龄小一些的初中生来干；他们这几个高中生，接待来客、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遇罗文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也写写社论和短文；遇罗文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三位高中生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他们干不可的事以后，他们还会拉上女生一起去卖报，让女生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刊登《出身论》，《中学文革报》一炮打响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　

这一期报纸的主打文章是《出身论》，像《出身论》这样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人们佩服作者出众的文笔和材料的广泛，猜测着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卖报的场面非常动人，热情的读者把几个卖报人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他们不得不规定每人限买5份。有时他们把报纸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200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　

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中学文革报》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2元钱去买原本2分一份的报纸。　

《出身论》何以受到人们如此的欢迎？原来，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被称为“鬼见愁”，它所标榜的社会种族主义，成为萦绕着一大批青年人命运的噩梦。8月2日，陈伯达在接见“鬼见愁”对联的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此后，更有人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　

《出身论》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写出来的。文章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200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他的亲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出身论》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　

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名副其实的主笔　

写作《出身论》的人，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这一年他24岁，是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遇罗克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1950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8岁。他生得温和、宁静，眼神充满智慧。在学习生活中，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　

在已出版的7期《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成了该报名副其实的主笔，但他却是一个隐名英雄。报纸每一期都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撰写（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其实它的作者是遇罗克。遇罗克还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而且寓意深刻的题材，比如：“北京×××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县某中学，有这样一个通令：出身好的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惟一理由是：组织不纯。遇罗克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鼓励弟弟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弟弟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