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遇罗文,是1998年底。当时和两位朋友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一直设法与罗文联系,找了许多线索,最后都中断了。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原来,他看了报,通过编辑查到我的电话。但此时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当时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他相识后,我们一起去人民大学参加过与学生社团的对话,一起去拜访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烈士的两个女儿,也一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之列,长时间地被拒于公共话语空间之外,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和我都是老三届,年龄比我稍长。他和他的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他文革中两度入狱,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哥哥更是思想烈士。用牢狱钳制思想,不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现象。区别只是在于有人记录和无人记录。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也应当有人记录下我们中国人经历的苦难。于是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
罗文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不愧是遇罗克的合作者和《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者。虽然多年从事技术工作,不与文字打交道,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我的感觉是,他不但是位苦难的承当者,也是一位十分到位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文笔准确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到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取了一个朴素而意味深长的书名——《我家》。我介绍他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郭沂纹。由郭女士担任责任编辑,第二年此书正式出版。
2001年,罗文决定移居美国。那年他已经54岁。他在北京有房有车,日子过得不错。美国回来的朋友劝他,那边是年青人的天堂。像你这把年纪,语言又不通,再去闯生活,压力太大了。他还是乐观地说,我去了没问题。
2004年秋天,我去美国,又一次见到遇罗文。这次见面,觉得他比三年前瘦多了。原来,他到美国后,从事房屋装修,干的都是体力活。太太马淑玲,春天刚来,语言不通,经济压力很大。他这么大年纪洋插队,居然挺过来了,而且很快适应了环境,并且有了房子,周围的朋友却对他刮目相看。我想,罗文毕竟是经过大苦难的人,不但坐过牢,还在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的知青,现在累一点,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罗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清华大学毕业,到美国后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小儿子上中学,将来考大学,经济压力很大。朋友建议罗文让小儿子当兵,读大学可以免收学费百分之八十。否则,为孩子挣学费太难了。美国军队只作荣誉、诚实、责任教育。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已经到了不良少年的边缘,参军后精神面貌大变,很快就懂事了。
那天,遇罗文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他的新家安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曾是美国第三大城,现在衰落了。遇罗文家住在一个古镇一条街的末端,风景很好。他用八万五买了一座上百年的老房子,因为曾经失火,要全部重新修。他目前主要是给当地华人搞装修,设计施工都是他们夫妇二人。每月收入还可以,但一天也不休息。因为接待我,才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说,如果突破语言障碍,给洋人装修,收入会更好一些。他们重建自己的家只能在业余时间。装修好这座房子,可升值到25万美元。这样罗文就有家底了。他本来想请我们吃当地有名的螃蟹,我说,这几天上火嗓子疼,于是马淑玲做了北京炸酱面。
这个小镇有130多年历史,店铺一家挨一家,都保持着当年的旧貌。建筑古色古香。出售的商品大多是美术工艺品和古董。白天游人很多,停了很多车,据说到晚上就空了。看了这条街,可以理解外国人到中国为什么喜欢丽江、大理洋人街或阳朔西街。我们的老街其实是复制了外国的老街。
遇罗文陪我一边逛,一边说着话。仿佛所有的时光都凝固了,只有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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