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
王斌：今天回望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斌：《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
礼平：其实你关心的是我的经历：这个礼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他真的抄了人家的家了？(笑)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开头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革”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今天还在。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王斌：他们都是你们红卫兵的头头吧？
礼平：可以这么说。但那时他们可全都是反对红卫兵的。
王斌：那时反对红卫兵会冒很大的风险。
礼平：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像上官婉儿、冬妮娅，还有苔丝，等等，让人生怜。而这回我亲眼见到了，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至于这个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唐双津和这家旧军人的孙女之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至少是认识的。因为唐双津参军后，于1975年牺牲在了一次作战中。第二年，我写了这部小说。
节选自2009年第三期 《上海文化》(双月刊，上海作协主办，吴亮主编)。原标题为《只是当时已惘然》。此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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