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政经商活动之现状


林长盛


一、前言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上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官员经商，因为官商合一必然
加重对民众的盘剥，最後导致政治腐败，以致政权丧失，所以历朝历代均严厉禁止
官员从事经商活动。在中共夺取政权时，也是以“官僚资本主义”攻击国民党，争
取民众支持。然而今天大陆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共党政机关与干部却以中国历
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摸地经商谋利。
      中共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从八十年代初中期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的现在，
已经历三次高潮，而且是一潮高过一潮。一九八三到八四年，是中共党政经商的第
一个高潮。在短短两年间，各种公司一下子激增到近三十万家。一九八五年，中共
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并规定干部不准经商，经一年的整顿，把近三十万家公
司压缩为十八万家。一九八七年中共党政经商热潮又起，各机关相继开办公司谋利
。到一九八八年初，各种公司又增加到三十六万多家。一九八八年底，中共又开始
清理整顿各种公司，加上“八九民运”的冲击，党政机关与干部经商热潮才有所冷
却。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鼓动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於是山西、
贵州等省市率先以鼓励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来响应发展市场经济的号召，河北、江
苏等省市立即跟进。随後中共中央在五月发出容许机关和干部兼营商业活动的“四
号文件”；中共国务院六月又发出“关於发展第三产业的通知”，鼓励机关干部创
办服务业。於是中共党政机关和干部下海经商热潮再起。一九九二年公司登记数激
增到四十八万七千多家，比一九九一年年底净增近二十三万，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八
点八。一九九三年十月，中共又对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作某些限制，但这第三次经
商热潮仍在篷勃发展，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
      中共党政机关与干部经商现已成为中国大陆的重大社会现象，对大陆经济与
政治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大陆加速走向市场经济与後邓小平时代即将到来的今天
，研究这一重大社会现象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即试图对中共党政机关与干部
经商的动因、规模、方式及其影响，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并希望从中得出一些结论
。

二、中共党政经商活动之动因

      中共党政机关与干部经商的根本动因，与中共的经济改革紧密相关，三次经
商热潮的兴起都发生在中共经济改革的高潮之时。一九八三与八四年的第一次经商
热潮，正是中共开始城市经济改革的时候；一九八七和八八年的第二次经商热潮，
是中共推行价格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一九九二到现在的第三次经商热潮，则与中
共全面推行市场化经济相伴而来。具体而言，中共党政机关与干部经商活动的动因
可分析如下：

党政机关经商的原因
      中共党政机关从事经商活动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如何适应来自中共上层推动
经济改革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共做事行为历来是运动式的
，搞经济改革也是如此，每当上层推动的经济改革高潮到来时，各党政机关均不得
不有所行动以跟上形势；二是中共经济改革的本质又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变，要求将党政机关管理经济的职权转让给经济企业部门。在改革的压力下
，各党政机关的领导既不能不采取改革措施，否则官位难保，又不愿放弃手中的即
有职权，於是举办各种公司就成了既追随改革政策，又维护本身即有职权的最好方
法。
      在作法上，各党政机关一般是将原有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转变成为归属自己管
辖的企业公司。如中共商业部在一九九一年的机构改革中，办起十五个公司。中共
国家银行同样搞了许多下属经营性公司，如证卷公司、股票公司、房地产公司以及
各种名目的信贷投资公司。这些党政机关建立的企业公司，不仅仍受原机关的控制
，如商业部办的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由商业部的厅局长当老板，其中“中国植物油
公司”总经理由规划调解司副司长文绍昨担任，“中国饮料公司”总经理则是商业
部办公厅副主任；而且那些公司也利用原机关的权力与资源谋利，如中共国家银行
所建立的各公司就是拿国家的钱去投资盈利，赚了钱就用来发奖金、盖办公大楼和
职工宿舍。党政机关兴办公司的结果，是既紧跟了中共的改革政策，又维护了各机
关的原有权力，实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最佳写照。
      利用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机会谋取本单位的利益，是推动中共党政机关经商的
另一主要动力。中共党政机关与其他的经济与文教等单位一样，都需对本单位职工
的奖金、住房和子女就业等经济福利和物质利益负责。因此，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在
这方面的要求，会对党政机关领导形成很大的压力，在其他机关福利优於本机关时
，这种压力尤其沉重，於是各党政机关领导纷纷组织本机关经商。具体而言，党政
机关经商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获取额外收入，以给本机关干部提供福利，包括领导
干部的挥霍浪费与物质享受。如湖南省彬州市国土管理局在一九九二年创办了“彬
州市土地开发综合服务公司”，将代征、统征土地的职能转移给该公司，结果该公
司在一年内通过收取土地征收费获利七十六万元，并将统征的三片土地高价出售，
又获利一百八十二万元。彬州市国土管理局於是用这笔钱给干部职工发奖金和实物
补贴，购买高级小轿车，并组织干部、职工乘飞机到外地，甚至到外国旅游。大部
分党政机关还将经商所得收益，用来为本单位干部职工修盖住房。为本机关干部职
工子女提供就业的机会，则是党政机关经商的另一重要目的。比较而言，职工住房
与子女就业是两项关系重大的福利，中共上层也乐见各机关能自行解决这些问题。
即使清理和整顿各种行政公司，中共仍容许党政机关用公款举办的服务和劳动公司
存在，以解决职工的住房和子女就业问题。
      应付精简机构的压力，是中共党政机关经商的又一动力。中共党政机关的庞
大世上无比，官满为患已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重大问题。现在各地政府机关都是党委
、政府、人大、政协与司法五个机构；每个部门又有老、中、青三套班子。於是，
南方某省的政协出现了十四名正副主席；一个仅有七万人口的小县，也会冒出正副
县长十三人。到一九九一年底，全国靠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千三百
八十六多万，干部与人口的比率已从中共建政初期的一比二百九十四上升到一比三
十四。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必然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变，党政机关的职能也必然跟着缩减。因此，从财政开支和编制人员两
方面都需要精简党政机构。
      但对任何党政机关的领导而言，精简机关人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
大陆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把多余的机关人员推向社会，实际上意味着
被精简人员的死路一条。一九九二年初，中共推行“砸三铁”政策，结果一些被砸
了饭碗的工人就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人身报复。尽管机关干部一般不会像工人那样
以暴力来对抗精简，但显然不能一推了事，而必须被那些被精简的人员有所安排，
於是各党政机关纷纷兴办公司，以容纳被精简人员。正如一九九三年中共国家工商
管理局一位负责公司登记的官员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走“小政府，大社
会”的路子已成为必然，政府职能必须转换，各党政机关办公司的作用之一就是为
臃肿机构精简下来的工作人员予以安排。另一方面，由於党政机关所掌握的权力与
控制的资源，也使它们比较容易通过建立公司的方式安排被精简的人员。如据一九
九四年第一期的中共<党风月报>报道，某城市一个区的机构改革後，将五个部门合
并为一个计划经济委员会，机关干部由原来二百人减少到六十人，於是建立五个公
司以容纳被裁减的一百四十人。

党政官员经商的原因
      中共党政官员经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的大力推动。中共从转变政府职能
和精简党政机构的目的出发，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一直鼓励党政干部脱离机关参与
经济与其它实业活动。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公布了「加快发展第
三产业的决定」要求各地“积极鼓励行政人员从机关分离出来，从事服务行业，大
力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尽可能多地吸纳从机关分离出的人员，为政府机
构改革和精简人员顺利实施创造条件”。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公开说，党政机关干部
“与其在机关里为争五元钱的奖金而苦恼悲伤，不如出去搞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
元收入的大产业，每人每月得到五百元奖金又有什么不好呢？”中共总理李鹏也讲
：“我国干部中的人才不少，但是他们的力量没有释放出来，要动员三分之一到二
分之一的人才，分流到从事经济、科技、外贸等第一线去。”
      在中共上层的鼓动下，大陆各省市纷纷推出各种措施，鼓励党政干部下海经
商。一九九二年春，山西省不少地区作出决议，鼓励党政干部自办或与他人合办经
济实体。贵州省也实施鼓励政策，规定党政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可以兴办和主管经
济实体；可以在企业入股分红；可在企业兼职，甚至出任董事长。此外，一些地方
领导还身体厉行，亲自出马带头经商。如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侯玉德周末上街摆摊
卖书；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则花钱租地摊卖货，於是市委和市政府的党政干
部纷纷仿效下海经商。
      市场经济发展对计划经济的冲击，是造成大批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的一大动力
。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原在计划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党政干部开始失落了，他们
的特权地位与物质利益丧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离开了政
府管理的渠道。现在投资可以贷款和自筹，生产资料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员工可以
自由地招聘，於是党政干部管钱、管物、管人的权力就越来越少。而且随着市场上
的商品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以往只有干部才能买到紧俏商品的特权也就失去了意
义。这样机关干部作为一种职业，以往那种众星拱月的特权和优越感消失了。更为
严重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其他职业在物质收益上，远远超过党政机
关的干部。现在个体户、私人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企业承包人、三资企业中方经
理、科技人员、演艺界明星等人员的收入远远高於党政干部。於是，党政干部作为
一种职业在物质上的收益大大落後了，出现所谓“政治地位高，经济地位低”的局
面。
      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化，打破了党政干部的优越感，以往那种“万般皆下品
，唯有作官高”的官本位观念失去了市场。在“机关干部贬值比人民币贬值还快”
的压力下，中共党政官员阶层发生了分化。一些感到靠工资养家糊口力不从心的干
部，开始相信“三个诸葛亮，收入不及小皮匠；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开家小厂，
胜过省长”的信条。而且早先下海经商的党政干部，绝大多数状况都比在机关时好
，这又不能不引起仍在机关工作同事的心动。地位与利益的失落，加之机构精简的
压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离开机关，或准备离开机关下海经商。如一九九二
年东北某地区对党政机关干部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一半的干部希望继续在
机关工作，另一半则希望离开或坚决要求离开机关下海经商。
      寻求发挥才干的场所，是一部分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的原因。长久以来，在计
划经济的一元化体制下，党政机关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行使着众多的职能，荟萃着
大量的人才。但是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市场经济发展，使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庞大党政
机构逐渐失去了以往的众多权力与职能，结果在本来就膨胀无比的党政干部队伍中
，越来越多的人无事可作。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在党
政机关之外发挥才能的场所与机会。於是不少在党政机关无事可做，或无法发挥才
干的干部，就离开党政机关下海从商。如几年前被任命为北京某区副处长的徐某，
以前一直认为“在中国要干点事，必须走当官之路”。他也由区到市，由市到中央
；由副处到正处，由正处到副局，仕途在同龄人中可谓顺畅。但在一九九一年，他
毅然辞官从商，理由是：“干这行，更能体现我的价值!”又如北京某局的一位副局
长，当上级要提升他时，他却把目光转向快餐业，离开机关自开门户，经过一番苦
干，终使生意兴隆，分店遍布京城。
      在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主导的形势下，下海经商确实也为许多党政干部提供了
施展才干的场所。以往由於“官本位”的吸引力，不少党政干部的自身素质很高，
再加上当干部的经历与关系，自然使他们下海经商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一些优势。
有人概括干部下海经商具有六大优势，即有到大企业和公司当高级职员的能力；有
从事工商及其他事务的谘询能力；有作为经记人沟通市场的能力；有创办各种经济
实体的能力；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有在一些非政府组织中任职的能力。具
有这些优势的党政干部，自然也会在经商的大海中施展自己的才干与抱负。

三、中共党政经商活动的规模与方式

党政机关经商的规模与方式
      从三次经商热潮中，可看出党政机关经商的一些规模。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的
第一次高潮中，公司近三十万家，後经清理整顿剩下十八万家。在这次经商高潮中
，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党政机关开办的，属於干部个人开办的公司较少。八十年代末
期兴起的第二次经商浪潮，公司超过三十六万家，经整顿清理後到九十年代初剩下
二十五万多家。这时兴办的公司已不仅只是党政机关办的公司了，有不少是由干部
个人，尤其是大大小小“太子党”所办起的公司。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所带动的
第三次经商热潮，势头远远超过前两次。办公司经商席卷全大陆，党政机关办公司
，文化单位办公司，大专院校办公司，军事机关也办公司。目前在大陆，没有办公
司的党政机关几乎没有。据中共国务院经贸办负责人介绍，到一九九二年底全大陆
注册公司达四十八万七千家，其中二十二万九千家是一九九二年新增的，多数是官
办公司。如某省直属机关办了四千零六家公司，甚至一个区的三十三个部门就办公
司七十三家。像中共中央党校这样纯意识形态机构，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的几个月
中，也办了十多家公司。
      党政机关经商主要是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垄断市场、原料和资金进行谋利。
用权力垄断市场，是党政机关经商主要手段。如南方某镇的党委和政府开办了一个
商贸公司，无一分钱资本，注册时由镇政府出面借了三万元的查验金，在帐面上停
留七天，应付过县工商局查验後即归还原主。然後镇政府向属下各村发下通知：今
後化肥、农药、农业资料等必须向该商贸公司购买，而且所有商品均比一般商店高
出十到数元不等。又如某县经营鞭炮利润极高，该县公安局於是开办三家经营鞭炮
的公司，同时规定销售鞭炮必须要有公安局的许可证。但该公安局却以种种理由拒
绝发给过去经营鞭炮的公司许可证，於是那三家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垄断了本地的鞭
炮市场。
      垄断原料的最典型例子，是对“价格双轨制”的利用。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
第二次经商热潮时，各党政机关公司纷纷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权
力和关系，按计划价格搞到紧俏商品，然後加价数倍在市场出售，从中谋取暴利。
如一九八八年八月全大陆最大铝制品厂的“天津制铝总厂”由於铝价暴增，被迫宣
布停产待料。以後的六个月间，该厂接待了六百多位介绍铝锭的人员，很大一部分
来自省、市级以上党政机关办的公司。一九九二年开始的第三次经商热潮中，党政
机关更利用金融管理的混乱，垄断资金大干“炒房地产、炒股票、炒期货、炒贷款
”的生意。当时最为突出的是中央银行领头，各地银行跟进，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
证卷公司、股票公司、信贷投资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用国家的钱去投资盈利。    
  利用掌握的某些特殊资源，是党政机关经商的另一种方式。这些资源包括特殊的
场所、房地产、後勤设施等。如一向为中共召开重要会议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十
年代中期建立公司大搞经营活动，先後开办了“华堂食品快餐公司”、“华堂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以及培训厨师与服务员“华堂人才开发中心”。此外，它还对向外
租借会议场所。一九九一年大会堂商业活动收入达两千多万元，一九九二年更突破
三千万元。专门用於招待外国贵宾的钓鱼台国宾馆，也对外社会开放赚钱盈利，只
要有钱就可以在钓鱼台国宾馆开晏或住宿。如杭州一个小小的校办营养食品公司花
钱租钓鱼台国宾馆，设晏召开人才招聘会议。归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的天安门，在
经商热潮中也对外开放，招揽游客盈利。
      一些党政机关经商更走到拍卖官府衙门的地步。最早拍卖衙门是山东省青岛
市政府，它先用特权在市郊征收土地，盖起新办公大楼，然後将原靠近商业中心的
办公大楼拍卖。杭州、南宁、宁波等城市的政府大院也相继被拍卖。据不完全统计
，全大陆已有数十家省、市政府的机关大院被拍卖。至於地方党政机关拍卖大院就
更多，如武汉市数家市级机关大院被拍卖，其中最大的拍卖案是武汉市委党校将三
十多亩的校园连同建筑以一亿两千多万元卖给港商。还有更多的党政机关将机关院
墙推倒，改装成精美豪华的店面，然後出租或自营。
      中共党政机关经商活动的一个非常方式，是将以一些本非商品的东西商品化
，或将一些行政事务商品化，以从中谋利。非商品东西商品化的最典型例子是出售
户口。现在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城镇户口向农民出售。最先开始的是安徽省的来安县
和全椒县，一个城镇户口以五千元公开标售，短短几天两县各收三百多万元。一九
九二年此法风行全大陆，据统计一年间共出售一百多万个非农业户口，全部收入估
计在一千亿元人民币左右。行政事务商品化则是将本应由政府办理的事务，交给属
下的公司收费办理。前所提的湖南省彬州市国土局将土地登记与税务征收转交给自
己办理的属下公司，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专门从事这种业务的公司，通常被称为
“翻牌公司”，即指该公司不过是原机关另挂一个牌子而已。

党政干部经商活动的规模与方式
      市场经济的引诱和机构精简的压力，使中共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成为一种社会
潮流。下海干部上至邓小平的儿女，下到一般科室人员；在职的干部下海，退休的
干部也下海。如邓小平女儿邓榕除众所周知为邓的秘书外，还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任
职，同时还是“北京华商集团”的董事长。该集团在上海、广州和深圳均设有分公
司，主要经营高级房地产。一九九四年十月邓榕亲自到香港，为该集团的“深圳华
越实业有限公司”推销房地产。著名太子党的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诚走的更远
，一九九二年在四十四岁的黄金年月，完全放弃了官位，办起私营公司来。不过从
整体看，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的主体还是中下层的处级干部，主要原因是处级干部人
多、权微、收入低，呆在机关利益不大；且又大多年轻、教育程度高，下海有利条
件多。
      党政干部下海经商的方式很多，有全下有半下，有公开有秘密，因此中共官
方到今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其规模之大，人所公认。以下是些片断的材料，一九
九零年商业部机构改革，一千多名干部下海，占该部人数一半还多；辽宁省在一九
九一年有近四万名干部放弃仕途走上经商之路；该省一万七千多名专职团干部中，
四千多人离职经商；山西省运城地区一九九二年有二千五百多名干部走出官场到商
海弄潮。北京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的一个月就新增公司两千个，其中百分之四十为
原党政机关干部所办。这几年北京两万多名干部将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等待下海
，其中许多是科、处级以上干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几个月，内地六省市官员办的
公司就超过七万家。据中共有关部门的保守估计，党政干部经商有几百万人之多。
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摸的官员经商活动了。
      党政干部经商的方式各种各样，一个主要方式是开办经贸公司，承包生产企
业或从事个体劳动。如辽宁本溪团委干部程小平一九八三年辞去公职，先干个体卖
菜，後搞起一间涂料作坊。到九十年代初发展成员工二百人，科技人员四十多名，
注册资金三百万元，年缴税四十万元的生产企业。又如一九八五年，广东省惠州市
四百四十九名干部离开机关，办起各类生产企业三百一十七家，到一九九零年这些
企业产值已达十四点九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近五成。另据统计到一九九一年
底，全大陆有近二十万党员干部从事个体经营。
      到外资、三资和私营企业任职，是党政干部下海的一个重要去处。外资、三
资和私营企业一般工资高，待遇好、机会多，对党政干部颇有吸引力。而党政干部
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条件，也使这些企业乐意招聘党政干部。如一九九二年，泰国正
大集团在沈阳搞合资企业，招聘十九名管理人员，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党政机关副处
级以上干部。短短几天，就有一百六十七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名。在人数上，利用
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是当前中共党政干部下海的最主要方式。如某省经委的一
处长，每月工资加奖金二百多元，後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省辖大企业提供经济信息
，报酬最高时达六千元。又如国务院某部的一副主任科员，利用早晚时间到花鸟鱼
市卖鱼虫，两天就能挣到一个月的工资。据广州、厦门、北京等城市抽样调查显示
，一九九二年利用业余时间经商的党政干部，占机关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
此推算，大陆目前应有七百多万机关干部从事第二职业。
      党政干部经商并不仅限於合法范围之内，不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快
发、暴发”的引诱下，不择手段下海谋利。八十年代末期，党政干部特别是太子党
干部，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倒卖紧缺商品与原料谋取暴利。最著名的有中共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之女叶之枫，利用批进口汽车的权力，从事盗卖汽车的活
动。九十年代，干部不法经商在金融领域更为猖獗。不少干部尤其金融机关的干部
，通过发放贷款，贪污受贿，炒股票，炒房地产。「中国新闻社」一九九二年报道
，中共国家银行海南某支行行长林隆金伙同他人，擅自动用巨额资金贷款给海南某
公司，从中收取贿赂六十万元；河北省遵化县农经站站长杨洪斌等人利用发放贷款
的权力，向用款单位索取贿赂，仅四个月就受贿十六万元。中共司法公安干部利用
非法手段谋利同样不让人後。中共<中国监察月刊>在一九九四年第八期中报道，浙
江省玉环县检查院副科长陈跃峰收取犯人家属贿赂，徇私枉法，开脱刑犯；晋云县
某镇派出所所长李德武带领属下多次用警车运送私烟，谋利十一万元。

四、中共党政经商的影响

      十多年来，中共党政部门与干部大规摸下海经商，所办公司企业已渗透到大
陆经济的各领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上均产
生了重大影响。整体来看，中共党政经商所产生的影响正负面都有，但负面是主要
的。以下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党政经商所产生的影响与後果。

政治方面的影响
      如果说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对中共一元化极权
体制的冲击。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党政机关与干部下海经商，清楚说明了中共
以往“政治挂帅，党的领导”的制度结构，已逐渐失去了基础。尽管说党政机关与
干部下海经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党政机关和干部的大规摸下海经商，确
实进一步推动了大陆政治结构的变化，使经济取代了政治，金权取代了党权。结果
使中共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造成中共党组织的松弛，优秀人才的外流。在“
金钱高於一切”的支配下，中共意识形态的控制现已非常微弱，其执政基础的基层
党组织也在加快瓦解，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已名存实亡，党的政令越来越以难下达。
这种结果无论对大陆向民主的和平演变，或中共专制体制的瓦解，应该说都有着正
面的意义。
      党政机关与干部经商的另一个重大政治後果，是造成中共政权从上到下的严
重腐败。党政机关和官员下海经商以赚钱为目的，以权力为手段，形成了大规摸的
以权谋私，倒买倒卖，贪污贿赂，贪赃枉法，走私贩私，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的腐
败之风，引起了大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如一九八八年上海六位司局级以上干部
牵头成立的官倒公司「中国社会福利华东企业公司」，既无资金，又无货源，只用
十元钱开户後，就签订了八张总值达八百十八万元包括小轿车，彩电和化工原料的
供货合同，牟得巨额暴利。像这种官倒腐败怎能不引起民众的痛恨呢?据一项最近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授权，以“党内外各阶层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工作的评价”为主题
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陆民众对当前最反感和最有意见的就是官倒腐败，弄权渎
职。事实上，造成八九民运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官倒腐败的猖獗。
      中共高层自然也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政治後果，因此近年来不断强调反腐败斗
争。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多次公开警告：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
贿等行为已到惊人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不仅会葬送改革大业，甚至有
亡党亡国的危险。然而随着党政机关与干部下海经商的规模越来越大，干部的腐败
也越来越大。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的「全国检查工作会议」指出，一九九三
年各级检查机关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五万多起，其中贪污受贿万元以
上的大案一万多件，是历年来最高的。这些案件涉及五千四百多名党政干部，约占
总犯罪人犯的百分之十，其中包括八百四十七名县处级干部，四十六名厅局级和一
名副部长级干部。

经济方面的影响
      无可讳言，一些党政机关和干下海部经商办实业，确实取得令人惊叹的成绩
，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党政机构的职能转变。如中央机关干部王文京一
九八八年下海，创立「用友软件公司」，年产值从最初的几万元发展到一九九二年
的一千多万元，雇员一百四十人，成为大陆财务领域里最大的软件公司。又如广东
惠州市十一家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机关干部下海办的就有十家。其中「电子通讯总
公司」生产的电话机行销二十二个国家与地区，成为拥有三十九家子公司的企业集
团。然而大多数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不仅经营效益很差，而且破坏经济秩序，干扰
改革进程。
      大多数党政干部既无训练与实践，又无专业与技能，下海经商往往亏损累累
。如某机关公司购入七百四十三万多元商品，只销售了九十六万元，就亏损二十三
万元，而库存的四百五十多万元商品已大部变质，损失达二百万多元；又如某公司
贷款五十万元，试图倒卖钢材，买进时三千七百元一吨，没有等出手钢材已降价到
三千二百元一吨，坐地赔了一大笔。大部分官办公司都亏损，有的地方高达百分之
七十。如某城市一千二百七十三个官办公司中，盈利的只有二百家；某城区二十五
个机关办了六十五个公司，半年下来十五个被停业；某机关办的六个企业更惨，累
计亏损达四百六十多万元。由於大部分公司没有与机关脱钩，公司又不是自己的，
因此一旦亏损，管理人员不负任何经济责任。
      党政机关和干部下海经商，最大的资本是手中的权力。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用
权力来经商谋利，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秩序。如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的经商热潮
中，党政机关和干部利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和某些商品与物资的短缺，大作“
倒汽车，倒化肥，倒钢铁，倒水泥，倒塑料”的买卖。在当时三十多万家的公司中
，竟然有二十五万家伸手流通领域，把不少紧俏物资与商品的价格抬高数倍，不仅
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还使许多生产厂家不得不停产。如当时各官办公司看到铝
锭供应紧张，利用权力转手倒卖，哄抬价格，使每吨铝锭价格以每月上涨一千元速
度递增，半年後涨到一万八千到一万九千元一吨，结果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铝制品厂
被迫宣布停产待料。
      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另一个弊病，是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大多数党
政机关办的公司，实质上是把原机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变成公司，由其照旧行使对企
业的行政管理职能。<经济日报>在一九九二年二月指出，这类公司自称是实体公司
，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其实它们原本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不过改个名而已；它们
凭权力硬性组建公司集团，剥夺下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形成“老子公司，儿子企
业”的关系，完全背离了经济改革的本意。不仅如此，这些官办公司还用权力谋取
暴利，把行政权变成经营权，服务成了收费，强迫和勒索下属企业给它们让利。如
某水泥厂被迫把水泥低价买给官办公司，仅在一九九三年的上半年就让利二百多万
元，结果是机关活了，企业却死了。

社会方面的影响
      在价值观念上，党政机关与干部大规摸地经商对“官本位”的正统地位冲击
很大。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一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作官高”。中共所建立的“政
治挂帅，党领导一切”的一元化极权体制，又极大地强化了这一观念。因此，从五
十年代到经济改革之前的三十年间，“入党作官”成了大陆民众梦寐以求的最佳出
路。不过现在这一观念已受到严重的冲击。无可否认，“官本位”首先是受到了市
场经济的冲击。但在“一切向钱看”观念的驱使下，党政官员大规摸地下海经商，
反过来又使已受到冲击的“官本位”观念更加动摇，结果大陆社会的价值观念开始
走出以往的“唯有作官高”的独径，出现了价值的多元化局面。这种价值观念的多
元化，无疑是未来多元化政治的基础之一。
      在社会风气上，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却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腐败现象。大大地
恶化了社会的风气。中共党政官员下海经商，所运用的主要资本是手中的权力。权
力本身具有很大的腐化性，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就更加具有腐化性。在没有外力制约
下，绝大多数党政官员在下海经商过程中，根本经受不住商品经济的诱惑，利用手
中的权力，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地牟取各种利益好处。於是这些年党政干部的经济
案件越来越多，犯罪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尽管中共当局屡屡加
以打击制裁，但看不到丝毫减缓的迹象。党政官员的大规摸腐败也引起了社会道德
的普遍败坏，人们上行下效，赚钱谋利不择手段，使社会风气的败坏发展到无可复
加的地步。
      在社会结构上，党政机关和干部下海经商所产生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
，不少官员脱离了党政机关，下海经商独立创业，不仅增强了大陆的私有经济力量
，而且他们自身也由中共的官僚转变成新生的中产阶级。这无疑为中国未来向多元
民主社会的演变，壮大了社会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中共党政官员下海经商的主体
，尤其是那些高层官员和太子党们，仍然身兼政府职务，并用政府权力谋取经济利
益，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家和社会的财产转为己有。因此，他们实质上是官商一体的
官僚资本家。在中国大陆，这种官僚资本家完全是近十来年产生的新社会阶层。由
於他们占据着政府的重要职位，掌握着政治、经济与军事大权，自身又积累了巨大
的财富，因此必然要阻碍社会的进步，成为今後中国发展的阻力与社会动乱的根源
。

五、简短的结论

      自八十年代初中期以来，中共党政机关与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引诱以及精简机
构等压力下，兴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下海经商热潮。尽管各种非法官倒经商活动在经
济、政治和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共也为此进行多次的清理整顿和制裁打
击，但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九十年代中期，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已成为一个无可
争议的现实。现在中共对党政经商的态度已有很大改变，除对一些特殊机构经商加
以限制外，对党政机关和干部非法经商主要采用法律处置手段，用行政手段实施普
遍整顿打击的方法已不再采用。可以说，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已在中国大陆合法化
了。那么中共党政经商的今後发展趋势又如何呢?
      对於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随着大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
供官倒兴风作浪的地盘会越来越小。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後，一方面那些
原来严重背离市场价值的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会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除极
少数战略物资外，国家会把其他产品全部交给市场调解，不再搞计划调拨，这样将
迫使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反过来，即便有人想利用权力经商，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了。
      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现在党政机关和干部以权经商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只
是利用“价格双轨制”的一般“物资官倒”的范围，而是扩展到金融和财政等领域
的特殊“金融官倒”的范围，他们并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形成了更加严重的“官僚
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官倒还钻国有资产产权界线不清的空子，利用
企业改革之机，把手伸向国有企业，运用各种方法将国家资产转为私有，造成了国
有资产大量的流失，使官倒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
      从本质上看，中共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是邓小平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必然结果，官倒则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权力与市场经济改革相结合的自然产物
。现在中国大陆所出现的邓小平家族、陈云家族、叶剑英家族、聂荣臻家族、杨尚
昆家族、王震家族、贺龙家族、薄一波家族等，无一不是在党政经商过程中由革命
权威转变成富豪家族。至於在各地所出现的大大小小官商富豪，就更不可计数。结
果是“大权大富豪，小权小富豪”。不难预见，在强人消失的後邓小平时代，江泽
民、李鹏等第三代中共领导人根本无法制约革命豪强家族的发展；而且市场经济的
深化还将造成中央权威的进一步流失，到时运用行政手段打击官倒，制约党政干部
经商，恐怕更难实行。因此用一党专政推行片面的市场经济改革，最後走上“官僚
资本主义”之路的可能，要远远胜过走上“市场资本主义”之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