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工业社会主义的改革

——中国大陆和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一)

王鹏令


(一)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中国知识界关於中苏改革的比较研究，起始於八十年代中期，迄今已历时十
年。期间各派观点流变往复，此消彼长，人们的兴致却不曾稍减。有趣的是，标举
新思维、且在政治改革上先声夺人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对渴望和追求自由民主，
而对自由民主却甚少深切体认的大陆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其实
当初人们对戈氏的景仰和赞誉，大抵是感性过於理性。也因之，在戈氏上台後的最
初几年间，尽管中苏两国的改革尚处於“和平竞赛”的初始阶段，许多人对戈氏改
革的实际近程或者是若明若暗，或者根本就是不清不楚，但概而言之，当时中国大
陆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处於体制内或体制外者，多半对戈氏的改革模式还是怀着一
种偏爱或欣赏的心态；而对邓小平“一手抓经改，一手反自由化”的改革模式，则
多半持不满意甚至批评的立场。
      “六四”後，苏东巨变曾给予大陆知识界以极大的鼓舞，恰好当时中国大陆
的经改又处於退潮期，中共在国际上也一度陷於极端孤立的困境。这种形势进一步
拉大了大陆知识界与邓小平改革模式之间的距离。那一阵子，公开赞扬乃至鼓吹这
种改革模式的，已几近於绝迹。新权威主义不仅在大陆本土、而且在海外也一时沉
寂下来。
      不过现在想来，那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须知邓小平的改革，毕竟延续
了近代中国人的富强梦。他的改革模式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心理基础，可能比我们原
先所想象的要深厚得多！因此，只要外部环境有足够的刺激，对邓式改革的支持便
会由“潜於心”而“发於言”；而且风行草揠，很容易汇成潮流。近两年新权威主
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样的思想转向，当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自打九二年老邓南巡以後，新
一轮经改的浪潮已经把大陆经济的年增长率，连续数年冲升到两位数字，创下了同
期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纪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已
从国际政治舞台上黯然消逝了；叶利钦虽然有魄力采纳“大爆炸疗法”，却终究未
能显示出妙手回春的魔力，立马儿使俄国的经济起死回生。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俄国的经济似乎曾显露出某些好转的兆头。但由於制约俄国局势的变数过於复杂
，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敢於断言，俄国的经济滑坡已经见底。
      这种异常强烈的反差，不仅刺激了新权威主义的复苏和新保守主义的蔓衍，
甚至还使这两种思潮融汇升华为一种“吃饭哲学”。这“吃饭哲学”如果是针对着
毛时代的“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是针对着中共顽固派的“反和
平演变”，那自然是有道理的。但看着有关论者为中国大陆新设计的“发展程序”
便可知道，原来所谓吃饭哲学，其主旨并不在於此。因为论者不仅否定苏东的改革
道路，更力主在中国大陆先抓“根本”，即走经改之路，而将政治留待将来。按照
他们的观点，似乎邓後中国大陆只有“按小平同志的既定方针办”，方可避免苏东
各国因“忘记根本”而导致的那种“可怕”局面的重演。
      由此看来，如何比较和评价中国大陆与苏俄的改革，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间，
曾对大陆知识界的政治取向发生过广泛的影响，而且直到如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
大陆知识分子对邓後中国之政经走势的思考和主张。
      问题本身无疑是严肃的、重大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比较和评价大陆与苏俄的改革呢？或者说，比较
应该从何处着眼，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显然是“见仁见智”和“乐山乐水”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现有的题
目下，所见总应是“真仁”、“真智”，所乐亦应是“真山”、“真水”。换言之
，要比较中国大陆和苏俄的改革，总须先对相关双方的改革，有一番大体真切的了
解。厘清中苏改革各自的对象和性质，并大体知其难易，应是最起码的要求。否则
，比较就不易确定其范围，评价亦难有分寸。出於这样的考量，我们这里从分析和
比较中苏改革的历史前提开始。

(二)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背景分析

      初看起来，中苏两国都是由共产党一党专政，且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
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和经济制度和由以建立的基本概念几乎毫无二致，因而
其改革的社会背景，除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外，似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然
而如果超出关於社会主义的抽象层次，具体地观察一下中苏两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状
况，那我们就会看到，原来两国的“社会主义”是很不一样的。
      简单地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元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是二元结构的。
或者说，前者是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而後者则由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复
合而成。
      所谓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系指苏联的农业无论在产权制度、技术水平或在
生产和管理方式上，已与苏联的工业大体相一致；而农村和农民在就业、分配和社
会福利上，也在整个计划体制中与城市和工人(职工)处於大体相同的地位，一句话
，即已被纳入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文明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苏联的土地制度是单一的国有制；(2)苏联的农业早已实现了机械化；(3)苏联的
农场和农庄均在以厂长(或农庄主席)为中心，以技术官僚为骨干的科层组织和精密
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4)除极少数大城市(如莫斯科)外，苏联
的农民在向城市流动和在城市就业方面所受限制很小(与“莫斯科人”结婚，以构成
迁入莫斯科的充分条件)；(5)占农业人口80％的国营农场工人，各方面待遇均与工
业企业的职工一样，集体农庄的庄员虽名义上有别於国家职工，但由於苏联实行全
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加之一九七六年又在农庄实行了以国家资助和银行长期贷
款作基础的“有保证的劳动报酬制”，庄员可依照国营农场同类工作的现行定额和
工资标准领取报酬，因此，他们与国营企业的职工实际已没有区别。这些情况表明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以及市民和农民，已在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体制的
基础上紧密地联为一体，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地域性、产业性和职业性的。这样
，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苏联便消失了，那里已经建立起一个不同於西方的工业文明的
世界，即工业社会主义的世界。
      然而与苏联的农民相比，改革前中国大陆的农民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
世界中，正如中国大陆的城市和农村宛若两番天地一般。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和苏联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一样，也是共产党为
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强迫农民建立起来的。不过中国大陆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亦有自
己的若干特色。撮其要者，至少有三：第一，中共在理论上修正了斯大林“先机械
化後集体化”的公式，提出可经由先集体化的道路而加速农业的机械化；第二，中
共选择了一条由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的逐级上升的途径，通过不断
加温加速来驱赶农民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期间土地公有化程度虽逐级提高，
却一直未实行土地国有化，以至最後便稳定在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
产权制度上；第三，中共在农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始终排斥农业专家和技术官僚
的作用，而以脱产和不脱产的党政干部为骨干，建立起一种带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
政社合一的组织——人民公社。其实所谓政社合一，就是以党政命令来直接指挥农
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
      经历过这场山乡巨变，中共完成了对农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可是在此一
过程中，中共没有也不可能为农村提供足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工具和新农艺以及新
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当然没有更不可能为农民提供新的生活品质，而只是以政权的
力量将几十户农民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生产队)，使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放
大的形式复制出来。而且，中共及其政府无论在就业、分配或在社会福利上，都一
直没有能力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农村在生产萎缩、统购
包销和剪刀差的三重压迫下，长时期不得不基本维持相当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
式。结果很清楚，“社会主义”非但没有为大陆农民注入任何新的工业文明的因素
，反而通过土地公有和户籍制等等，将农村和农民与城市的工业文明完全隔绝开来
。被毛泽东称作“广阔天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成了社会主义“城邦”
的“殖民地”(“殖民地”为刘宾雁语)；而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则被迫成
了为城市廉价提供农产品和用血汗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本的“贱民”。除了空
前严酷的政治管制和空前严重的凋敝贪穷而外，农村和农民从“社会主义”中一无
所获。因此说到底，农业社会主义实质上不过是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用以最
大限度地掠夺农民的一种政治形式。
      如果说，农业社会主义仅仅是共产国家用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种政治手段
，那么工业社会主义则是它的目的。工业社会主义早先作为一种不同於西方工业社
会的工业化蓝图，曾经以美好理想的形式激发了东方一些落後国家的共产革命。後
者虽然以其最激进的革命方式而有别於这些国家中的改良运动，但在“图强求富”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基本目标上，却与改良运动完全一致。因此很自然地，当
共产党夺得政权以後，“工业化”便变成了这些国家被普遍认同的既定的发展战略
目标。其基本的价值前提，就是将“民富国强”，尤其是将“国强”提到压倒一切
的地位。对“富强”的这种价值定位，一方面为知识分子们当年热情鼓动、积极参
与和尽情讴歌任意剥夺农民的集体化，提供了最合理、最光明正大的“根据”，同
时也为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提供了持续、强大的内在动力，它无疑也为邓小平以“四
个现代化”作旗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普遍的文化心理基础。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形态，属於工业社会的范畴。但是它与西方的工业
社会又迥然不同。因为它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共产党依靠手中的政权，并按照事先
设计好的一种理想模式创造出来的。共产党及其政府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实行对经
济资源的全面垄断，并按照统一的计划来组织和运作社会经济生活，这既是它在经
济上的两大特点，也是它的两大弊端。所谓弊端者，系指在西方工业社会业已存在
的两种病症——垄断和过度理性化的趋势，在工业社会主义中不但紧密结合起来，
而且被膨胀到了极点。因此，我们宁可说，工业社会主义不过是西方工业社会在东
方落後国家中的一个恶性变种。只是经由马列意识形态的文饰，它才被赋予“合规
律”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意义。
      工业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安排。
它的基本功能，是强化效率，并保证共产党及其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诚然，农
业社会主义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也是全面的，严密的。但是，两者借以实现控制的
手段却不尽相同。农业社会主义所使用的，几乎纯粹是政治手段；而工业社会主义
则将政治的和现代技术的控制手段结合了起来。因而它所施行的不仅是直接的控制
，而且是间接的控制；它对人的统治不仅是政治统治，而且是技术统治。也因之，
工业社会主义越是发达，共产党及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就越广泛、越深入，而控制
的间接性也越明显。因为控制的技术手段已日益丰富、日益精致化了。这一进程在
原苏联达到了它的顶点。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工作的人都成了政府的雇员，几乎每
一个人在一切方面都依赖和受控於政府。反过来，政府对几乎每一个人，也都既是
长官，又是厂长或经理；既是家长，又仿佛是乐善好施的“慈善家”。总之，举凡
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几乎全都在党和政府的权力范围内；在每一个
从摇篮到墓地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没有一时一事能离得开党和政府。通过这种全方
位和渗透一切的控制，党和政府便以支配者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地深入到社会的每
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乃至每一个“细胞”及其活动中，成为整个社会名副其实
的主体，主宰着工业社会主义王国的每一寸土地。因此，工业社会主义王国的领土
每退缩一步，就使共产党及其政权的势力范围就消减一分。所谓改革，所谓和平演
变，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过程。事实上，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过程也已经表明，共产党
政权虽然不是与工业社会主义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几乎是与工业社会主义同年
、同月、同日死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和以“国有化”为标志的工业社会主义的最
後解体，几乎都是在历史的同一瞬间发生！这一历史现象提示我们，工业社会主义
乃是共产党王国的本土地带；相对於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革而言，工业社会主义的改
革对於共产党王国的和平演变，带有更直接、更根本的意义。
      若与苏联相比，中国大陆的工业社会主义显然弱小得多。它不仅只限於城市
，而且在城市也有它伸展不到的角落。这种落差的形成，原因颇复杂。但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却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毛泽
东对农业社会主义的迷恋执着和对工业社会之“技术统治”的反感和排拒(顺便说一
句，这也是近几年中、外某些学者对毛的“鞍钢宪法”和“五七指示”欣赏备至的
重要原因。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大陆尚处於前现代化的阶段，毛的农民意识亦与
後现代意识根本不同)，延缓了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并阻碍、扰乱了工业社会主
义的“正常”发育。五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内的多次“路线斗争”，实际都围绕这两
个问题展开。它们构成了毛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发源地”和“聚焦点
”。这种斗争的长期持续和毛的胜利，产生了以下两种结果，由此也构成了邓小平
的改革立足於其上的两大历史前提：
      (1)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作为毛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被保留了下来。
      (2)工业社会主义不仅贫弱，且其生产和管理也未能正规化。
      与之适成对照，戈氏改革所面对的历史前提是：
      (1)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
      (2)发达成熟的工业社会主义。
      这两重鲜明的对比，可归结为一点：同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且在公有制基础
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已演变为“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哈维尔用
来描述前“苏联集团国家”之社会状况的说法)，而中国大陆仍停留在由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由此便为中国大陆和苏俄的改革，铺陈出大异其趣的总体性
社会背景。


(三)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

      假定我们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之中，宁可选择後者，那我
们便可以说，至少在改革前，苏联较中国大陆处於优越的地位。因为那时的苏联早
已实现了工业化，并已向消费社会过渡；而中国大陆的工业化不仅连“半截子”都
不到，而且还是低水平的。
      然而回顾和比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却可以发现另一番有趣的现象：
一个国家经济改革的成功机率，似乎与其工业化水平成反比。最鲜明的例证是：工
业发达的苏俄，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其经改的步履就特别艰难，前後七年，总
是不得要领；直到叶利钦时代，似也乏善可陈。然而工业落後的中国大陆，其经改
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有人将这种反差，归诸有无政治改革的干扰。但是在上自五
十年代、下迄八九年巨变的数十年间，东欧一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都曾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没有政改干扰的经济改革，却也未
见有成功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似乎亦可用中国大陆领导者的“明智”和东欧
领导者的“愚蠢”来解释。可是我们要问：同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
何以中国大陆的国企改革非但改得远不如当初农村改革那么卓有成效，甚至至今进
退失措，隐患重重，以至成了大陆经改全局的症结所在呢？
      不容否认，政改对经改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但亦有正面影响)；改革领导者
的才智，也对改革的进程起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这些，并不足以解答我们在上面
提出的疑问。因为这些解答都忽略了两国改革在对象和性质上的差异。正是後者，
导引我们去注意区分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对改革的不同阻抗
作用。我们这里姑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
      根据前面的叙述可知，农业社会主义的惰性主要来自政治领域。因为第一，
在这个领域，国家虽然承认农民的集体产权，但是它通过对各种主要农业资源(土地
、劳力和农产品等)的严格政治管制，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对这些资源的控制
权。这种政治控制，使国家掌握了农村的经济命脉，死死地卡住了农民的“脖子”
。第二，直到改革开始时，大陆农业的机械化还几乎不见踪影。那里的“牛”还是
“老牛”，那里的“车”也还是古旧不堪的“破车”。传统乡土社会的最大变化，
就是生产和管理的组织规模扩大了。但是，这种组织却与现代技术无关。由於农民
从社会主义不但无一所获，反而陷入了赤贫破产的状况，这种组织便不得不直接依
靠对农民的政治统治来维系，也不得不直接依靠各级官员的行政命令来运转。形象
地说，农业社会主义只是给小农经济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政治铁甲”，并用政治绳
索捆住了农民的手脚。因此，在这个领域，当初的改革实际就是在政治上给农民“
松绑”，使小农经济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其间既没有文化的启蒙，
也不存在生产和管理的技术结构如何分解、如何转换或如何更新的难题。
      相形之下，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就繁难困难得多！
      首先，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综合的。因为在这个领域
，党和国家对政治的垄断，已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扩张到对经济和文化的垄断；
政治统治、经济统治和文化统治随之亦与技术统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一
种由政治强权、经济强权、文化强权和技术强权结合而成的强权综合体。一方面，
政治强权已借助其它三种强权而明显地间接化，即大量地、经常地以经济、文化和
技术手段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经济、文化和技术强权，也直接或间接地渗
透到政治强权的机体及其运作中(请想一想中国大陆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钱学森现象
”和毛时代的“大批判”！)因此，在这个领域，任何一种改革，不论是政治的、经
济的或文化的，都不得不同时面对四种强权的阻抗。其次，伴随工业社会主义的日
渐发育和成熟，政治、经济和文化强权的主体，也逐渐物化为现代技术的结构或体
制，即转变成一种外在於一切个人，同时又统治和奴役一切个人的异己力量，因而
传统社会中那种人对人或阶级对阶级的直接统治，也逐渐由物对人的统治或技术统
治所取代。就此而言，工业社会主义与西方工业社会具有完全相同的趋势。两者之
间的区别只在於：在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中，作为物化了的强权主体而普遍存在於政
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现代技术体制，是在共产党之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
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便“接受”了马列意识形态的价值定向，“采纳”了与共产
党的暴力革命相适应的一套基本行为规范；它从而也就变成了一部可以保证共产党
的历史传统(主要是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不断得以再生和延续的“自动机”。在这
种条件下，由官方意识形态所标示的各种权力主体，如无产阶级和工、农、兵等等
，已日渐消融在庞大无比的现代技术体制中，泯灭了其间的界限；就是被赋予无限
权力的共产党及其领袖和官员，实际上也日渐物化为这台“自动机”的部件或要素
，在“自动机”的驱使下，“自动地”按照固定的目标和程式来运作。再次，在工
业社会主义中，四种强权的功能，已程度不同地泛化到现体制中的每一个人。因为
政治、经济和文化强权已与技术强权日渐合而为一，它们的功能从而也就逐步地转
化为现有体制的一种自动效应。这样，生活在现体制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意识到没
意识到，也不管愿意不愿意，实际上都在四种强权的共同压迫下，参与强权的运作
过程，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和压迫他人。只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按照工业社
会主义的“常规”来参与，自己的愿望和偏好几乎已完全被扼杀，因而他们的“参
与”几乎不带任何个人的特色，由此所造成的对他人的支配和压迫自然也难以被觉
察。然而一旦当现体制的控制出现松动，整个体制中的权力格局就会立即呈现出一
种十分奇妙的状况：官员有官员的权力，干部有干部的权力，而工人、教师、医生
乃至理发师和售货员等等，也各有各的权力。这时，体制中的一切个人都既受他人
的支配和压迫，同时也支配和压迫他人的情景就真相大白了！这是工业社会主义所
持有的人和人性全面异化的一种表现。
      要之，工业社会主义的惰性既多样又综合，使整个社会仿佛染上了一种强权
综合症，然而强权主体业已与人的世界疏远，即物化为在目标和运作方式上与共产
革命的历史传统相一致的现代技术结构；与此同时，其功能也泛化到现体制中的每
一个人，使人和人性趋於全面的异化。因此，在工业社会主义体系中，强权综合症
既随时可感，却又无处可寻；既普遍流行，又深不可测。这就是工业社会主义的改
革所面临的困境。
      说来也许值得庆幸，直到改革起步的七十年代末，工业社会主义尚未占到中
国大陆的半壁江山。在人口众多，且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包围中，工业社会
主义的城市恰似散布於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岛屿。社会主义的这种二元结构，一方面
使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有可能在共时结构上被“切割”成两大块，即通常所谓农
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另一方面，也使这两大块在时序上有可能有所间隔。这便为改
革首先避开工业社会主义的“险山恶水”，走由易到难的渐进之路，提供了客观的
便利。
      这条渐进之路，当然不只是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拓宽改革地域的过程。因为从
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革，到工业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的对象，性质和发展趋势，已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如果从这样的观点看，那么显而易见，这样的改革道路，对
於只有单一工业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当初的戈尔巴乔夫也就别无选择：它的经改只能从工业社会主义
领域开始。然而如同矫型术对儿童和青少年容易获得成功，而对老年人则困难大、
风险高一样，若与中国大陆相比，苏联发达成熟的工业社会主义，无疑也加大了它
的改革的难度。
      大家知道，苏联的经济在单一国有制、专业化、“条条专政”和精密计划的
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极权程度更高的“点源辐射状”结构，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行
各业已然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因而任何局部改革，都难免“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效应。客观经济结构的这些特点，使苏联的改革遇到了政策、方案和措
施难以多样化、风险不易分散的困难。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苏联的企业以规模大
而著称，企业的科层组织和与之相应的技术官僚体系也远比中国大陆的发达。这又
使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结构的分散和转换，遭遇了更多更大的障碍。
      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的工业社会主义改革所面临的技术强权的阻抗，比苏俄
所遭遇的弱小得多。诚然，大陆的工业体系，最初也照搬过斯大林模式。但是它後
来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却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土法上马”和“群众运动”的影响，
因此在分工、组织、计划和管理诸方面，都远没有象苏联那样，适应“大工业”的
需要，沿“合理化”和“正规化”的方向发育成熟起来。相对而言，结构分散，计
划粗放，组织和管理不够正规化，乃是它在工业经济结构上的显著特点。然而这恰
好为实行旨在克服工业社会主义经济之两大弊病的分权改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中国大陆近十六年来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承包制之所
以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大面积地推开，并在一段时期内取得某些成效，都与此有密切
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