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动乱阴影下的改革

——中国大陆和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之二)


王鹏令


      改革不同於革命，它无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是另一方面，任何
改革都必然导致旧秩序的调整。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局部的、轻微的脱序或
失稳，应视为常态。所谓稳定，当然不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而是针对着大规模，且
足以引致全局失控的社会动乱，特别是政治动乱和民族动乱。
      由於长期实行一党专制和计划经济，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
加之又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无论是中国大陆或前苏联，在改革中发生政治动
乱和民族动乱，应该说，都是可能的。不过，就其历史前提来看，这两种动乱在中
、苏两国的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概率，又不尽相同。
      当然，如今苏联已不复存在，对它来说，已无所谓可能或不可能。然而，将
改革前苏联的政治和民族关系状况与相关各方在改革中的对策及已然的事实联系起
来进行分析，并借此与中国大陆的情况相对照，对於我们来说，依然不无启发的意
义。
      粗略地说，中国大陆在改革中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远远地大於前苏联。
根本的原因在於：到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时候，苏联业已经历了约三
十年的“修正主义”蜕变过程。而中国大陆的改革，起步时却立足於以反修防修作
号召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废墟上。前者经过漫长曲折，却几近持续进行的和平演变
，不但缓和或消化了不少可能导致政治动乱的社会矛盾，而且为在改革中以和平理
性的方式调解这些矛盾准备了若干条件；而後者却反其道而行。这里可简略地比较
於下：
      第一，自赫鲁晓夫以降，政治“解冻”过程虽也出现过寒潮复侵的现象，但
总的趋势无疑是：政治迫害的规模和频率越来越小，程度也越来越轻，株连则已近
於绝迹。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说：“在斯大林时代，过时的干部都得枪毙；而赫鲁
晓夫把他们送去养老；在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这些人则被发配到小国去当大使。
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又创新例，跌了一跤的人还可以尝试着重新回到政治
生活中来。”这从一个侧面，即党内斗争的角度，相当生动地概括了政治迫害在前
苏联逐步弱化的过程。随之，苏联国内的政治环境也逐渐宽松起来。正如索尔仁尼
琴於一九七六年被捕前夕，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所描述的：“曾经有过
那样的日子，我们连窃窃私语都不敢。如今，我们甚至在研究所的吸烟室里，都能
撰写或者阅读地下出版物，彼此尽情地倾诉衷肠，抱怨‘他们’在践踏我们！”然
而就在同一时期，政治迫害和株连却以加速度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思想
和言论钳制已经使人们禁若寒蝉。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受牵连的就达一亿人
！迫害手段之残忍，已达到旷古未有的程度！
      第二，由於苏联进行了比较认真的非斯大林化，象斯森那种暴君和家长式的
独裁统治，已一去不复返。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苏联的政治生活开始朝制度化、程
序化的方向转变，并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展。一方面，权力开始由个人逐步向机构
转移，政治生活的人治色彩开始淡化。另一方面，原先主要体现於“一长制”的党
政分工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并日益制度化；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
的权力已明显提高。这些形式方面的进步，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党和国家最高
权力的更迭和重大政策的转变，能够以相对平稳而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且也大大降
低了政治斗争的风险性和不可测性，“大乱乱於朝”的那种大乱，几乎已很难再酿
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苏共中央自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四次权力继承中
看得很清楚。
      与苏共相比，中共的政治运作方式如同大陆工业的生产和管理一样，也是极
不正规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的日常生活与张之洞相类，是“起居无时，饮食无
常”。其实这种“习惯”，又岂止限於日常生活的范围呢？即便在中共权力结构的
最高层——政治局常委的圈子内，开会、议事和决策等关乎“党国”大计的政治活
动，当初不也常常凭毛一时的兴之所致吗？而包括刘、周、朱在内的党国峰层政要
，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情况绝不应简单地归结为毛的霸道和刘、周
、朱等人的屈服，因为这是一种集中反映中共政治行为特点，且其来有自的政治现
象：在长期的农民游击战争和处於非法状态的地下斗争中，中共养成了一种与制度
化、程序化水火不相容的政治传统，其特点是打破常规，随机应变，集中决策和便
宜行事相结合，等等。问题是，中共建政以後，始终未能从长期农民革命战争的历
史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在坚持和强化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过程中，它原先所特
有的那一套与农民战争和地下斗争相适应的政治运作传统，非但没有淡化，反而以
更为残酷的形式被推广到了全国：
      (1)战争时期所形成的以不讲规则、不择手段和隐蔽神秘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传
统，建政後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程度不同地演变为腐朽的宫廷式的阴谋
政治；(2)基於内战时期各根据地之间以及“苏区”和“白区”之间的分散隔绝而产
生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建政後演变为“以人画线”、“以山头画线”和大面积
的株连，或为党内斗争中不成文的通则；(3)内战时期的“红军”武装斗争和造反农
民的“打土豪分田地”，建政後转变为国家专政和“群众专政”，两种专政形式交
相为用，使国内近三十年的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成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继续。
      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从领导机关、党内和整个社会这三个层面，将所
有这一切都推到了极致。此後华国锋以政变而当上了“英明领袖”；邓小平又通过
给华写效忠信而得以重返政治舞台。在他们之间，同样是只有明里唱戏、暗里斗法
；关键是私人交易，“真戏”当然不在会上；纵使有制度和程序写在纸上，到底不
过是徒具虚名而已！
      第三，修正主义使苏联的政治文化，逐步褪掉了它原有的“革命本色”。这
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苏共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以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暴
力革命”；其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苏共打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旗
号，并在理论上，以“人道主义”取代了“阶级斗争”。诚然，人道主义依然被贴
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重要的是，人道主义作为一面公开的旗帜，不仅已
写入了苏共的纲领，而且已普及到民众中。人和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和
幸福，已被公认为与共产主义的目标完全相一致的根本价值原则。与此相应，关心
人，尊重人，珍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幸福，被当作文明的体现或标志，至少以
“话语”和“礼仪”的方式，在有教养的苏共官僚和知识分子中，蔚成了一种根本
不同於“红色文化”的新风尚。这也正是温文尔雅的戈尔巴乔夫由以产生的文化氛
围。在大众层面上，苏联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已经告别了以往的革命文化传统。正
如哈维尔所说：“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热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
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早已消失殆尽了。”
      然而自五十年代後期起，政治文化与传统专制相适应的这些特点，在中国大
陆却越来越如火如荼，异常鲜明起来。虽然，中共的“八大”亦曾透出一点将这些
特点予以弱化的信息，但此类信息很快就被阶级斗争的声浪压了下去。此後，以反
修防修为宗旨和基本内容的“继续革命”，便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的主题和
基调，直至暴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的确是一场以“狂热暴力”席卷中国
大陆的“革命风潮”！它通过数亿人的遵命“造反”和遵命“反潮流”，把泄愤和
投机参半的“革命热情”，狂想的“英雄主义”，浮夸的“献身精神”和狐假虎威
的暴力倾向，一并灌入了六十和七十年代两代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血管中，使
他们延续了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人格。只是由於前
者得到了遵命造反的机会，似乎平添了几分“霸道”和“匪气”，与後者相比，更
象是乱世中的“英雄”！实际上，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这三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
，是同样荒谬的处境，因为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打着革命的旗帜混饭
，举着献身的标牌卖身；也都不得不借歌颂或参与暴力来躲避暴力，以崇拜和学习
英雄的名义而臣服於英雄！——生活的实质内容已贫困到只剩下求生本能的地步，
却套上了一层神圣的革命外衣，以借此涂抹上悲壮、武勇的色彩，散发出虔诚庄严
的气息。这一切，实在只能是一种煞有介事的模仿革命的表演，一种纯粹的幻相罢
了。要知道，早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革命”已经成功，英雄已成大业，
硝烟已经散去；而革命的理想在改朝换代之後，也已经实现了。此後中国大陆任何
一次接续中共革命传统的风潮，包括它所内涵的英雄主义、狂热暴力和献身精神等
等，说穿了，都只是一股既无真正的革命目的，也无真实的革命对象的虚骄之气而
已。然而唯其如此，革命热情就特别高涨，英雄主义就特别流行，献身的口号就特
别信誓旦旦，暴力也特别狂热。因此很自然地，在四九年以後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
的“革命”中，真正的“反革命”极少、极少，而货真价实的“假革命”又何止成
千上万？“假革命”在中共内部，又何止是百分之一、二、三？君不见，文化大革
命中曾经出现过成上百万、上千万乃至数以亿计的“革命闯将”，然而文革一落幕
，老邓一上台，一夜之间，却有数不清的抵制文革和反抗“四人帮”的“反革命闯
将”突然冒了出来。连文革初期以撒野、逞凶和作恶而闻名一时的一些“老红卫兵
”或“联动份子”，也站出来诉苦陈情(这可以理解)，硬是要把他们当初直接地与
“四人帮”、间接地与毛之间那场“狗咬狗”的争斗，说成是一场捍卫红色革命传
统的圣战。文化界知识界一些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著名人士(如丁玲)，也跑出来登
台亮相，他们或者重操延安时期革命歌舞的锣鼓，或者著文着墨，一面表白自己对
毛的“忠心不二”，一面倾诉自己对包括王震者流在内的“好干部”的感恩之情，
甚至以毛所鼓吹的那种民粹主义的心态来歌颂工、农、兵。总之，就是要表白自己
无论在理念、思想、感情或行为上，并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割断了与革命传统之间
的血肉联系。不错，当时在社会各阶层中，确有不少人声称自己已从文革革命的苦
难中觉醒，其中也不乏真诚者。但是第一，真诚的觉醒者，在社会各阶层只占极少
数；第二，即使是真诚的(非伪装的或随大流的)觉醒者，他们在政治理念上或政治
理想上，或许已否定了中共一党专制的现体制；但在思想上、语言和行为上，却未
必已跳越了中共革命传统的樊篱。有充分的根据表明，毛那种带军事辩证法特征的
“一分为二”的政治思维模式，不仅在中共及其领导者中仍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否则
也不会有後来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在民间，甚至在当时一些著名的异议
人士中，仍有相当深广的影响。因此，在政治观念上，敌我划然二分；使用语言暴
力；在行为的目标选择上，坚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而
排除妥协的余地，等等，所有这些都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足见直到那时，即当中国
大陆改革起步的时候，那种来自中共的革命传统，却已然蜕变成一种浮躁虚骄的“
革命气焰”的政治文化氛围，仍然弥漫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各阶层中。
      千万不可小视了这种政治文化的破坏作用。因为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它只是
一种浮躁虚骄的“革命气焰”或革命的“虚火”；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却具有相当
大的煽情或感染力，引发“真火”和“大火”。而恰好当时在中国大陆，这些条件
是完全可能成熟的。首先，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党内党外的矛盾，已经积压到使几乎
所有的人都喘不过气来的程度：三百多万干部和上千万无辜群众的冤、假、错案未
得平反，数千万落难秀才(知青)未得安置，数亿农民不得温饱，此外，还有几十万
右派和地富及其子女，尚未恢复其作人的起码的权利。这些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都
象是安放在中国大陆、且随时可以引爆的炸药桶。其次，党内激烈的政争和权争不
可避免，却缺少制度和程序的制约和规范。再次，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缺乏正常的
疏通管道和调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共高层的斗争趋於白热化，而同时又
需要大规模地借助外部力量来解决问题；或者当中共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激化了
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冲突出现了法不责众的局面；这时普遍存在於各阶层的“革命
气焰”就会冲天而起，“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其後果是不难想象的。我们说，
中国大陆在改革之初所面临的政治动乱的威胁远大於前苏联，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前苏联延续了七年的改革过程，却始终经受着另外一种动乱——民族动
乱的威胁。
      大家知道，中国境内虽然有五十多个民族，但一者由於汉民族占全国人口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二者由於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移民和“汉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整合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事实，而不是评价！)，三者
由於单一的“郡县制”的国家体制，又没有为民族分裂势力留下任何可资利用的合
法手段，因此，到目前为止，除西藏(因宗教和藏族人口集中)和新疆局部地区(南疆
)而外，其它省区已很难再发生大规模且足以影响全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这在相当程
度上便减小甚至排除了由分权改革而导致国家分裂、以致干扰和破坏改革全局的可
能性。
      前苏联的情况则不同。
      “苏联”实际上是一个以苏共官僚为中心，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为本土，并
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卫星国的庞大帝国。东欧诸国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本来就
是苏联红军在二战中所夺取的“战利品”。在冷战结束以後的国际格局中，这些国
家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真正的自主、独立，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的，问题只在於早
晚。在既有的历史前提下，这些国家的独立，当然也会使相关双方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在东欧诸国和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所推
动的“国际分工论”的影响下，它们与苏联本土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和互依性很强，
苏联集团从外围开始解体，对双方不可能不造成一时的负面效应。然而对於苏联来
说，帝国外围的解体，其负面效应却并不限於经济；东欧诸国的分离和波罗的海沿
岸三国的独立，会极大地刺激本土其它十三国的独立运动。
      苏联境内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和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仅占全苏人
口的一半略多。可见，从整体上说，苏联乃是一个典型的非民族国家。然而苏联各
民族的地理分布却极不均匀，或者说，各民族的混居程度极低。这表现在，每一个
加盟共和国都有一个民族在人口上占明显的优势，成为该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
例如，俄罗斯人约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亚
美尼亚人分别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九十；其
余各主体民族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比例，除哈萨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族不到
一半以外，均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
      苏联各大民族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使它在国家结构上呈现出一种根本不同
於中国大陆的特点，即整体的非民族国家由局部的民族国家复合而成。这样，代表
国家整体的苏共中央和苏联中央政府，实际上处於各民族国家的包围中，仿佛是大
海中的孤岛。它对於各邦国的凝聚力，主要在於马列意识形态；而它用以维护国家
统一的手段，则主要是中央极权的党政组织和经济体系以及武装力量。当各民族已
经失去了对马列意识形态的信仰，当各民族已对苏共及其领导能力失去信任的时候
，帝国中央便完全失落了它对各邦国的吸引力，它用以维持统一的政治和经济手段
随之也迅速削弱了，武力威胁成为它手中所掌控的唯一特效工具。诚然，俄罗斯文
化无疑仍是苏联的主体文化。问题在於，在苏共统治下，俄罗斯文化亦须“服从”
马列的教条，并且须由苏共来作取舍。因此，相对於马列主义来说，俄罗斯文化毕
竟处在“第二把小提琴”的地位。在经济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苏联各加盟共和
国中，显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就生产而言。对於绝大多数俄罗斯人
来说，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相对丰厚的经济利益。许多俄罗斯人为此抱怨，认为
是其他民族(甚至包括东欧诸国)在经济上拖累了他们。在政治上，俄罗斯人对於来
自格鲁吉亚族的斯大林给全苏各民族所造成的深重苦难，怀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九
一年初，苏共高层政局不稳，有消息传出，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那泽有可能取戈尔
巴乔夫而代之。笔者就此向苏联科学院多位学者征询过意见，他们的一致回答是：
“请您相信，这绝不可能！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斯大林给‘我们’的教训。
”由此看来，俄罗斯人虽然无人不晓他们在全苏联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
对於已开始生活於“消费和工业化社会”中、因而已越来越讲实惠的他们来说，权
衡利害，他们总觉得在与其他各民族的联盟中，最吃亏的是俄罗斯人！可见，俄罗
斯虽然是苏联帝国大厦最雄厚的基础，但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之际，这基础已远
不如通常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坚实了。否则，後来叶利钦也不敢带头向苏联中央政府
大闹独立性。
      相反，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本加盟国境内却拥有相当强大的人
口优势或民族基础。而且，苏联采行的联邦制，还为它们的独立运动准备了现成完
整的民族国家的形式(领土、国会、政府和人口等)。按照原苏联宪法，它们也有权
力退出苏联。这恰好成了它们用以争取民族独立的最便利的合法手段。因此可以说
，早在改革开始之前，苏联各加蒙共和国的独立，至少在形式上已达到了“万事具
备，只欠东风”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中央的凝聚力强大、国家统一的直接基础——俄罗斯
的支持坚强有力的时候，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上述条件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然而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央的凝聚力已经失落，国家统一所直接依赖的基础也已经
开始松动了。形势变化使然，各加盟共和国在改革中寻求独立的运动，会随着政治
开放而不可遏止地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不管戈尔巴乔夫当初预料到没预料到，纵
其最终结局来看，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要求，要么用武
力将民族独立运动镇压下去——如果他愿意而且能够做到的话。这既是各加盟共和
国的主体民族，也是戈尔巴乔夫当时所面临的一种威胁。

      以上，我们分别考察并比较了两种动乱在中、苏两国的改革中发生的可能性
。其目的是想要搞清楚，为了避免在改革中出现这两种动乱，应该具备那些条件？
在这些条件中，哪些已经具备，哪些是应该且能够在改革中逐步创立的？这其实都
是大陆改革中会遇到的问题。不过，本文所论只涉及“可能”；而在可能和现实之
间，尚有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改革中的策略应对。这正是本文在下面所要谈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