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退党前後


樊鹰

  
一、并不安乐的死亡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到达学院门口。我在这里工作
多年，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只有三年，我就将在这里办离休手续。谁能想到，
今天是为自行结束“政治生命”——递交退党声明而来。
  我踏进宿舍楼，敲开支部书记的门。他一家人正吃晚饭。我说：“有个材料，你
看看就知道。”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已说完“再见”，迅速抽身走开了。
  他这顿饭是甭想吃安生了。他和我一样，是个老实巴交的老教书匠，干着这个兼
职的支部书记，一直喊是个负担。但他仍很驯服地为党做“老黄牛”。别看他输送
过不少“新鲜血液”进入党内，今天接受我的退党声明肯定是他生平第一次。我不
愿看他当着我的面，拆开信封看声明时的神色，但可以想到：他要迅速召集其他几
个支委碰头，并绝不过夜，就要交院党委。院党委二十四小时内就要报告市教育委
员会，接着就要上报市委、省委。这些，都是後来证实了的。
  下面是声明原文：

退党声明
党支部：
  我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这期间，我一贯听
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忠诚老实，在教育战线上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最近读到毛
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写的《致留苏学生信》，其中说：“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我主张
多学科学技术，少学些政治。”我虽是老年人，但很愿意本照这种精神，将残年余
力贡献给教育事业。我决定自今日起退党，请予除名。今後，我将做一个合格的公
民。
  特此声明。

          樊鹰
          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呈

  共产党最讲究斗争。我很得意，这份声明写得“内紧外松”，颇有斗争策略。其
一，我的退党，直接导源於“六四”，文中却一字未提；其二，“除名”是党章中
对退党者使用的带有极大贬义和蔑视的字眼，文中抢先提出，以示针锋相对；其三
，“政治挂帅”、“讲政治”，是共产党钳制党员个人发展的利器，然而毛泽东在
信里透露出，核心人物对自己子女有另一本账，即从不放松培养真本领，以期太子
们成为储君，好让中国人永远统治在他们家族手心里，这是极具欺骗性的利己主义
，现在我也不讲政治、不当党员了，这不是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其四，我本
来是十月十日写出的，但双十节是中华民国国庆，党棍们说不定说我别有用心，我
错後一天，使他们无把柄可抓。
  後来，支部书记的妻子告诉我，我敲开她家门时，是眼含热泪的。是呀，一个把
整个青春年华贡献给共产党的人，一朝“自绝”於它，能没有痛苦吗？这正是声明
末“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这一伏笔的谜底。

二、我活过五个时代

  一个文学家说：“每倒下一个老年人，都是一座宝库的坍塌。”还有一个哲学家
说：“人若活到七十岁再重新活起，个个都是圣人。”看来，经历是珍贵的，它提
供对比；而只能在对比中，才能醒悟是非。我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历程，分做五个时
代。
  第一个时代：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北平。混
合面、豆腐渣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残暴听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更从
学校的日本教官那里听熟了。但北平未像南京那样以大屠杀开始，奴化教育尚未像
东三省那样严密，再加我年龄较小，总的说来，还算平稳渡过。
  第二个时代：日本投降後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虽只三年半，但烙印极深。我
站在宣武门外的学校门前，和市民一起，含着热泪，高呼着口号，欢迎一卡车接一
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古城。但很快就有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国军伤兵嫖娼
砸妓院事件，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我更当了民夫，
在共军围城时到东直门外，拆毁一切民房，为傅作义守军“扫清射界”，目睹百姓
流离失所，对国民党义愤填膺。後来知道，连国民党的忠诚将领黄维当时也私下说
过：国民党不亡，誓无天理。
  第三个时代：考入“华北军政大学”，这是解放军“最高学府”，校长叶剑英。
进门便是“排级干部”，十七岁的我，感到十分光彩。由於我的“忠诚老实”，在
一系列运动中，均未受大的波及，并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後期入了党。
  第四个时代：十年“文革”。我没看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共领导层的“窝里
斗”，还真的认为是“反修、防修”，虽然目睹了种种惊人的罪恶，却认为“以後
会变好的”；但是——
  第五个时代：彻底失望的时期。什么“缺点是一个手指同九个手指的关系”呀；
什么“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呀；“文革”後愈来愈明显的腐败事例说明，这不仅
是谎言，而且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我於一九八四年夏天，毅然要求从领导机关——
市教育局，调到一所学院教书，以便对官场的事“眼不见，心不烦”，同时也在心
中打好了退党的“腹稿”。但是，上船不易，下船更难，突然退党，会比叛党的遭
遇还难过。我只得苦熬着，苦熬着，每次在党内会议上听那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发
言，真比坐监狱还难受！何时才能得到解脱？何时才能有一个退身的台阶？
  终究有了这么一天，这样的台阶出现了——八九年的“六四”枪声！

三、暴风雨中的振翅一击

  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的排课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
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
激昂。他们马上就出发，用行动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
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
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从
某一角度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顾虑重重，便采取了这“站脚助威
”的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
  “欢迎老师同我们在一起！”
  老师们仍然纹丝不动。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
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着：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
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着，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不做潜水鸟，我要做海燕：这是我的决断。
  我毅然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这个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郊区、矿区和市属四县，耳目闭塞，因而政治视野受到
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着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
学到了用双指做“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人声鼎沸。
各高等学校和部份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
了游行。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
“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示威活动融合为一。市民在街亭旁挤得
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
有的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携带的钱，看也不看，就抛入捐款箱，令人感动
；暑热天气中，随时有街旁的无名人士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到游行队
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说不
定妻儿也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到省委大院门前停下。省委书记×××手持扩音喇叭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
，向聚集在门前的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
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现在是五月中旬，他也不
知道下一步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喇叭一个调”，他只得
步步小心，才好保住乌纱帽，因此看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
和透明了。至於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
工资单以外的，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
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赚钱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
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
”，就算不错。
  当时的执政者，特别是决策者，沿此路舒缓几步，或可避免後来的惨剧；但毕竟
如他们所说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韩愈：《山石》)经历过同中共“
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分晓之
际，要运用“蝙蝠战术”，而且其运用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老百姓形容他们：
“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指风标。”又说，他们遇事“一看二站三通过”，都
是一语破的！
  蝙蝠在鸟类和兽类打得难解难分时从旁观战。若鸟胜，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能飞
，是理所当然的鸟类；若兽胜，便毫不羞愧地宣称：我没有羽毛，专家们是一直把
我划归兽类的。我在游行中，前後一看，学生处的人都来了，院办室的人都来了，
班主任都来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我竟天真地未察觉其中有诈。特别是总务
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说食堂正包饺子，等你们回去
吃。
  待十几天後，定性“反革命暴乱”，对这次上街秋後算帐，“论功行赏”、“按
律问斩”时，院方竟厚颜无耻地宣布：参加游行者，只有党员二人(当然包括我)。
那么，别的参加游行的党员呢？他们是“由上级派遣，现场保护学生的”！这就是
说，他们是派到学生队伍里当特务，进行监视学生言行的，因而多是功臣！
  可以设想，若是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着胸膛说：我早就知
道学生的行动对，当时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後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那次“六四”是怎么不对，这些
小头头们会对自己儿孙们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不对，当时我不仅派人保护学生，
还让食堂包饺子招待归来的学生呢！
  这班人的无耻一至於此，都是“讲政治”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他们也是舍不
得丢掉“讲政治”这个法宝的。

四、声震屋宇的呐喊

  我居住的地方，虽离北京很远，但通过VOA、BBC、法国三家电台的广播，紧紧把
握了那里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不仅得知屠杀消息，还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
的录音。杨是我敬佩的翻译家、著名学者，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向记者宣称：这支
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
出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
极大感染；与此同时看风使舵的蝙蝠们个个跳出来，辱骂学生，无耻至极。例如，
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希望他们为学生说几句
话；他们也通过工作人员回答学生代表，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回去
上课，云云。但待无数尸体横陈首都街头之後，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恨不能亲
自上街制止暴乱。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这也从另一方面激起我的怒火。於是，作
为一介草民的我，也一连做出三件“出格”的事。
  第一件是上课时公然放送反军录音。众所周知，六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Radio Beijing)对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一开始，广播员有一段“倒戈”前言：
“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赶巧我听
到了，并且录了下来。在上课时，放给学生听，同时还询问了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
学生，有关军队的动态。
  第二件是对抗院方调查。“六四”後，院方组织了专门人员调查学生在游行前後
的言行。我极痛恶这种特务行径。有一次，竟在我讲课当中，公然叫出一个学生，
我很不快。等这个学生回来後，我把她叫到室外，问她什么事。果然是向她调查校
内外的游行组织者名单。按说，教书的和吃政治饭的本应互不干涉，而我却要来个
“井水偏犯河水”，要她“什么也不要再说”，她答应了。
  第三件是在大屠杀後某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朗诵了乌克兰
伟大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
等待自由——
徒劳！
自由已睡去，
是沙皇
迫使它
昏倒！
如何使
沉睡的自由
醒来？
我们的人民，
举起所有的棍棒，
还有那
乌克兰的
宝刀——
那时候，
自由
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中学的学生，也
在课後打听出了什么事。
  作为知识份子，不能正面抗争，只在课堂上“炸刺儿”，已过软弱了。但这几件
事中的任何一件，若是追究起来，也够入牢的。但事後，居然没有人过问。我相信
：是学生保护了我，包括那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五、秋後算账

  “六四”後的两三个月，主要是假期，表面上，学院里风平浪静了。那些以坦克
和冲锋枪镇压了学生运动的人们，却尝到了血腥中的“甜头”；而“有奶便是娘”
的各级党棍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赵紫阳如何“支持动乱分裂党”，而提起江总
书记时，都像提到亲爹一样亲切——其实，当初赵紫阳刚上台时，他们“紫阳同志
长、紫阳同志短”，又何尝不是像谈他爹？总之，上下一心，正是“秋後算帐”的
好时机。
  “党员登记”可算是一项算账良策。通过自评、互评、支部审批等项手续，将党
员分为四个等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其实，两头都是陪衬，因为谁
也不会冒着损伤“谦虚谨慎”的危险自报“优秀”；至於“不合格者”太多了，也
成了自我抹黑，妨害内部稳定，他们也不干。剩下来，就只能在“合格”和“不合
格”两项上作文章了。
  一个单位，出了“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党员，也不能算脸上有光，因为这样
会给上级一个“平时教育党员不力”的结论。大概为了这个缘故吧，此次党员登记
便从上面下达两项“铁律”。其一：凡参加游行者最多只能划为“基本合格”，绝
对不允许划为“合格”；其二：各支部必须完成上级分配的“基本合格”数额指标
。
  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上街参加游行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有几十个，大家
一起成了“基本合格”，自己倒也不孤单。
  谁想，一公布竟将我惊呆了。如前所述，人家都是“内派”“保护学生”的，至
於真正“参加支持反革命暴乱游行”的党员，只有二人，一个是一位青年女会计，
另一个是我！
  对於那位女会计来说，可以说她“年轻无知”，而对我这个有着二十七年党龄的
副教授来说，意味就不同了。
  我前後受到过三次大会上的批判，用语相当尖刻：“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走在队
伍里反对共产党，你就不想一想是为哪个阶级出力了！”但由於我的职称已属“高
知”圈内，这些批判又是不指名的，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其政策水平之高。
  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种不指名的批判，实则比指名还让人难受。他们让
你既不死，又不活，而是慢慢用油煎你。我冷静地考虑了，依据我五十七岁的年龄
条件，依据我心脏病的严重程度，依据我的遇事激动的性格特点，若这样下去，只
有两个死法：一是拍案而起，暴怒而死；二是隐忍成疾，郁闷而死。无论哪种死，
来的都不会太久。
  但是，这两种死法，我都不愿意。我的肉体的生命不该这么不值钱，留着它，还
可挪作别用。现在既是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下决心吧！
我连夜写了那篇文章——《退党声明》，把政治生命像敝屣一样弃去。

六、上船不易，下船更难

  在学生游行中，我很欣赏一句口号：“反对麻木！”屈原高歌“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反对麻木，而他的自沉江底，也恰恰源於此。鲁迅的弃
医从文，也是他偶尔在记录片中，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砍中国人的头，而身为
中国人的看客却无动於衷，而决定献身文学，拯救世人麻木的。毛泽东在初期活动
中，也发愁过“人民不觉悟”，而执政後，他们反复强调对中央的一切严令“理解
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无条件服从中央，做党的驯服工具”，“永
远保持同党中央的一致”，提法不断翻新，本质都是提倡麻木以维护独裁。
  麻木滋生忍耐。君不见中华大地处处有“忍”字出现。在别人，也许是怕乱了“
大谋”而实行的“忍”，而在我来说，麻木和忍耐，确实是植根於自己的软弱性的
。这次退党过程中，又有了充分的表现。
  递交退党声明後的第三天晚上，教委的一名副主任和学院院长冒雨骑自行车到我
家来。从公事说，这两个人代表两级党委：学院党委和仅次市委的教委党委，他们
“亲莅”一名普通教书匠的家，规格够高的了！从私人关系上说，一九八四年以前
，都有过十年同事关系，在教委教研室一个屋里办公，各管一门课程，年节互相串
门，还一块儿出公差，在岳阳楼前照过合影。後来，地位转移，有的疏远，也感到
“人一阔，脸就变”，但我更多责备自己性格孤僻，有怕见官的习性。他们此次到
来，很明显是出於几级党委的集体谋略和精心安排。他们深知我重感情，因而不在
上班时谈话，不在办公室谈话，有汽车也不坐，又赶上天公帮助，下起一场大雨，
我纵有铁石心肠，也难“耍犟”了。
  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评为“基本合格”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按：还是麻木万岁
)，一年一评，明年就会评为合格，甚至优秀；还要交你个底，这次评议结果是不存
档案的(按：这是非同小可的大赦)；你的声明带来了，你现在收回也可，考虑考虑
再说也可。
  话虽柔和，“原则”厉害。人家没求你收回，如收回也是你自己的悔悟，以後你
永远没话说。
  公事之外，还在“闲谈”中透露，几次大会批评，都是书记的“低水平”，他们
事前不知，事後也不同意……
  我再次感谢他们冒雨到我家，但我也使用了他们常用的语汇：“让我考虑考虑。
”
  我确实作了考虑，但并不想撤回声明。谁知他们在此举未奏效後，竟想出一个十
分异乎寻常的主意，把我的防线冲溃了！
  我此次退党，一直坚持党内事情党内办，从未向任何非党员透露出任何这方面的
信息。但没想到，是他们不顾这一组织原则，竟动用非党人士劝说我收回声明。
  这位非党人士是我从五十年代就在一起的老战友。他年轻时是才子，曾在傅作义
手下任职，北平围城後“起义”到中共这边，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整肃重点。但他业
务水平高，师德也是有口皆碑的。作为同我一样的教书匠，确是中共眼中的理想统
战对象。都知道我同他私谊甚厚，所以让他说服我。他得知我的事情後，深感这次
“摸老虎屁股”的鲁莽举动，必使我至死不得安宁。他以自己历次运动挨整的痛苦
经历为例，叫我切莫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失去清醒。他推心置腹，都是设身处地
地为我想，着实令人感动。我在这党外人说服原为党内人的特殊情境中，既感到震
惊，又考虑到此次谈话再不奏效，连他也得背上黑锅。我当场答应：立即撤回声明
。
  说到做到，马上找到支部书记说明：请退还原声明，该检查，我检查，该处分，
我接受。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体现在我身上的软弱和动摇，至今时时引起自责。但
也使我对那些为反独裁、争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们更加崇敬。朝闻道，夕死可矣！这
也是我至今未泯自强不息精神的动因。

七、江泽民救了我

  这里的救字没有加引号，就是说，这不是反话。真正是他救了我，我也至今真正
感谢他。
  说来也巧。就在我表态撤回退党声明的第二天早上，报上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在
中央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句：“对於那些要求退党的人，不必进行挽
留。”好，一锤定音！最高指示，谁敢不听。当晚，支书拿着报纸找到我家，带着
十分惋惜和爱莫能助的口气，让我看那几行字。我知道，支书是带着几级党委紧急
磋商的结果告知我的。他们本想以我的继续麻木和忍耐为代价，不显山不显水地将
这次事件消弥在摇篮中，防止引起某种“不良的”连锁反应，并在适当时候，在适
当会议上，作为一项“变坏事为好事”的典型经验加以介绍，显示他们办事之得力
，赢得上级青睐，从而加官晋职。也不排除他们另一种心态：共产党的政策从来就
是“翻烙饼”，今天打你成为右派、右倾，明天就为你平反、甄别，万一将来对“
六四”有别的主子的别的看法，没了樊某的退党事实，将更显示他们的远见。至於
你政治生命的不死，将促使肉体生命的速亡，他们是不考虑的。谁料新主子的一句
话，打乱原来的如意算盘。但他们是“船使八面风”的老“舵手”，天变地跟着变
，立即为我办了退党手续，在全院党员会议上除了我的名。好不麻利快！
  好险啊！若不是江总书记的一句“及时雨”，势必还要继续在痛苦中做不死不活
的挣扎，那在职的三年，就很难活过来。身为党员，就要处处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还有什么真话能讲？所以，我之能够活到今天，活得潇洒，写要写的文章
，说要说的话，是江总书记的赐予，真的是。

八、成了被瞩目的红人

  依我的知识，接受我的退党，也该有一定组织手续：让我参加最後一次支部会，
让我自己宣读退党声明书，支书宣布除名决定，领导再说几句“给出路”的话。但
这一切都没有，我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已在大会上宣布了我的除名的。这不知道葫芦
里卖的什么药？
  支部不再通知我参加会议了。但见面仍然嘻嘻哈哈，行若无事。而我当时却没有
那么大的度量。当初入党时的热情和理想已成灰烬，但在胸口堵塞着，令人窒息，
甚至连自杀的念头也产生过。幸亏记起一个朋友的话：遇到痛苦，最重要的是咬牙
渡过前三天。我便咬牙顶着这痛苦，三天过去了，三周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真
的缓解了，解脱了。
  知心朋友们，都跑到我家来。有的大骂领导，有的说“六四”迟早要平反……我
到学院去，平时很少找人联系，这回可好，平时不打招呼的，也向我打招呼了。花
匠、司机，平时无甚瓜葛，现在见了我，也主动点头。走在街上，遇到一些别的单
位的老熟人，也驻足拉着我的手，或注目良久，或低声说出一句“文革”用语：我
和你观点一致。这是否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呢？
  在领导层里，则另有一番景象。我本来在系里评上的“教学先进奖”，稀里糊涂
取消了。年终老人猜谜大会上，我猜中的谜语数量名列前茅，但教委公布获奖名单
时，竟没有我。很明显，我的名字是被打入“另册”的。但我已被磨炼出度量，鸡
毛蒜皮，一笑置之。
  我从共产党那里曾学得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
皆可抛。”而眼前的现实是，为了邓小平、江泽民一小撮人的“自由”，百姓的情
感被肆意践踏，学生和人民的尸体抛落无数。读者先生和女士，你们可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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