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人探讨中国宪政民主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举办“中国形势叙谈会”


张伟国


  正当中国大陆形势起伏之际，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危急关头，在今年春节到来之
际，旧金山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邀请了十余名目前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家学
者，在伯克莱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形势叙谈会”，探讨未来中国形势发展和中
国宪政民主的前景。
  出席会议的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顾问吴元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著名
桥梁专家林同炎。吴元黎在会上作了“未来中国宪政应该不被忽略的问题”讲话，
目前与海峡两岸领导人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林同炎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讲时重申了他
近年来经常强调的一个倡议，希望用宪法来统一两岸而化解目前的危机，勉励大家
用现代宪政在台湾海峡建造一座和平之桥。
  应福特基金会邀请正在美国访问的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龚祥瑞，在会上发表了
题为“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的论文，并提醒
人们不应该忽略一个规律：共产党总是说得非常好听，但结果却总是相反。目前旅
居伊利诺州的大陆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在关於“中国宪政前景”的演讲中，指出江
泽民最近提出的以法制国，是中国历史上韩非子式的封建专制传统的翻版，即用法
律限制人民而不是制约政府。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陈一谘，近
来正在组织一项颇具规模的《世纪之交中国总体研究计划》，他在会上提出：为什
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缓冲反而加剧了社会情势的紧张？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
过程中，老的体制已经适应不了这样的局面，改变不了这样的格局，而新制度在产
生的过程中，又没有规则，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不了。最突出的问题是，流民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利益分化造成不同利益集团带来的不同利益结果
，造成一种社会紧张，它的背後是因为决策思想的不一致，政治控制力不从心。当
他讲高级干部要讲政治的时候，原因正在於说这些高级干部都在为实际利益奔忙，
不去讲政治。所以我们看到的局面是社会往右走，决策向左走，这个向左就是因为
没有新的办法，拿一系列旧的手段来应付新的局面。这种冲突带来的结果，新的因
素在成长中无法制度化规范化，而老的体制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领导人却用
一种老的观念继续加强或继续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包括逮捕魏京生、对台海的强
硬态势，以及控制舆论，甚至於讲政治讲敌情，是因为他内部社会经济情势的紧张
，由内部的危机而导致的一种结果。
  他表示，现在的领导人正在这个十字路口。要用一些老的手段解决问题又解决不
了，用新的办法又下不了决心。我认为，民主宪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从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他宪政精神的
要点就是建筑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上面，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国家和社会人民之
间的契约精神，所以平等、妥协和契约，应该说是宪政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人缺
少的一种东西，现实却要求这种东西，特别是老百姓，因为利益之间的协调需要妥
协、需要用一种契约。
  目前是获得尼曼奖学金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军涛在会上
说，眼下是中国历史上最难以确定近期发展走向的时期之一，邓小平时代持续十几
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基本上是一个瓦解毛泽东时代的文明模式的过程，除政策
指导现实突破外，制度与文化建树甚少，邓小平之後中国的法制建设势必提上日程
，因为靠瓦解释放的能量基本用尽，而混乱要求一个新的制度整合过程。在中华民
族的旧文明模式瓦解後，共产主义的文明模式创新实验又失败，中国面临重新建立
和选择新的文明模式的任务，邓小平并未在这方面有建设性的努力。然而，他的权
变意识使中国大陆有了更丰富的选择空间，除物质条件、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外，还
有制度创新的政治思潮的多样化，未来中国大陆文明模式抉择和制度创新将以这些
思潮的互动性发展为指导。
  王军涛分析了目前在大陆可以明显区分五种政治思潮，每一种思潮都具有类似的
特征，这些特别特征依据是：文明模式取向及其对现政权的态度。这五种思潮是：
正统派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主意、威权主义、自由民主派和激进派。在未来中国
的制度创新和法制建设中，最有可能发生积极建设性作用的是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
主义。展望未来，他表示，在不出现崩溃性局面前提下，威权主义可能占主导地位
，但这种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张力，将使自由民主思想蓬勃发展并成为主导性思
潮的历史条件趋於成熟。真正能主导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法制体系的思潮是自由民
主思潮。
  原大陆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郭罗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近代中
国，民主的口号是从属於革命的，缺乏独立的意义。每次革命，都利用了民主的口
号，反对当权者的不民主，自以为代表民主；当反对不民主的人们上台以後，同样
也不仅民主、不实行民主。所以革命运动并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一九七六年的“四
五”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权利。这是中国出现独立的民主运动的标志。
而後，民主墙运动、自由化运动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以迄於今，是民主
运动的发展。尽管在客观上，中国的历史已经出现了从革命运动到民主运动的转变
，但人们的思想上、战略上，郭先生表示，尚未完成这种转变，特别是海外民运。
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往往用革命的思维方法，话语系统来论说民主；还没有摆脱历
史的惯性，以为反对不民主就是民主，缺乏对民主政治的建设性研究；在民主运动
队伍中也还没有学会用民主的机制来协调内部的矛盾。
  他强调，民主运动要追求宪政，宪政研究要走向实践。宪政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树
立宪法的权威，实行以宪法为保障的民主政治。在郭教授眼里，中国的宪政运动的
大致路径：推动选举运动；展政党政治，实现言论自由；改造权力结构。这一切，
要用新的宪法固定下来，就是宪政。而他的结论就是，中国要完成从革命运动到民
主运动的转变、促进民主运动到宪政运动的提升、规划从宪政运动到选举运动的凸
显。
  原大陆著名青年理论工作者、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甘阳，在会上作了题为“走
向‘政治民族’：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和现
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即通
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的状况。目前中国从官
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侩主义”，适足延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从而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的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由於政治改革的一再延
误，中国今日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集中表现在日益突出的“中央与
地方”矛盾上，中央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但从更深一层看，中央权力基础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在於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非
政治民族”--缺乏一套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其中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中
国的中央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无法像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
样可以诉诸全国性的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
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基础。
  甘阳表示，中国政治改革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非政治民族”状态走向
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即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使之能
直接立足於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他引用韦伯的话说，社会经
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立足於全民直选，否则必处处受制於各
种地方或集团利益。所以在社会高度分殊化条件下，加强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
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不妨说，社会大众乃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天子”，而扩大大
众民主实无异於“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代式！
  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崔之元，论述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三个理论
问题，指出联邦党人当年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并实践了在一个大国实行民主
。他的观点补充和支持了甘阳的立论。哈佛大学博士後郑永年，在会上发表了他“
邓时代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及其对後冷战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的论文。哥伦
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孙哲提出了“民主转型中的中国宪政发展”的报告。
  此外，谢幼田、刘凯申、李进进等人，也就中国宪政改革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
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长刘凯申博士主持。旧金山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近几年
来每年都举行一次以上的与中国相关课题的理论研讨会。这次小型会议是今年以来
的第一次，而中国宪政是该基金会近年来组织的一项系列研究项目，据悉今後还会
有另外其他的研讨活动安排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