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京之春》有感 唐正声 最近偶然有个机会读到最近几期《北京之春》，有些感想，写出来和同好交流。 好几年没读《中国之春》了，後来知道易名为《北京之春》，仍然没机会读到。 当年读《中国之春》，就觉得不错，而且有越办越好的势头，现在打开《北京之春 》，比当年的《中国之春》还耐读，首先觉得高兴，接着就想到不易。这不易是从 多方面想到的。 1、《北京之春》不是商业刊物。不是商业刊物，不必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 这当然让杂志好办些。但通常的情况却相反，没有了竞争读者的要求，办刊人就容 易生出吃大锅饭的懒惰，只要办好办坏一个样，通则是事情会办坏。而《北京之春 》的办刊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兢兢业业不断提高杂志水平，倒格外值得赞誉了。 2、海外华人本来是小族群，这几年中国民运又处於低潮，关心《北京之春》所涉 内容的读者比往时更少些。做一点事情就应者云集的时候，爱做事的人就起劲，而 《北京之春》能在比较寂寞的环境里坚持不懈且有提高，也是不容易的。 3、海外的汉语学人本来为数不多，写家自然有限，但看《北京之春》文章的总体 水准，国内未必有几家刊物敢说领先。诚然，此间有言论自由，彼岸没有。国内的 人即使对大陆政局有十分出色的分析，也无法写给广大读者看。但有些离现实政治 远一点的分析，在大陆并非没有发表的空间。在言论自由极不充分的大陆，写家们 其实也应经常自警，不要以无处发表为由来姑息自己分析问题笼而统之不求透彻的 陋习。至於享有言论自由的海外学人，更应该珍惜这份自由，锻造思想的自律，争 取做到论事说理言必有据，评点议论言传心声。 《北京之春》的一个进步，是火药味更淡了，形成了讲道理的环境。这不会是被 中共的坦克吓的。杂志办在美国，中共的坦克很难开过来。恐怕也不会是在心理上 吓坏了。很多人前几年的火药味原是挺重的，如今更理性地思考问题，该是反省的 结果。如果说这种变化是後怕，那也是替还住在中共监狱隔壁的大陆同伴後怕，这 显然和为一已安危害怕是两回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当前世界求正义运动的主流， 是文革以来中国各次民主运动的主流，更是八九民运的明确口号。《北京之春》自 立於民主运动主流之中，本来就是好事。且不止於此。演武习文，固各有所好，但 我总以为写文章该有几分文气，喜欢闻火药味的战士则应该在火线上喊冲喊杀，既 然退下了火线，哪怕是因为打仗挂彩住进了後方医院，再每天做扑碉堡状也未免有 点滑稽。讲究理性，当然不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普天之下，再没有什么动物能 像人这样做得出这么多於理不合的事端了。正因为此，如果能讲理的时候我们还不 讲理，到来不及讲理的时候还不知要非理性到什么地步。 《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先生，从来讲道理，经常讲得中肯。胡平禀性温和。温和 不一定不犀利不中肯。胡平对共产党专制的批评时常一针见血。八九民运中涌现的 许多人物口号文章，都受到胡平从前著述的直接影响，就是一个明证。胡平谈政治 ，从来不局限於政治，而是从政治和人性的其它方面的种种牵连着眼，所以出手就 高一筹。但这也带来一种难度，因为实际的人心，从来不像政治鼓动家所喜宣扬的 那样黑白分明，甚至也不是一大堆复杂定量的算术和。他近期的文章，对英美的利 益理性主义有更明确的反省，更能正视人类行为“有规则的混沌”的向度，从而更 深入了几分。依管见，《北京之春》上的文章，整体说来，仍是胡先生的最出色。 但释卷仍有几分遗憾。这份遗憾，三十四期上的于言大致代我说了。他的文章题作 “论理不必求人服”。我驳不倒你的道理但我仍然不服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缘故 ，这些缘故也并不是都是消极的。你给我论证世上只有感官资料为真。平常我们以 为实在的桌椅菜饭都是幻象。我不太懂哲学，辩不过你，但我还是不相信桌椅菜饭 都是幻象，也许真理最後总是辩赢的，但我们谁还都没活到最後审判。胡平先生大 概过於相信真理只要天天讲反复讲就能服人，有点忽视了即使真理如果总是喋喋不 休也会令人生厌。引导人们信服某种道理的，除把道理讲清楚以外，还有种种其它 条件，这些条件并不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讲道理的人有时不妨休息一下，等 待一下，去作些别的有益处有效果的工作。 猜想胡先生现在该有些许华发了，但以先生的积累，现在开始做起系统的理论研 究也许不算太晚。即如先生喜欢讨论的民运策略，这些年来，仍以东一下西一下的 争论为主，没见提出什么系统的研究成果。也许民运策略原无法系统化。但政治理 论范围内，可做的事情还不少。除了像先生这样东引一句西引一句，略加讨论发挥 批评，还可以尝试建设基於这一代中国经验的成套理论。此外还有人们也常提到的 “建国方略”一类。我当然不以为任何掌握权力的个人或集团会整套采用任何贤人 的政治设计，但诸如直选还是代议，地方主权，国营企业处置，司法程序这类具体 问题，做些研究和设想还是会有用处的。做些研究，就是说，不能单靠聪明议论成 就。思想领域里也有大战役和遭遇战之别。反驳曹长青，只要八分常识两分聪明就 够。另一些事情却需要成年累月的沉默才能作成。 我当然不指望胡平独自把选举程序和住房改革这些事情都研究清楚。在建设性的 研究方面，海外学人本可群策群力，展开讨论，以便将来的建政者，虽无现成方案 可援，但对各种方案的利弊，多些事先的估计。可在这方面，在这最重要的一方面 ，海外民运份子甚至海外学人，实在乏善可陈。八九年後，海外民运开过的大会， 不知凡几，不记得讨论过建设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除非咱们真的设想这些份子将 来就是总统总理和部长，现在把坐次排定可以免去将来体制建设和组阁这类麻烦事 儿。吴国光看大势如此，说看来这些工作只好由赞成民主运动的个人来做。但愿有 些学人正在默默做这些事情。留在大陆的学人，上承天威，下忧衣食，还在努力创 造公共空间，以便多少能互通音气，勉励促进。海外学人倒不能利用现成的公共空 间做点儿有益的事情，宁不让人叹惜？ 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只从民运高潮民运低潮这一个维度（one dimensional）来 描述。九六年五月号所载斯摩拉“从反对派到一团散沙”，对我们这些过来人，轻 而易举就可以想见的。反对派如果停留在纯政治的考虑上面，而不把政治发展和人 性以及社会变化联系起来考虑，事变之後立刻会变成一片散沙。我们很少在民运人 士的讨论中看到反对某种东西以外的思考，看到建设性的思考。建设性的思考一定 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阮铭对调整两岸关系的建议（九六年五月号），陈奎德提 出的恢复成人礼。恢复成人礼这样的念头，听起来未免迂阔。但一个建议，并非必 须有实现的可能，否则就是书生空谈。有些建议虽注定了不能实现，却可能引导我 们从一些较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钩心斗角，而我们的思路却 往往局限在贫乏已极的通道之中。 既已说到胡平陈奎德等人，索性再对其他文章饶几句舌。一位友人说他顶不爱读 于大海写的观察家文章。未及细问缘故。我自己倒觉得这些文章写得颇好。于先生 大概不以理论深刻议论精采名世。但这原不是作主编的缺陷。那些观察家文章，正 大有容，这才是主编最重要的条件。不过，我同意一种批评：海外民运不要轻率对 西藏独立这样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表态。谁以为政治只是民主和专制之争，他就最 好不要从事政治，还是选择当诗人或物理学家妥当些。我敢说海外没几个费心调查 过西藏老百姓要求西藏独立的愿望到底有多强烈。薛伟先生对达赖喇嘛的表态，若 说是个人意见，自无不可，若代表组织，似嫌走得远了一点。说到这里，难免碰到 另一个我没资格深入的大问题：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何处与统治者的相反，何处一 致？海外似有一种倾向：在西藏问题上，把西藏人民的愿望和其（旧日）统治者的 愿望设想得太过一致了，而在整个大陆范围内，又把人民的愿望设想得和统治者太 过对抗了。很有些人奔走呼吁对中国施行经济制裁或取消最惠国待遇，国内老百姓 要是讨厌这些人，我不会感到奇怪。 我当然不敢说自己代表民众，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虽然作不到这一点，但 我们的确可以多做设身处地的设想，而不是大而化之从原则出发。我还要多说一句 ：即使制裁合乎民众的深层愿望，这种呼吁也只能来自那些将承受制裁後果的人群 。这不是因人废言吗？有些道理，谁见到了谁就可以发言，我虽然不是天文学家， 但我要看见一颗慧星，我就可以主张有这颗慧星。有些事情，我却必须站在特定的 地位上才有权开口。我现在宣布解除克林顿夫妇的婚姻，人家只能把我当疯子。我 吃你的用你的同时说你巧取豪夺，鼓励加以查办，人家只能把我当坏蛋。言论自由 也许意味着什么话都可以说，但绝不会意味什么话都应该说，此其一。什么话，什 么时候，都不妨说，这不是自由，不是自由社会的实情，只是赖孩子的自我骄纵。 什么样的真理在什么样的场合由什么样的人来说，从来大有讲究。此其二。 《北京之春》的争鸣文章，进步最大。例如九六年四月号中耶人的“《天安门》 的挑战”和赵无眠的“文学的独立与兼容”，论理犀利态度却中和。此类文章的力 量，并非来自它与某种观点正相反对，而是来自我们这些事外人也都知道的常识。 回到明明白白的大实话上，争论也就到了头。即使受到批评的一方，也可能有承认 对方有理的一天。否则双方争执，闹得不可开交，圈外人却毫无兴趣。至於有些人 ，只要名家这样说了，他就偏要那么说，以便至少（当然也至多）在形式上和名家 平起平坐，甚至真有靠这么干成了名家的，那类争鸣，属“文坛登龙术”学科，我 们没修过此类课程，不敢妄议。 其实，论理的文章，只要道理讲到，态度凶猛些平和些原无所谓。平和的让我们 得平和的享受，凶猛的让我们得痛快的享受。我读马悲鸣的文章，常得後一种。但 三月号上那篇，却觉东一棒子西一榔头，胡搅一番。不知是碰上马先生竞技状态不 太好的光景，还是他自觉得道，怎么说都成了。要是後一种，就让人有点担心。写 字和打球差不多，素质和基本功是极要紧的，你要是上肢瘫痪，凭你日夜苦练，也 不必到法国公开赛上去撞运气。但有了素质和基本功，你仍须兢兢业业才打得出漂 亮球来。 《北京之春》连续数期为魏京生喊冤呼吁，实是很应该的。魏京生是中国异议人 士的一面旗帜。这次重判，且不说毫无道理，即使从近年来中共的标准看，也属相 当过分。民众中更没有一个人会赞成。不过，现今出国学子，已纷纷毕业，正为在 海外长治久安辛苦奠基，国内民众，更需日夜操劳，养家糊口或发展事业，未曾群 起抗议这一新的重大冤案。但大可不必责备民众。民众从来没有宣誓把一生献给民 主运动。风云际会，人民走上街头，甚至面对子弹和坦克；平常时候，民众自要过 平常的日子。民主的先知，的确担负教育民众的任务，但他像所有诚实的教育家如 孔丘一样，从来想不到要唤醒民众。挣面包的人不会总睡懒觉，倒是无须挣面包的 导师领袖可能一直在做梦。 文化大革命是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八九民运却不是任何领袖发动的。 这里只能要求领袖对民众的忠诚，民众则丝毫没有对领袖的事业尽忠的责任。如果 只在八九年闹了几天就要求民众忠诚，见到民众换个样子过日子就恼恨无名，那怎 么还怪得了共产党闹了二十二年以後再也不信任民众自己的选择了呢？假使普通民 众都像民运人士一样，始终坚持在政治斗争的维度里，对中国是幸事还是不幸？人 要过日子，这不是人性的弱点，而是一切有声有色的事业能具有意义的最终保障。 还是魏京生，你高潮你低潮，我自坚持做下去，无怨无悔。经验提示，海外的强大 压力有可能促使魏京生取保到海外就医，单从政治上说，流亡海外不一定优於留在 监狱里。但我们首先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後才谈政治。而魏京生早已经超额付 出了自己的一份。 拉杂写了几段，凡不妥当处，都望编者读者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