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稳定性正名

(北京) 李晓平


  大约十五年前，《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钱正名”。作者
年轻气盛，直抒胸臆；岂料触犯天条，引发轩然大波。不过也因此，留下一段耐人
寻昧的历史故事。
  今天，我为不稳定性正名，亦是有感而发，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稳定性：从偏爱到崇拜

  万物何以能够确定地存在？这是因为它们具有结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没有稳定性，就没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几千
年来，人类对稳定性的钟情与偏爱，的确具有充分的缘由。像“稳如泰山”、“任
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等等对稳定性的礼赞，可以信手拈来。而当今世界，对稳
定的首肯与强调，更是不绝於耳，无庸赘述。
  然而，不能不指出，就社会上的主流意见和流行看法而论，人们已经从对稳定性
的偏爱，滑向了对稳定性的崇拜。
  所谓稳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丧失了对稳定性的批判意识，认为在任何情况下
，稳定性总是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有人甚至认为，可
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求取稳定。享誉学界的塞缪尔·亨廷顿，他对稳定的关注
与推崇，是人所共知的。国内社会科学界与人文科学界，则几乎众口一辞地、无批
判地褒扬和突出稳定。说到政要人物，则无论中外，言必称“世界稳定”、“亚洲
稳定”、“国家稳定”。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与江泽民的“始终把稳定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则更是把话说绝，达於颠峰。
  我们不禁要问：稳定性作为负面因素起消极作用的可能，果真不存在吗？

二、不稳定性：有百弊无一利？

  与稳定性崇拜相伴生，是对不稳定性的歧视。即认为不稳定性在任何情形下，总
是不好的，消极的，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在很多情况下，不稳定性惹人讨厌，确在情理之中。不稳定的东西转瞬即逝，无
从显示其确定的性状，着实让人困惑；一个新结构刚刚成形，正有待维持和发展，
不稳定因素跑出来胡搅，起的是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作用；一个结构还有发展潜力
，却有人早早鼓捣着要让其失稳，瓦解，要敲响其丧钟，的确毫无积极性、建设性
可言。但是，如果因此而断言，不稳定性只起负面作用象武警司令巴忠 那样，完全
以否定的口吻来谈论“不稳定的点明显增多，不稳定的面有所扩大，不稳定的因素
更难把握”，那就失之偏颇了。
  令人遗憾的是，看不到不稳定性可以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的人，占了压倒多
数。现在的中国，有二千多种报纸，一千多座电台，一千多座电视台和一千多座有
线电视台。试问，在这五千多家之中，究竟有几家声称过不稳定性有弊也有利？究
竟有几家声称过不稳定性同稳定性一样，也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又敢问丁关根
先生，您说句实话，你是否也压根儿没听说过，不稳定性可以具有革命性、创造性
作用？至於一般的社会心态，也往往是见了不稳，愁上心头(见冤家对头不稳时，则
生出窃喜)。此外，还经常发生把板子错打到“不稳”头上的事。如所谓“无农不稳
”。无农该不活。不是稳不稳的事了。
  由此可见，公正地、客观地看待不稳定性，消除对不稳定性的歧视，已经刻不容
缓。

三、一种新的声音

  在如何看待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上，自然科学界并未免俗、脱俗。长期以来，
在自然科学家中间流行的，是与社会上相同或相近的经典看法和传统观念。即稳定
性是完全积极的正面因素，不稳定性则完全是消极的负面因素。只是到了本世纪下
半叶，当科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世界的演化，投向结构的产生与复杂性的
递增，并相继创立各种自组织理论时，才开始出现了关於稳定性、不稳定性的新见
解。我相信，虽然这种代表现代科学新观念的声音是平和的，但它对全社会(少数熟
悉自组织理论的人例外)都将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一种给人以巨大启迪的声音，
一种拨乱反正的声音。
  1、对不稳定性作价值中立认可
  与传统的对不稳定性的全盘贬义理解不同，现代科学以平和的心态，按本来面目
在看待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I·普利高津说：
“在五十年前，谁会相信大多数、或许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不稳定的？”“今天，
只要我们放眼一望，就会发现演变、多样化和不稳定性。”菲尔兹奖获得者，法国
数学家勒内·托姆说：“无数现象都会随着初始对称性的消失，在宏观上呈现出来
某种类型的不稳定性。”
  2、不稳定性与稳定性同起正面或负面作用
  浑沌，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是结构稳定性与轨道不稳定性的奇特统
一体。这里，如果再将稳定性视作可取，不稳定性视作不可取，就是活生生地阉割
了浑沌。於是，当浑沌起破坏性作用时，二者都得打板子；当浑沌起建设性作用时
，二者都得被褒奖。前者如心脏的浑沌----该诅咒的心室纤维性颤动，後者如健康
人的脑波，幸运地呈浑沌状，而癫痫病患者的脑电波却近似地呈周期状。
  3、不稳定性独具的建设性作用
  自组织论告诉我们，系统演化的基本模式为：
  热平衡态--→平衡态失稳--→低级有序态--→低级态失稳--→高级有序态--→高
级有序态失稳--→更高级有序态--→……
  I·普利高津指出，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失去稳定的可能性，打开了通向可以导致
内部差别和复杂行为的转变现象的道路。”
  M·艾根说：“具有某种优势的进化的出现和一种不稳定性相符合。”
  H·哈肯将不稳定性作为他创立的当代协同学的三条基本原理之一，他把演化看成
是系统经由一系列不稳定性，一再形成宏观模式的过程。
  各位自组织理论大师，不谋而合地对不稳定性的独特正面作用加以首肯，不仅有
力地否定了不稳定性只起负面作用的传统观念，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毫不
夸张的结论，没有不稳定性，就没有进化。
  在复杂系统发生质变，也就是出现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突变过程中，只有旧状态
或旧结构失稳，系统才能经由跃迁的方式，即经由一系列不稳定的中间态的方式，
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有序态。在这个过程中，旧结构的稳定性是一种消极因素和保守
力量，种种维护旧结构的举措，不仅不是建设性的，而且是扼杀生机和希望的，是
逆进化大方向的。在这个过程中，不稳定性则起了一种扬弃旧结构、激发和导向新
结构的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的终端，新状态或新结构产生之後，
稳定性就重又发挥新一轮的保存、延续、发展新结构的建设性作用。

四、聊说“稳定压倒一切”

  在我们对新的声音了悟於心之後，不妨对“稳定压倒一切”聊加评说。
  邓小平提出并再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表明在他心中，“稳定”已很成问题
。快稳不住了的深刻危机感已令最高决策层朝思夕虑，寝食难安，当属合理推测。

  问题是，面对失稳的进袭，究竟是悉心维护原结构之稳定，还是因势利导，借不
稳定性而创建新的高级有序态？我认为，关键要看中国社会结构是否还有可供社会
发展的较大容量。如果能够通过原结构的“自我完善”，容纳愈益丰富且质量不断
提高的社会生活，则强调结构稳定乃为正着，强调过了头，亦是情有可原。如果原
结构大体潜力挖尽，且畸变後果日益突兀，则唯有进入结构取代的突变分叉过程，
才是上策。在这个过程中，原结构的局部乃至整体失稳是正常现象，一定程度的动
荡、脱序、失控乃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不稳定的阵痛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稳定
的、更高级的有序结构。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原结构的自我完善，已然不可能。而且，社会已经部分进入
结构取代的质变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可分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子
结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计划经济的原经济结构自八十年代初局部失稳，到现在
已经整体失稳并局部瓦解，市场经济的新经济结构正在艰难地构筑。虽然还戴着一
顶“社会主义”旧帽子，显得浑身不自在，但毕竟在经济囹圄，已经开始了很有希
望的结构取代。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经过十多年的被迫“自我完善”，毛时代
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成了现在准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毛时代独霸文化之文化结
构，成了现在党领文化之文化结构。不抱偏见的人看得很清楚，由於外有国际民主
社会强烈的示范效应和世界民主化潮流巨大的震撼力量，内临民众权利意识的萌动
，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和自由民主化推动力量的崛起，这两个子结构已经无潜可
挖，明显失稳。这时，明智的战略选择是，随着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突变过程之深
化，从速开启从一党专制走向宪政民主，党领文化走向多元文化的结构取代过程，
以便整个社会能在世纪之交跃上一个新台阶，即从计划经济----一党专制----党领
文化之旧稳态，经由不可逾越的若干不稳定中间态，跃向市场经济----宪政民主--
--多元文化之新稳态。我们相信，这一跃迁符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的文明进化大方
向。
  然而，在中国社会结构面临根本变革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自恃经济粗放型增长尚
有势头，瞿然奋呼“稳定压倒一切”，希冀能稳住一党专制的政治结构和党领文化
的文化结构，以及稳住经济结构中“公有制为主体”这块社会主义胎记，从而稳住
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这种与进化浪潮作殊死一搏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已
经带来并正在带来双重负面效应。一方面，破坏性致乱因素在滋生和蓄积，已经到
了内囊尽上的严重程度：权力机构通体腐败，社会制度性不公极为严重，社会风气
日趋衰败，以不公还治不公之反社会势力膨胀与泛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另一方
面，建设性进化因素被压抑和消解，其积聚与成长甚为不易：私有产权无法律保护
，私有经济仍遭歧视，私有制潜行被阻扼；人大、政协要求切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的呼声受到抨击与压制；敢於据实报导，从而“不利於稳定”的官办报纸，如《北
京青年报》，被施以外科手术式打击；民间发出的持不同政见的独立声音，则一概
招致警察的光顾；民间独立传媒仍被无情禁绝；良心犯、言论犯仍被不断制造出来
；民间结社、组党之尝试被坚决消灭在萌动状态，并责於骇人听闻的重刑。一句话
，代表未来的新结构的要素，被当局尽其所能地加以控制与摧折。
  “稳定压倒一切”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积累，往好里说，将使被强行推迟的结构
取代过程终於发生时，社会要付出额外的高昂代价。社会脱序行为之频度、烈度将
提高，社会动荡将加剧，社会动乱将更可能出现，人民将承受额外的痛苦，作出额
外的牺牲。往坏里说，将使结构取代成为不可能，而结构崩溃之危险却日益增大和
临近，最後是没落、衰朽的政权既内斗剧烈，也与社会力量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
从而出现社会大失控，大动乱，重蹈几千年王朝盛衰的历史覆辙。而在内战的废墟
上站立起来，直接走向宪政民主，这种可能性太小。
  “稳定压倒一切”，智乎？愚乎？

五、革故鼎新实现飞跃

  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在突变之中。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已然无可挽回
地失稳。而不稳定性的建设性作用，就在於提供了革故鼎新的重要契机，开通了走
向新的更高有序稳态的道路。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东西“压倒一切”，那么，目前压倒一切的应是：承认失稳
，正视失稳；把最基本的东西搞对头；进行紧迫而精心的和平演变方略拟定和制度
创新设计；有胆有识地付诸实施，革故鼎新，实现飞跃，建立起市场经济----宪政
民主----多元文化这一中国大陆史上崭新的稳定有序结构。
  中国进化的命运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与已经胜利实现飞跃的前东欧、苏联各国
相比，我们落在後面，差距还不小。中国共产党内尚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人物
大胆露头，这是落後。中国尚无团结工会式工人组织横空出世，这是落後。而中国
既十分缺少哈维尔式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又不时见到深怀幕僚情结者贬低人权运动
，把基点定在与现政权谋求合作上，这就更落後了。
  因此，中国现在的革故鼎新，第一步是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对头。这一步极具建
设性。它是避免结构崩溃的社会大混乱，使结构取代的飞跃过程得以开始的出发点
。而一切比当局更有见地的治国方略的提出，也将以此为前提。
  这里提出几条最基本的东西。
  1、对已经走到尽头的专制统治结构，不能再补台，而应拆台，将其和平演变成民
主政治结构。
  2、对尚在台上的专制统治者，应以批判、施压为基本点。不排斥对话。通过对话
可推进我们的理念，也可适当地规劝、调教对方。
  3、用和平共处、既竞争又合作的权利----责任意识，取代你死我活、只斗不合的
权力----依附意识。
  4、用平等人权取代等级特权作为社会规范的核心理念。
  5、民间和党内的自由、民主力量实现沟通，寻求合作，并率先垂范，勇敢争取和
行使个人自由权利，为全社会树立新的行为模式。国内首先是行使站出来说真话，
发出独立声音，亮明目标，宣达和传播新理念的权利；国外是争取和行使回国的权
利。
  6、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历来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社会，且执政者对真正政治变革总
是极力抵制，万般无奈时也很不乐意实施。因此，民间和党内的民主进步力量，不
仅应当是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且应当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
。同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以唤醒公民意识，鼓励和帮助民众争取和捍卫自身基
本人权，倡导民间多元化力量，根据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原则，依法或依法理自主
行事，逐步培育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对政府的制衡力量为主要着力点和长期、根本
的宗旨。此外，可以考虑提出和推动实行地方自治，肯定和支持人大、政协的自发
议会化倾向，司法机构的自发独立化倾向，军队的自发国家化倾向等等。
  把最基本的东西搞对头之後，再加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格、意志力量和献身
精神，中国就有了一个有望成气候的新的吸引子：未来的目标加现在为之踏实地、
负责任地奋斗的人。中国的各路英才被这个吸引子所吸引，将会贡献出他们早有所
思的治国之策；中国的普通公众被这个吸引子所吸引，将会聚合起临界数量的人群
，迫使已经失稳的旧吸引子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