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城市革命


魏少飞


  促成中国社会从共产党僭主专政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什么途径最有效、因而最可
能实际发生？

一、第一条道路：宫廷政变型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共僭主专政的以往模型，首先发生的尝试，是一场宫廷政
变。如一九七六年毛僭主死後所发生的拘捕其亲信的“打倒四人帮”的宫廷政变。

  对指定的接班人而言，他的处境是前後夹击，上下夹击：前後夹击是许多人觊觎
他的权位，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上下夹击是他不得不在他的前任所歉下的血债和
他自己面对的新压力之间挣扎，寻找活路。
  有的甚至等不到老僭主死去，已经身首异处，如刘少奇、林彪、胡耀邦和他们的
俄国前辈托洛茨基等等。
  人民的怨恨随着老僭主的死亡而变成自觉的意识，要向新僭主讨还血债，新僭主
迫於压力，不得不暂时顺应人民的要求，如一九六六年肃清政敌的毛泽东、一九七
八年刚刚夺权的邓小平。但这个同盟是脆弱的、注定不持久的，宫廷政变(打倒刘少
奇、剥夺华国锋)一旦成功，无情的打击立即落在刚刚被利用完了的同盟者头上，无
辜者被打成歹徒和罪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无疑，这样的宫廷政变解决
不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宫廷政变的病根，在於它无法向人民还债，策划通过宫廷政变来延续中共僭主专
政的野心家们，因而无法动员人民投入建设。所以新僭主不得不为了“我身上的他
(老僭主)”而处处被动：邓小平不敢公然否定毛泽东，江泽民将来也只敢偷偷摸摸
，不敢公然否定邓小平，否则他们自己的虚假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这年复一年
、代复一代的偷偷摸摸的还债，只对巩固僭主私相授受的专权有利，而绝对不利於
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哪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中南海里！
  难怪中国的遭遇如此坎坷、处境如此窘迫，因为敌人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中枢
神经系统！这种民族危机是可以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来自行解决的吗！
  
二、第二条道路：中层革命型

  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政界、军界、知识界的中青年脱进者，即有在中
共老人帮死後或退出政治舞台後，密谋“中层革命”之说。他们认为，所谓“中层
革命”既可使中国大陆避免“底层革命”(即“全民总动员”)的大规模动荡、改组
，也可以解决“上层革命”(即宫廷政变如“打倒四人帮”)所无法解决的迫在眉睫
的制度改革的历史压力。直观地说，中层革命的特性，比较接近葡萄牙一九七五年
革命，伊朗、菲律宾以及苏联、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间所发生的革命，也
分别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实现了中层革命。尽管它们都尽可能动员了群众的参
与，但掌握大局的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如教会、议会、工会、军官团、
党的组织等等。
  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本来可以提供一次开始着手推进中层革命的机
会，但由於社会条件的异样，结果使得中层革命的潜力反而受到打击甚至摧毁，知
识界损失明显，政界尤其是军界的中层革命的潜在势力也无不受到清洗，从而加速
中共政治的左倾；尤其屠杀歉下的大量血债，使得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变得难以调
和。
  一九九二年，六四大屠杀的罪魁祸首邓小平“南下讲话”，使中国大陆奄奄一息
的经济改革的势头，得以重新起动。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层势力，再度变得活跃。他
们中的不少人，利用己有的社会地位与发言权，形成种种政治帮派联系，伺机扩大
社会影响，以便在邓小平死前获得思想与组织的某种优势，企图在中共“第三代领
导人”登台或垮台後，最终影响大陆政局。
  但是，观察“戊戌变法”到“六四屠杀”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演变，这种算盘
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中层革命在中国发生并取得成功的前途，可说十分渺茫，这与其说是因为“反封
建不彻底”，毋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极权传统，早已摧毁了独
立或半独立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再加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小和尚传统，把
中央极权统治下残存的民间社会，通过“公有制”的口实，也一并消灭。
  多元的竞争社会，是一个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十分活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
格局，是不会能让中央极权的官僚机器任命的人，垄断政治的。因为这样单向自上
而下的权力代表，无法发挥社会横向联系、进而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国事的作用。如
果他们强行垄断政治，社会要么走向僵化，要么爆发中层革命，如英国的国会军就
是这样向王军宣战的，美国的独立军就是这样向英军宣战的，法国的三级会议就是
这样推动革命的。甚至日本的藩国，也是如此打倒慕府，实现明治维新。相反，中
华民国政府在四十年代的军事失败，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其领袖集团大多出自
江浙、两广等工商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於发
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导
致大陆腹地区域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被中共盘踞、煽动，袭来一场人造的革命，
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潮流格局，最终消灭了城市的抵抗，并在长达三十年的时
间内(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使中国城市不断农村化，使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飞
速发展日益脱节，几乎丧失了地球的球籍。这种反潮流的“全国一盘棋”，是传统
的大一统造成的奴性，和共产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结合，它的特点是，宁愿拖累全
局发展，也不发展地区优势，以便“顾全大局”。这在任何健康的、多元化社会，
都是无法想象的梦餍。
  正是在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奴化政策下，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所赖以存在、发
展、壮大的法律基础一一消灭，中央极权的政策治国代替了地方自治的法律治国，
无责任政府的恶劣示范，使全民不得不放弃责任感。
  这使中国并不具备发展中层革命的条件，我们必须超越中层革命的幼稚幻想，达
到民主政治的彼岸。
  
三、第三条道路：全民总动员(城市革命)

  如果宫廷政变、中层革命都不能解开中国的政治死结，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那么最後的道路就是实现全民总动员，在必要的时刻即使翻转底层，也要完成体
制变革。
  中国社会目前的畸形、变态，若无方向性的转折，随着政治通货膨胀、经济通货
膨胀、人际关系通货膨胀等多方面社会信用的崩溃，风卷残云的日子已经不远。…
…要使一个不断受挫的民族，开始走上现代生活的正轨，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其中包括“最原始的手段”，而这，首先意味着全民总动员。
  要使一个由於长期的极权控制而失去内在规范的民族，重获尊严、自律、自主、
自由等文明规范，就要首先把反抗极权主义外在压制的干劲，充分渲泄出来。
  为彻底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乱麻堆计，不能回避与残暴邪恶势力的直接冲
突。为不留後患计，不能回避必要的高烧。
  中国的全民总动员，不仅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而且将扩展到种族层面。
这表现为对种族实行严密的精选。所谓“文化层面”，是指後天的、习得的层面；
所谓“种族层面”是指先天的、遗传的方面。中国的全民总动员，不仅是心理革命
，还是物理革命；不仅是精神革命，还是肉体革命，不是共产党式的党同伐异、强
迫劳改，而是对“一切不合时宜的肉体特性”，实行彻底纯化。只有让依照法律尺
度必须淘汰的基因被淘汰掉，理应成活的生命，才获得生生不息的空间与机会。至
於纯化的下一阶段，才是优选并保留，让有希望的种子绵延，长成参天大树。只有
当此这“两步纯化”完整到位後，新的生命种属、新的生命结构、新的文明特征—
—才披星戴月而来，欣欣向荣而生，尽意而笑，尽意而哭！在这种意义上，全民总
动员将作为中国百年革命的终结者，载入史册。它实现前此历次中国革命“业已失
落的目标'，还要青出於蓝，成就以前的革命并不自觉的铸鼎大业。
  
四、城市与城市革命

  苏共的十月夺权是城市革命，但中共的十月建政却不是城市革命，所以苏共夺权
後可以使得俄国迅速工业化，中共建政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苏共再差劲，其
基本力量毕竟是由城里人构成；中共却是农村起源的割据势力，完全缺乏管理全国
城市的经验，甚至没有经营城市以推进现代化的意识。
  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主，希腊历史上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历史上的
蛮族入侵，以及近代中国城市主导权的丧失、中共盲流崛起执政所导致的全面野蛮
化过程，都是反城市力量对城市的反击与清算。毛泽东思想的晚期阐释者张春桥称
之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城市力量。邓小
平表面上是个“改革派”，骨子里是五十步笑百步，在执行了六四大屠杀後，邓小
平宣称，请愿者是“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指请愿者实际上代表城市
力量，对中共起源於农村的野蛮力量所进行的历史性反击。这表明邓小平依然是城
市革新力量的敌人。而确确实实，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邓小平所说的“
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让全民都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彻底铲除僭主专政的
真正共和国！
  但中国现代史所展现的野蛮化过程，却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後夺取全国政权”
，这并非毛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蛮族军事集团的看家本领，蒙古人就是这样
包围巴格达、北京和欧亚各个城市文明并聚而歼之。尽管他们不是农民，而是游牧
民。在中国内部，洪秀全、李自成、黄巢、张角、绿林赤眉、陈胜吴广，早就是“
农村包围城市，然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家”。要说毛泽东的“贡献”，那主
要在於盗用一套外来新语汇来讲述中国老故事。
  但它的遗产依然存留，中共不论在武装夺权时期，还是在建政後的经济建设过程
中，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为宗旨。如“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变相的“农村包
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运用，它以农村式“小高炉”代替城市的高度集约
化生产。邓小平悔过式的改革开放中，也如此农村改革先行，搞得热气腾腾。所以
一进入城市改革阶段，马上混乱，土八路玩不转洋玩意儿，农贸市场比超级市场，
难道是一种进步吗？乡镇中小乡镇企业比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难道是一种进步吗？
显然不可能。它们造成大量污染、资源浪费、伪劣产品，因为从“发展生产力”的
角度看，分散比规模经营的效率，远远低下。越集中，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因此
高度的城市化是工业化不可逃避的後果。现代化生产，要求流水作业，致使各个工
厂分工越来越细，小而全的毛派经济，是土财主式的，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乡镇企
业企业浪费资源，分割农田使大型水利都荒废了。再加上承包制回避产权问题，“
租赁”造成无责任感，所以农民拼命榨取地力，滥施化肥，造成土质板结……这些
破坏性後果都是中共土八路“农村包围城市”传统的罪恶遗产。
  我们要超越中共的土八路传统，必须具有新的城市教养。在现代国际城市文明的
条件下，尤其是需要吸收国际性的知识、教养，否则就只能像共产党的政策治国那
样，原地打转，冥顽不化，无法与世界接轨，坐不上世界圆桌会议。
  
五、城市革命的功能
  
  政治应该是正直的，但中共的政治却是世界上最不正直的、最腐败的。在联合国
所进行的世界各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调查报告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次，已经
排到了第一百二十几位。中共的腐败，是病症而不是病根，中共的腐败，是中共式
的社会动员业已停顿并遭到挫败的表征。反腐败，本来应该是消除社会动员的障碍
，而中共的“反腐败运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中共的组织已是当今中国最
大的腐败温床，中共的意识形态则是中国进行新的社会动员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例如，中共的特权，已经完全堕落为“消费性的经济特权”，是仅仅为中共这个
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子孙(现代八旗子弟：“高干子弟”)攫取非法利益的“见不得人
的勾当”(而不是可以明文规定的法律特权)，中共这种偷偷摸摸的“特权”，是以
损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并坑害中国的健康发展。它不同於“非消费性的
政治特权”，因为後者运用得当，可以强化社会动员度，从而推进历史发展，因而
不是腐败性的。其基本特征是“廉能政府”，即有效率的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治权威
。这种特征显然不再属於中共政权。
  中共不仅组织腐败，而且意识形态落伍，这两者的综合後果，是排斥正直和能干
的治国之才进入政治结构，从而可以让中共的腐败“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看中共僭主和权臣们的简历：
  一、毛泽东等造反出身的土八路，基本上属於“识字的农村盲流”。由於完全缺
乏城市生活的经历，没有治理传统城市的起码经验，更不具备在现代条件下把传统
城市发展为现代城市的能力。
  二、邓小平等抢班夺权的勤工俭学派，基本上属於“走马观花的国际盲流”。他
们对现代化的真谛毫不知情。
  三、江泽民—李鹏等太子党，作为高干子弟的代表，可以让中共僭主放心，却不
能让全国人民放心。因为他们只关心共产党的权力，不关心人民的权利。在不惜杀
鸡取蛋、维护共产党僭主专政的决心方面，与他们的父辈如出一辙。
  如此看来，城市革命使新的民主力量进入中国政治结构，将是无法回避的历史结
论。新的中国民主力量，起於平民阶层，牢牢扎根中国，深入西方社会底层，体会
现代民主制度的种种利弊，凭藉自身的努力，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知识与教益，有动
力、有阅历，最有条件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诚然，由於中共治国无方，新的城市革命也不可能使中国在一夜之间，走向法治
社会。为收拾中共遗留的烂摊子计，先要恢复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需要重新确定
新的政治权威，依靠法律的力量、按照最合理的途径，来改组中国、重建中国。但
是显然，这样的政治权威不可能是中共，不可能是中共太子党，不可能是中共的消
费性特权利益集团。
  为什么不是中共？因为：
  一、中共的意识形态完全落伍，已经被中共的社会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二、中共的组织机构完全腐败，已经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起码的威信。
  三、中共的政策条文朝令夕改，已经毫无信誉，无法指导社会生活。
  四、以上三点的综合效应是：中共的行政权威业已荡然无存，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因此连带受到蔑视，社会解体进程加速，道德约束日益废驰
，不仅政治改革受阻，经济改革也社会成本猛涨，整个社会入不敷出。
  城市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
  
六、城市人格：城市革命的象征
  
  城市革命充满活力，其首要回合，在它推出的新政治权威心中展开，而後波及世
界。这个人要在自己心中先定胜负，然後把净化的战争，引向志同道合的心中，最
後定出中国的命运。他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他的责任十分重大，不先胜自己
，怎能赢得世界？
  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社会流血不止的伤口。
  在城市革命的前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也许会进一步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
止的革命阶段，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以往的过火行为，变得平淡无奇。
不把旧世界的最後毒素都挥发掉，难以获得身心洁净。
  城市革命的人格化，是天生的历史学家而兼天生的心理学家，他驾驭多变的潮汐
，推波助澜！他不是毛泽东式的机会主义份子，不是邓小平式的利禄之徒，他具有
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无欲则刚。他令人惊奇。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美德，中国
转型超巨大压力也将迫使他产生这样的美德！他因此成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人格化。

  全民总动员—→全民公决—→新的政治权威的诞生，这是中国走向自由的现代化
道路。这样的自由不是任意胡来，而是肩负创造历史的责任。
  为了中国，让我们谅解他！
  为了中国，让我们祝福他！
  为了中国，让我们对他的政治行为——给予事先的法律授权！
  “名义上的公仆、事实上的窃贼”的时代，将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