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师右派份子的回忆

姚晓衡


从医生到右派

    1952年，中央卫生部在全国各医学院的高年资学生中抽调一些学生，到各地刚开办的中级卫生或医士学校去担任基础科教师，应允数年后复学，仍算为原来毕业的1954年资，我也被调。1954年我由南京医士学校病理科复学，同班同学章某也同时复学，我们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1956届丙班。这一届有400多学生分为3班，丙班有130多位同学，与原来我的圣约翰大学医科的34人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章某和我补读一些临床课程，如部份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小儿科学、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学、法医学等，很快就于一年内学完，紧接着又于1955年7月起做实习一生，与邱某、余某、何某等在一起实习。除小儿科和传染病科在天主教法派广慈医院（后改名为瑞金医院）外，其它各科均在基督教圣公会英美派的仁济医院（Lester Chinese Hospital后改名为上海二医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这时全国正在搞文字改革，由于在小学打好国语注音符号的基础，我对文字改革甚有兴趣。我订购该杂志并经常投稿，反对用俄文，建议用英文26个字母为中文汉字拼音；1955年底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最后采纳我所提议的拼音方案，可以说我还是汉字拼音的鼻祖之一。因此我对汉语拼音非常熟悉，这是我在做实习医生时的副产物。

    在仁济医院，侯某、宋某、和眭某等是经常带教的主治和住院医师，内科主任是刚由美国回来的李丕光教授。美国回国的内科副主任心脏科专家陶清教授和正巧担任住院总医师、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钱贻简为我们打下很好的心电图学基础。钱不久入党并转到北京市首都医院专为高级干部看病。宋医师入党不久也调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医学院任领导工作。

    1955年4月1日我的第2个孩子在原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宏仁医院（St.ElizabethHospital）诞生，为了表示“站立在姐姐明湖一边，明白和了解祖母”而起名立明，由在上海卫生学校工作的钱某和我一起到医院接妻和立明出院。（钱某后来复学，毕业后在中医学教研组工作，与我的同班同学凌某结婚，1985年升为二医副院长，后来又成为上海中医大学党委书记）。立明皮肤黝黑健康可爱，是我最疼爱的。他皮肤的发黑是妻怀孕时在南京大学助教工作忙碌祇好常服中医煎药，内含大量黑色色素沉积于立明的皮内组织。8月开学后，妻回南大工作，4个月大的立明又不得已放于外公家由奶母喂养，他满周岁后也由宁波阿婆带到南京，交给第二次由山西来的母亲照料明湖和立明两个孩子。

    有几次招待澳大利亚和丹麦客人以及日本大学生的机会，在二医和文化俱乐部先后举行大型交谊舞会，都叫我们这些20几岁的男女大学生参加招待，陪舞和交谈。还一起去兰心大戏院欣赏男高音歌唱家蔡绍序和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表演的独唱和二重唱，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好听的声乐，尤其是高的法国名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和蔡的四川名歌“太阳出来嘿！”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后来我也经常唱：“太阳出来罗嘿，喜洋洋哟！哦呵！挑起扁担琅琅彩，狂彩，上山冈哟，哟哦！”

    1956年6月实习期满后应戴上美国宾州大学的医学博士冠冕，但共产党领导的二医早已与美国宾州大学断绝关系因而作罢，我祇在本届300多同学的毕业典礼上领取了院长颁发给我的名列前矛“优秀生”的奖状。大部份同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少数留在上海各大小医院，更少数的才留在母校做基础科教师，极个别的人留在母校附属医院做临床工作，我幸运的一人留在附属仁济医院内科做住院医师工作，与胡某、徐某、明某和荣某共5位住院医师。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后来却被二医党委打为右派。（荣后来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和党支部书记，虽然仍与外单位的老同学相处还过得去，但在本单位却脱离群众，享受特权，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党员的必然规律。徐某后来患肝炎和肝硬化，于70年代即早逝。）

    我与徐或胡经常做急诊室医师翻日夜班。仁济医院位于福州路和山东路交界，为上海最繁华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急诊室24小时均极度忙碌：心力衰竭、高热不退、中暑抽搐、气急青紫、打架杀人、吐血便血、溺水触电、自缢服毒、半夜猝死、集体中毒、脑炎、白喉、中风、子痫、猩红热、恶性疟疾、暴发性脑膜炎、癫痫持续状态，千变万化，应有尽有，凡是医学院教科书里所能包罗的症状和疾病，几乎全部无遗地经历和体验到了。

    1956年底，上海中华医学会举办全市医学工作者新年庆祝联欢会，安世源、张某和我演出话剧“归来”，讽刺共党干部进城后另娶年轻美貌新媳妇而置农村原配于脑后；事后再回农村办离婚。

    这祇是针对小干部的讽刺，而大独裁者毛泽东任意玩弄年轻美貌姑娘却无人敢质问，反而有党中央和国务院保护，真是“祇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却说在那个跳舞晚会上我第2次遇到了刚30出头的美艳夺目、娇巧苗条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我荣幸愉快地与她共舞多次。对于她，与我跳舞是无所谓的事，可是对于我却终身难忘。第一次认识她是半年前在仁济医院的青年联欢会上她和仲星火来介绍电影“南岛风云”的拍摄，我在会上表演独唱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啰”，受到她的热烈鼓掌。可怜的是不久之后上官被毛召入宫中，进行了多年的断断续续的助淫药激促的老年性“性放纵、性玩弄和性发泄”。10年后文化大革命，上官被江青迫害自杀。蔡绍序在文革时也被陷害为祇唱民歌、不唱那些肉麻地吹捧毛独裁者个人的忠魂曲，而于人间蒸发，渺无音讯。这都是后话。

    于1957年初上海市卫生局心血来潮进行医院调整。仁济医院的内外科医师调往伯特利医院（Bethel'sHospital，后来变成第九人民医院）；宏仁医院的妇产科合并到第九医院。宏仁的内外科医师进入仁济医院，成为第三人民医院。共产党就是利用领导权命令下面变来变去，上面的党员干部就可以有更多机会成为新头头做官，更多权力捏到手。到了九院，与钟某、高某、李传福等人合作。李某是全国大鸣大放时敢向毛泽东提出资本家应拿20年定息的李康年的长子，他与其父一样被打成为右派份子，永世难以翻身。

    这阵子学术风气甚浓，上海各医学院和各大医院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和临床病理讨论会（CPC-Clinico-PathologyConference），我常代表内科的初年住院医师参加，介绍病史和朗读文献，凭我的英文水平我经常翻阅大批美国医学杂志文献，在学术会上发表意见。我感到自己开始向做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的道路上前进。

    医院成立一个话剧社，安世源，我，和几位年轻护士在上海艺术剧院的人民功勋演员武浩导演之下，排演了“不是为了爱情”并在当时刚建造好的，富丽堂皇的中苏友好大厦公演。

    1957年6月，大伪君子独裁者毛泽东忽然鬼心眼一动，想考验和分化知识份子，假惺惺地发命令说甚么“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说他“虚心地”叫全国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于是善良、真挚和坦率的几百万知识份子们，上自罗隆基、费孝通、丁玲、李康年……中有复旦大学的孙大雨、广慈医院的董德长，下至李传福、刚毕业的我和在大西北甘肃的穷山僻野搞地质勘察的二十岁的元元弟弟（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都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剖心置腹地提出宝贵意见。人非圣人，孰能无过，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提的意见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全国几百万纯厚公正、意愿诚恳的知识份子们都上了大当。毛泽东所谓发动群众，即由他发命令给他的狂热的、又丧心病狂的追随者们（也包括一些天真无知和愚蠢的人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们挖提意见的知识份子的历史、社会和家庭根源，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怪罪提意见的人。

    他煽动“反右派斗争”，又硬性规定每一个单位至少有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于是善良的知识份子们纷纷落罔，被陷害成有罪的右派，多多少少的人自杀了，更多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沙漠、农场、监狱等），或就地改造，几百万人被重演了大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几百万家庭被拆散，夫与妻、子女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被迫六亲不认、骨肉不亲地划清界线。从此中国大地上漫天一片乌云遮天，偶儿有极短暂的一线晴天，但随时会有政治暴风雨、龙卷风的灾祸。直到今日，人们以说假话为荣，说真话为傻。无道德伦理标准，唯毛泽东及其党羽说话为第一准则。“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技俩浸蚀人心。邓小平在这个恶毒的、陷害大量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中扮演很不光彩的角色，他至死尚未觉悟承认错误，这是中共领导人的癌瘤。

    1957年七月我对毛党的干部提升政策（指余某、杨某等党员），一面倒‘倒向苏联’的政策，一面倒‘学俄文’的政策，大干部特权现象：例如当时不少大干部进口美国顺风（Plymouth）小轿车驰奔于上海市区，写了提意见的大字报；我又对该年的匈牙利事变在会上表示同情，毛党份子记了帐。后来1958年我在昆山农村治疗血吸虫病时，毛党对我们进行“反右整风交心补课”，抛出这些搜集好的黑材料，把我打成右派，使亲者痛，仇者快。


下放农村治血吸虫病

    这暑假，鉴于我留二医教学医院工作，妻在南大陈嘉教授和复旦杨其琛教授的点头同意下被调回毕业母校复旦大学英文系担任助教。我们以为从此我们就可以不再分居，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可是11月毛泽东又翻云覆雨，提出干部下乡劳动锻炼。医院选择了外科主治医师安世源（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在抗日时期曾在内地做过美军翻译）、放射科第一年住院医师黄某（基督教家庭出身）和我被编入干部下乡劳动锻炼队伍，我不得不与妻分离。动员时党头头答应一个月回家一次，事实上后来治疗血吸虫病时祇能2、3月回家一次。共产党的说话会变的，不算数的，这叫“辨（变）证（正）法”。根据共产党的需要而向人民“真正”承诺，继而变来变去，不讲信用，欺人自欺，欺骗人民，欺骗国际。

    我们到了浦东洋泾镇住于贫农家中并包伙食，每天在田地中锄地、挑粪、挖沟，推泥车、推粪车……一切学术的知识，医疗技术全部置诸脑后。每夜6时在老农家里吃完一大碗稀饭就回到我们3人睡的一个10平方公尺的、暂时腾空的小仓库，一张大床实际上是堆杂货的平台，占了房间的一半，3个大人挤在一张平台上默默地休息和入睡。一整夜每人都要出门数次，站在孤零零小仓库门口，对着周围空地，顶着西北冷风溺尿。从来没有出过门的黄某不住地叫：“吃不消呀！”后来他偷偷地买了一点面包，晚上8时吃几口。那个历史阶段，共党有规定，下乡是锻炼，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和同劳动），绝对不许发怨言，不许说肚子饿，这意味着诬蔑农民不给我们吃饱。黄不断地向我们幽默地解释说：“我们体内水份太多，面包好像吸墨水纸能吸收水份，减少半夜出去喝西北风”。安某通情达理地同意黄的看法，因此我们都弄来面包解救我们的半夜困难。

    次年1958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同时开展“彻底”消灭日本住血吸虫病运动。华东卫生部于是把我们由浦东调往昆山乡下千墩镇；二医也增加了一大批医生和护士，诸如明某（1949年以前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过职务，又在前震旦大学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陆某、螘国钧、苏某、宋某、匡某、樊某、程某、俞某、徐某、周某、唐某、李某、余某、戎某、印某等。起初大家按照书本规定，对病人负责，动员农民集中在一起，我们脚踏实地用20天疗法慎重地治疗病人；我与农民张某、李某等还交上朋友。

    到了3、4月份，毛泽东假惺惺地说血吸虫病不消灭，他就睡不着觉，要一年全国国内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他就可以向国际上吹牛。我被分配到坞家泾为组长，带领苏某、蔡某、唐某，和化验员刘某等独立展开工作，实际上党员蔡某主管一切。于是几个医疗界负责人跟着吹牛皮，把甚么三天疗法、一天疗法、4小时疗法、1小时疗法等统统出笼，突击治疗全面铺开。我们又分成3、5人小组到昆山的不同治疗点，如杨湘、陈幕、孤岛金家庄。金家庄是淀山湖中央的一个小岛，在1949年以前原是水寇盘踞的地方，苏州、吴江、昆山、青浦，都管一部份但也都管不着。这时患血吸虫病的大多是他们的后裔。我们坐在帆船上漂荡在淀山湖搬家或看访病人的时候才有一点乐趣。

    我们每组由管一个村庄发展为管数个村庄，农民于白天剧烈劳动后再在黄昏或晚间走来治疗点接受打针。我们于3到5天内突击打完有毒的静脉锑剂（酒石酸锑钾），然后就立刻转移到另一治疗点。我们在那三伏天炎热的天气下，日日夜夜为农民静脉注射有毒的、有刺激性的锑剂。为了完成数字任务我们睡觉很少，我们一面听心脏、一面推药水入血管，一面打瞌睡。病人的锑剂严重反应有突然心跳停止死亡，中毒性肝炎全身黄疸神志昏迷而死亡的可能，但是我们治疗小组转移了，把这些有不良反应病人交给村子里的血防卫生员（大都是有小学程度的青年农民，稍加训练）去处理，严重者再转镇卫生院或再转县医院。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祇要完成数量的指标，就能向上级汇报成绩，就是“胜利”，就算是百分之百的“治疗了”血吸虫病，（而不是“治好了”病人）。为的是让毛泽东睡好觉，而不是真正地、彻底地消灭血吸虫病为广大农民造福。所以，没有过上几年，血吸虫病人又多起来了，又要住医院，我们又被派往乡下去治疗血吸虫病。毛泽东也就这样训练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医疗人员，不实事求是，而好大喜功，谎报成绩，争取入党以升官升薪。

    恶毒的是毛泽东不顾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物资条件等客观因素，他同时疯狂地煽动人民进行大跃进和农村合并，美其名为人民公社化，到处都贴满了我国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的大标语；全农村免费放开肚皮吃（败家行为，导致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毛一手造成的灾害）；而且全民大炼钢铁，把一切含有钢或铁的建筑、家具、设备都毁坏、拆除、以“炼”钢铁，为的是达到一年生产1000万吨钢，而向国际上吹牛屁。

    他怕有反对者，又进行整风反右的交心补课。在昆山乡下人人自危，于是二医下乡党领导李某借代表二医党委之名，策划阴计阳谋把矛头指向我。善良、无知和坦率的我，在交心时像宗教的忏悔似的在几张小稿纸上写出了我心中经常想着的必然真理，交给他们：1.我希望毛泽东早点离世，那么周总理就会领导中国走上南斯拉夫铁托的国际中间路线道路，不至于走极端。2.突击治疗血吸虫病时，不顾农民死活，搞虚报成绩说大话，向国际上吹牛，这是不正确的。这两点尖锐地刺中了毛泽东及其狂热跟随者的痛处，第二天，他们叫我在大组会上向大家读出我的交代。他们气急败坏，疯狂地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批判我、嘲笑我，又颠倒黑白和气势汹汹地开大会小会威吓我、辱骂我、斗争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最后无路可走，而把我打成右派以凑满右派的百分数，再向上级交帐表功；他们就这样踏着我的脊背升官加薪。

    鲁迅当年在世没有预见到，在他逝世后，毛贼东领导的一些极左的共产党员们借所谓反右运动，疯狂地坑害知识份子；但这正应验了他的一句名言：“说必然的反遭毒打，说虚谎的反得好报。”

    1958年10月在他们给我加封补戴右派冠冕后，匡某有功立即入了党，他们的疯狂行为总算平静下来。他们无法无天地剥夺我的医生工作天职，我祇能在化验小组洗刷做虫卵化验的粪便瓶。我没有疯狂，我不会灭亡，我忍受着一切。祇有化验师闻某才敢和我说些知心话，给我一些安慰、劝勉和鼓励。明某悄悄地对我说：“姚，你太老实了，你不应该对他们这样说。”不过他在10月份就提前回了上海。

    12月，大批突击治疗血吸虫运动暂时结束，我们被调回上海。我回到二医后再赴新建造的新华医院报到。1959年元旦，史泽亭院长和曲靖开总支书记欢迎血防医疗队回医院工作。内科党支部书记钱贻简告诉我说，我的右派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仍可以做医生工作，但要在每次内科开会前后整理会议室，每天我下班前要打扫会议室，要人们看见我在劳动改造的羞辱，并且每月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上交。

    既然回到上海，妻和我为了独立，带上两个孩子由她父母家中搬家到淮海西路淮海别墅居住，我们这个小家庭开始独立生活。那时我每月68元，她每月63元，（当时的汇率官价大约是一美元兑人民币1元7角）物价还稳定，房租每月9元，我们生活还算中上等。我们还能有一个全日保姆1月13元管吃管住和带两个孩子，我们二人可安心工作。谁料道过了两个月晴天霹雳，人事科党员科长曹禄洪通知我说上海市委决定取消我的工资待遇，祇给我每月28元生活费。我们几乎发了疯，共产党太毒辣、太欺侮人了，太没有人道了。我们祇能紧缩开支，妻不时地要变卖她的一些银器嫁妆和较值钱的衣物以维持生活，她开始偷偷地流眼泪。当我们心中充满快乐没有悲伤时，由1952到1958年我们却一直过分居生活；当我们工作稳定，居住在一起过正常夫妻生活时，心中却受到悲伤的重压，经济受到挫折，我们是多么无辜的不幸啊。这是谁带给我们的灾祸昵？是毛泽东、毛的错误疯狂的反历史的政策和他的丧心病狂的追随者们。

    我没有写信告诉父母以免他们心碎。我知道他们为了兄长被打成反革命而送往川西高原劳动改造之事已伤心透顶了。他们也为此与丁玲和杨尚昆（他们是父亲在抗日战争中认识的朋友）联系，但杨和丁均是彭德怀司令的部下；彭大元帅自己因为向毛法西斯大独裁者上了为民请愿的著名的“万言书”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被关进冷宫软禁。他的忠心耿耿的老下属丁、杨等人日子也不好过。“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况丁玲已被打成右派，杨尚昆下落不明，当然更谈不上帮父亲甚么忙。我由圣约翰大学做学生时开始即给培衡兄每月寄5元，到我有工资收入后每月增加到寄给他15元，此时此刻我也竟不得不中断支援在川西高原受苦受难的兄长。

    明湖和立明两个可爱的孩子还是天真无暇的游戏和去托儿所。对孩子们我们表现得若无其事，没有发生过甚么一样。淮海西路的家环境很高雅清洁，电影明星如上官云珠都住在附近，白穆（也被打成右派）住在我楼下。这里的高级生活我们不能维持下去，而且我们的工作都在市区东北角，为了节省上下班花费的时间，节省开支，我们于1960年春迁居到复旦大学第四宿舍。物质上开始朴素清苦的郊区生活，精神上我低人一等，在医院内虽作医师工作，但遭受到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政治歧视。

    一般说来住院医师的工作由住院总医师排表决定，自己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我做为右派乃人民的敌人，没有自由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权利，由他们这些党员老爷戎某、麻某、成某……等决定。我主要一直做急诊室医生工作，很少派我轮到病房工作。对住院医师来说，做病房工作有机会跟上级主任和主治医师查病房，参加病例讨论，并带医学院见习医生和实习医生工作，业务知识水平提高很快。作急诊医师很少有被上级培养教育的机会，提高很慢，祇是整天忙于实际工作，如迅速诊断、治疗和抢救；责任和风险都大，很少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所以一直被分派于急诊室就是歧视的一种表现。那些未戴右派帽子的一般住院医师都抢着要做病房工作，当然是党员最有优先，其次是共青团员，再次是一般的非党团员。这就形成一种风气，要得到培养以提高快就得入党入团。

    在夏天黄昏时，高热病人特别多，一阵子就来上100多个摄氏39度以上的病人。急诊室3到4个医生要一下子应付这么多病人，实在忙得不能开交。一个39度的病人往往要等上一小时才能看到医生，除非热度已超过40度或者已有抽搐或昏迷，才可以提前看病。那些党员官老爷干部医生祇管自己在楼上办公室谈笑风生，背后对人论长论短，也不来帮忙。有时候4个医生一个中班要看300个病人，作为医师的我，3-4小时内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

    一天清早天尚未亮，一对成年男女青年全身泥土和伤痕，由警察送来急救。原来是他们的恋爱不被党团组织批准，半夜登上和平公园山顶用绳索紧捆在一起，由山顶滚下山脚，企图一起死亡未遂。二人在山脚下呻吟，被上早班的园丁发现报警。

    27、8岁的一位女子与家人不和，已两天未很好进食，四肢不能动弹，坐不起来，更不能站立，说话也无声，由救护车送入急诊室。经过检查，二膝反射极亢进，其它生命体征均常。我立刻心中有数，这是歇斯的理（Hysteria），又名臆症。我立即给予针灸治疗，选定几个有效穴位进行针刺。一分钟不到立刻见效，病人马上说话有声，站立走路。家人连连称感谢，高兴回家。

    一位35岁左右的壮年男子在工厂伙房做3-11时中班，下班回家后吃过一个冷粽子，天亮5时妻子发现他已死亡，各种抢救包括体外心脏按摩和气管插管人工呼吸均无效。像这种天亮之前的青壮年猝死病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至于婆媳吵架，夫妻不和。引起女子歇斯的理臆病发作，还有服杀虫农药自杀、自缢身亡均为常见现象。由于政治陷害和迫害引起发疯和自杀更为多见；这种事件总是由一批党团员把旁观者挡开，把事实掩盖起来。工厂车间里机器切断压断肢体，损伤皮肉，毁坏面容也是不稀奇的事。

    中夜班时常有一个13、4岁的男孩子站在急诊室门口或里面看热闹，寡言少笑，有时也帮忙送病人入急诊室或去x光室、化验间，工友们在吃半夜夜点心时分给他吃一点儿。我们叫他“阿戆”。有时在半夜有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来劝他或拉他回家。据说她是阿戆的妈妈，又是他的姐姐：是他的外婆和他外婆的女婿发生性关系生的。他在学校受嘲笑和欺侮，而在医院帮忙可以得到安慰。几年后我再做急诊医生时，17、8岁的阿戆仍在帮忙。过了10年，可怜劳苦的阿戆被医院正式雇用了。

    有一个冬天下午5时许，接连来了3位病人同时抢救，同时死亡。第一位在5时正，是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发左心心力衰竭的老年女性，坐三轮车进入急诊室睡第一张床，气急、心跳快速、冷汗淋淋——立即给氧气，静脉注射有关抢救药物，但很快心跳停止，又给予心脏按摩，无效。第二位病人老年男性患有肺原性心脏病，由救护车送上第二张床，全身青紫、呼吸困难，刚一给氧气呼吸即停止，心脏尚在博动；立即气管插管给氧和人工呼吸，但心脏又停止。说时迟那时快，第三位中年男性病人也由家人担架抬到唯一剩下的第三张急诊床上，他患肝癌数月，腹痛难忍数日不能进食，当他看见两个死人时即喊一声“我不行了。”马上断了气，各种抢救无效。我带了一位进修医师，一位实习医生，一位护士，一位护生和一位杂务工（兼做清洁工作和部份助理护士工作）在半小时内送走三位病人归天。这天正是1月4日农历小寒节。

    中国有句俗话：“老病人过不了节气。”大概是每逢节气（一月两次，有规律地跟太阳变化，一年正好24个节气）天气转变，已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受不了才会发生体质的剧烈变化而死亡，这天应验了这句话。我们忙得汗流夹背，上气接不了下气，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呜乎哀哉！

    在政治歧视下工作，因为我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没有医疗事故，当轮到病房工作时，还受病人表扬。1961年11月我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而成为摘帽右派。此后工资由28元变成61元人民币，祇与1961年的毕业生一样。可是以后17年之久，每当别人加工资时我的不动，当别人升级时我的也不动。是年，我们第3孩子立新也出生在这人为的‘自然灾害’1961年。

    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军宣队进驻新华医院，大张旗鼓搞清理阶级队伍，我又被打成反革命，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现行特务，被关入牛棚，与医院党委书记走资派王立本、全国著名小儿科医学教授高镜朗、内科教授李沛光等关在一起，对我在全院大会上被羞辱批斗，再进一步隔离审查，历两年才恢复名誉为摘帽右派，恢复医师工作。

    这样继续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卖力工作一直维持到1978年，毛泽东死后，人事科才悄悄的告诉我，我被错划为右派。虽然我已经由1962年起作主治医师16年，但这时才公开贴布告，正式由22年的住院医师升级为主治医生（据说，世界上最长的住院医师在苏联，有18年之久，比我少了4年）；虽然我已经由1962年起临床授课与带教16年，我也才正式由临床助教升级为临床讲师；工资由61元加到68元，这不过是恢复到22年前1956年我刚工作住院医师时的工资。由1958年戴上右派冠冕，到1961年沦为摘帽右派，1978年后又美其名为错划右派或改正右派，共产党欠我的，欠被陷害为右派的人们及其家属们的太多太多。他们欠人民的这笔债何时能偿还？何时才肯偿还？他们何时才能向中国人民真正认错？

    不公开认错道歉，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祇是靠一党专政镇压自己的人民，怎么能够建设和谐社会？               （03/0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