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内外”,以国分,有中国与外国;以党分有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没能入乎其内,那就会“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都承认斯诺这个洋大人是个中国通,先别说他对共产党的隐情(毛总是故意布置迷魂阵,骗他)通晓得怎样,光是他把毛泽东说成是打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就可想而知这个“中国通”是多么可伶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扭曲事实的故事?所以作为郑重的学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既要认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观者清”的优势,又要认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戏”的劣势。总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过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伞”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这就使你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么?”的原汁原味。这和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有点儿异曲同工。无独有偶,英国记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说什么毛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自由化政策”;说什么吴晗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发言是反毛的;以及对毛和刘、周等之间关系的描写,我读后认为,简直纯属一派“海外奇谈”。在这一点上,许良英先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他说:1973年出版的英国记者(后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80年代已出了两个中译本。由于作者被认为是英美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他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又曾作为哈佛大学的基础课,我不得不认真去读这本书。可是读后,不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觉。请听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刘少奇“对机遇和个人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他把“双百”方针和鸣放说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结束语》中说:“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和权威的沉重打击。”“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实现党员品行上面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于1957年的“不和”,其主要证据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上我的右派言论:“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我说的,而是清华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的,我并不相信,祇是向哲学所党支部汇报过,想不到他们把它捅给《《人民日报》》,变成是我最严重的右派言论,“美联社”也当作新闻报道了。这纯属误会,麦克法夸尔却把它当真,作为“毛刘不和”的主要根据。这种效法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90年代初,我曾给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国内情,对报上宣传的都信以为真,难免上当。我告诉他,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足以说明“鸣放”绝非自由化,不过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他无法理解。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太“深奥”了,头脑简单的西洋人确实难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17年之后才恍然大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