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狡诈和政党的诚信

彭小明

江泽民去世，恰逢中国城乡出现大规模白纸运动的时候。民间舆论有不少篇幅念叨江泽民能说会道，熟悉多种外语，引领了中国的开放时代。官方宣传则抓住江泽民封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追缉六四流亡学生和支持学运的公众知识分子，乃至严酷镇压法轮功的铁腕，警告当今的青年学生和各地的抗议市民。江泽民绝不是什么例外的仁慈的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当政的时代，只要看一看《世界经济导报》的命运，法轮功的民运，就不难回忆起当时他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海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江泽民也是一个心怀狡诈的干部。那就是他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家庭出身。凡是在中国生活的大陆人民，尤其是经历过八十年代以前生活的人，都不会忘记党政部门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重视。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他的升学、招工、入团、入党、上先进模范榜，一切免谈；说什么“重在表现”，那只是宣传上的说法，在人事部门和组织干部的手里，硬碰硬的杠杠是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而江泽民却长期隐瞒了他的家庭情况。

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在汪伪时期公然出任南京日伪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化名江冠千），是著名汉奸胡兰成（张爱玲丈夫）的副手，主管报刊社论等重大事宜。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则是一名中共地下干部，不幸在1939年（28岁）被打死，成为中共的烈士。江泽民自诉他被过继给这位叔父的遗孀为继子。其实这位英年早逝的继父仅比他年长十五岁。当时十二三岁的江泽民已经进入扬州中学，这是当地的贵族学校，他的生活来源不可能来自这位拖着两个女儿忍饥挨饿的婶母，而是指靠他的大汉奸父亲江世俊。烈士死后的过继，江泽民并没有跟婶母共同生活，能给江泽民多少革命的教育和熏陶呢？后来江泽民又进入了日伪的中央大学，日军败降后，该校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所以他的大学文凭是交大的毕业证书。

江泽民的隐瞒应该是在日寇败降之后就开始了。因为日伪的出身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也是肮脏的。民国法庭判处陈公博等汉奸卖国贼死刑，尽人皆知。不管国共两党谁当政，反正摒弃汉奸的印记总是上策。继父江上青毕竟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死难者，血债算在日伪身上，江泽民吃不了亏。

共产党注意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从斯大林时代就非常严厉。到了延安时代，整风迫害狂潮逼疯了多少人，逼死了多少人，已难以统计；王实味因为所谓的托派嫌疑竟被活活砍死。1946年加入地下党的江泽民巧妙地牵扯上叔父江上青的养父关系，给自己贴上了一层红色保护膜。五十年代，如果作为大汉奸的儿子，他是绝对不可能选送去苏联进修实习的。而作为烈士的遗孤，他的道路比较其他知识分子的道路平坦了许多。他占的便宜实在太多了。如果没有1989年的突发事件，他准备安然退休，预想回到交大重回理工科的科技生涯。不料老天开眼，李先念汪道涵等人推荐了他临危受命，出任总书记。此时此刻，他的历史和出身细节才无意中暴露无遗。但是共产党非常实用主义，既然已经选中了他，腥的臭的也就是他了。于是反过来装聋作哑，甚至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考证和揭露。

这里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的欺骗本质。不仅党组织欺骗党员和人民，党员和干部也欺骗党。毛泽东选择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为农业典型，嗣后地方上反映陈有严重的历史隐瞒问题，造成组织严重的被动。在日伪时代陈出任华北日伪的兴亚会地方负责人，是日军的代理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压下揭发材料，仍然将错就错，继续宣传陈永贵。邓小平和万里喜欢的桥牌高手丁关根，1949年以前曾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三青团上海交大的负责人，文革时代不仅成为部长级官员，而且出任意识形态主管，中央宣传部长，是追杀言论思想自由的凶手。

共产党把阶级出身等社会限制制定得非常严酷，造成大量的人才被埋没和扼杀，也促成狡诈人物的欺骗和隐瞒现象。党组织也不得不欺骗党员和人民。毛泽东也绝不老实。他家道殷实，父母有整栋的房屋，还有连片的田产，在长沙有卖米的店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还为父亲发行过毛家米业的股票，毛父毛顺生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主兼资本家。可是毛泽东的家庭出身却被描写为富农，避免了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天字第一号的地主的称呼。江泽民很早就明白了中共关注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强烈倾向。审时度势，更加咬住烈士遗孤的名分，欺世盗名，直到他登上总书记宝座。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诚信，人民已经见怪不怪。党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编造叶剑英收到张国焘电报的故事，近年来的党史对此问题含糊其辞，连《叶剑英传》也不敢再提草地电报。百年大党，代代相传，于是又出现了低学历的假博士习近平。博士论文中还旁征博引外文资料。开列书单竟读错书名（藏族叙事长诗《格萨尔》“萨格尔”），炫耀成语却读出了白字（通商宽农：“衣”）。

对比之下，德国的政党，不论执政，或是在野，议员和候选人，都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古藤贝克Gutenberg曾经内定为女总理默克尔Melker的接班人，忽然被查出其博士论文的注释有不够严谨的地方，结果被取消博士学衔，本人则引咎辞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劳工女议员馨茨Hintz，从地方竞选进入联邦议会，被发现在网上自我介绍中谎称高校法学学历，立刻被议会除名。由于德国颁布了《多政党法》Parteiengesetz严厉执行，各党受到多党监督制衡的压力，时刻感觉众目睽睽，严于自律，所以一旦出现诚信问题，还没有等到对立党派的谴责，本党就尽快依法处置，以减少对本党声誉的伤害。从国家和社会的立场来看，是人民可以免受太多的欺瞒，赢得了实惠。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当代最大的两党，战后七十多年都是这两党轮流执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政坛不可能没有丑闻，欺瞒哄骗，贪污腐败，不可能没有，但是特别巨大的弊案（类似国内动辄千万上亿的大案）还比较少见。德国《多政党法》严格执行，有相应的经济手段管控各政党的运作，依法监督，依法竞争，绝不相信哪一个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也没有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领袖。伍尔夫Wurff因一笔住宿费750欧元账目不清，被迫辞去联邦总统职务；前总理科尔Kohl因非法为党（不是为他自己）收取资助经费，被革除名誉主席（退休后的最高荣誉）头衔。

中共是靠战争取得政权的。战火赢得的信任已经越来越稀薄。先进的国家都走向了选举民主制。中共的诚信不断被历史冲刷。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眼界也开阔了。白纸运动终于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不要独裁要选票，不要皇帝要民主的理想终将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