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理论实践悖论全球

——来自中南海“端顶”的真知灼见
　

（广州）巩胜利

    最近，在中国国家心脏中南海边，有一次别有洞天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日前开坛聚会，多位中国顶尖级经济学家莅临、展望了中国当前与全球主要国家未来以及下半年所面临的经济走势。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会议，综合学界基本观点和更有见地的不同声音，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减速，宏观调控政策面临适度调整；对中国经济无不充满悖论的前景担忧。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遭遇全球金融海啸，近三年来特别是2011年中期更是经济复苏乏力、甚至下半年更有加恶化的趋势；自2009年5月份开始燃烧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终于阻挡不住于2011年6月份在希腊无奈的爆发，还有可能连累欧元区更多的国家，7月12日又传来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市场首当其冲，欧元区经济回复活力远非一朝一夕，怕2011年全球经济只能在低洼挣扎中前行……

　

货币超发透支政府财政很危险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在论坛上表示，货币的超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政的透支，在目前这样一种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对自身目前的货币环境和货币运行机制以及财政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王永利说，当我们说有些国家不负责任、开足马力大印钞票的时候，实际上增长最猛的却是非我们中国莫属。这是中国要注意的：2011年5月份，广义的货币达到了76 .34万亿。而在同等时期，2000年底只有13.25万亿。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代表社会购买力的广义货币总量增长了6倍多。

    那么中国的货币到底有没有超发？王永利说，考虑到央行要有日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2002年9月之前，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保持在了6%的水平，这也是日常的合理水平。扣掉这6%能冻结的4万亿元至5万亿元货币的话，央行票据加存款准备金，扣除正常的部分，额外还要再冻结14万亿左右。王永利认为，这是14万亿资金闲置，就是货币超发的具体表现，也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货币为什么会超发，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外币占款比例过大。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了？（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三万亿美元之巨） 用这些外汇储备能不能为中国建设干些什么？

    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王永利认为有1万亿美元就足够了。他说，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达到的目标功能很多，除了保证经济稳定还要保证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范围。这里面要区分哪些是中央银行应该持有的，哪些是不应该由它持有的，我认为超发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超出的14万亿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正好是2万多亿美元。另一个原因是信贷增长过快，王永利认为这是因为信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倒逼货币超发。他说，中国的贷款总量在迅猛扩大，但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企业根本贷不到钱，究其原因要看贷款的结构。2009年之后，贷款的第一大项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二大项是国有大企业，第三大项是个人贷款，主要是房贷，还有是跨国性大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但是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业务都在向房地产行业靠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很多房地产项目，只要投入30%资本金，随后银行70%的贷款就跟了上去。不管是政府还是银行，大家发现，从来没有比这种方式来钱更容易。王永利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单从个案上来讲不一定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由于项目主要是靠房地产、土地、矿产支撑，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对于应该怎样控制货币总量，王永利认为，在间接融资中，银行存款会转化为贷款，产生货币的乘数效应。如果这样无限放大下去，就没底了。衡量货币投放，仅有银行贷款是不够的，应该有广义贷款的概念，所有间接融资的方式都应该纳入进来。根据这一标准，“贷款派生的存款不能再贷款。”在王永利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控制货币总量的长期目标。

　

中国面临“流动性”严峻考验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减速，因为中国当前很可能会面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的考验，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当前金融工具的效力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他表示，在IS-L M曲线中，经常讲到在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上实现均衡，但是很少讲到如何实现与金融市场的均衡，因为在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的效力可能明显较弱，体现在数据研究方面，参考意义也相应下降。

    曹远征认为，解决金融工具效力下降这一问题需要靠财政。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市场国家，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在面临这一问题上都是靠财政来解决问题的。但是财政解决的最后结果是把个人债务转化为国家债务，让国家债务不可持续。这就给宏观经济学带来一个挑战。但是如何把金融学研究的资产负债表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总需求管理纳入到一起，需要仔细思考。因为曹远征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未来风险的第一重要的思路。同时：中国根源不适应流动性经济的发展和成长，还没有“学会”市场经济的“流动性”及“流动性”社会前行。广州新塘“6?11”事件为中国经济的“流动性”和社会人的“流动性”敲响了警钟长鸣。

    解决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其它各个方面风险问题的最好的途径。曹远征还认为，要从长远中求得平衡，就需要从保增长、保民生中得到平衡持续的发展。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超出研究者们的想象，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总的生育率在1.8‰左右。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生育率在1.4—1.5‰左右，中国人口高峰大概在2014年出现。所以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

　

中国税制结构导致高物价？

    “讨论中国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或不均衡，讨论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的作用，并不能从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中去寻找原因，而要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论坛中提出的新论，税收和物价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高税赋不一定导致高物价。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高物价是由不均衡的税制结构所造成的。

    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即使按照最宽口径计算也不过就是34.5%左右，而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赋水平超过39%，像北欧等国家更是达到50%以上。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并不是世界最高的。

    那么为何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过高，导致境内外物价不一致，进而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升呢？高培勇首先从税收和价格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分析。他介绍说，并不是所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收都会进入价格，而是只有生产税才会进入价格统计。在进出口环节，很多商品的流转税会被退掉。但是因为税制结构的不同，当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时，退掉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在内的将近50%的税收，而对方只对这个产品征收相当于他们国家20%或30%的流转税。此时，因为所加入的税收额度有所差异，境内外产品之间的价格倒挂现象就有可能出现。

    中国进口商品时同样也出现这类情况。高培勇称，税制结构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和价值之间关联度的差异，也会带来税收对价格影响力的差异。此外，中国的税收制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通道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便形成了税收增长和物价之间的高度关联，使中国物价连续膨胀、水涨船高，要使中国通胀回落怕要延续到下一个经济周期才有可能。

    高氏认为，中国这样一种税制结构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演变轨迹直接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和中国目前税收管理水平高度相连。“中国目前在税收上管理结构很简单，就是税务局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脱离了单位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税务局难以直接面对作为自然人居民的纳税人。”所以他建议，要想摆脱或弱化税收和价格之间的高度关联，就要增加直接税的占比，降低间接税的占比，即增加由个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比重，相对减少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收的比重，从而使中国的税制结构求得均衡，并与世界对接。“这也是当前有关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中的一个焦点所在。”

　

中国经济还有下降空间

    “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时这样表示。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

    宋立还分析了未来物价趋势，在他看来，接下来的物价虽然可能出现曲线式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说今年的物价形势还是“前高后不低”。因为除了食品的新涨价因素向下之外，其他所有的新涨价因素都是向上的，这意味着由食品推动的涨价因素过去之后，由非食品推动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到来，这决定了物价不会随着翘尾因素的结束而急剧下降，而是一个曲线式的缓慢下降过程。

    “下一步的经济就有可能是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而物价增长高于适度接受的水平。”宋立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宏观政策需要观察、调整、分化。宋立说，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由于经济往下走，未来可能还要继续往下走，似乎进一步紧缩的必要性不是太大了，经济走势到了观察时期。宏观政策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之前采用的政策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现在要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食品供应体系的变化，国际上流动性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问题，这些都是供给方面的冲击，所以政策下一步可能需要从供给方面做文章。

    再次是政策可能需要分化。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一个政策目标只能用一个工具。现在因为政策目标分化了，经济增长往下走，物价增长往上走，这时候必须对工具进行分化。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就是在货币政策内，反通胀的政策也不能触及到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需要不对称地运用政策工具。

　

市场经济调节和政府管控两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则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难不是“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两难，而是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从宏观经济学上讲，政府调控是必要的，但它主要应对的是短期或临时出现的问题，市场机制才是配置资源的长期制度平台。然而在中国，因为不停地遇到新问题、临时问题，所以政府总是在运作临时管控措施，且有常态化发展下去的趋势。

    “政府的管控从领域到力度都降不下来，是因为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存在四大误区。”毛振华指出。具体来说，第一大误区就是认为政府的操作能力是万能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政府的信用最高，而且还把中央政府的信用延伸到省政府、县政府、国企等，使得国家的信用被无限放大；第三个误区是认为政府工程可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第四个误区是政府的分配比市场的分配更公平。

    在这几大认识误区之下，政府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政府的管控范围在扩大，力度在加大，并且政府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攫取的利益更大，而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却更加式微。毛振华说，经济生活中每出现一个困难和问题都会成为强化某个政府机构的机会，也会成为强化一个部门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因此他强调，要解决政府功能持续扩大、公共工程持续扩大、地方债务持续扩大的问题，就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通过学术监督、媒体监督和制度建设，“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更不要成为永远闲不够的手”。中国式“市场经济”，正走在全球都无法认知的一条它路上。

　

中国利率变速太快真“要命”

    中国金融工具——“三率”使用过于泛滥成灾；
    作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整功能其实非常有限；
    货币“利率”的绝对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财富稳超胜券的根源法宝；
    而美元近三年（指2008年9月15日至今）基准利率一直为0.25%；欧元近三年基准利率为1.50%，其近三年也只有0.50%的差升；而人民币近三年来，从基准利率、到存款准备金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有30多次的巨大、天上到地上的变化。这是著名中国问题学家、国情内参首先研究员巩胜利在论坛上拿中国货币与全球主要国家货币比较之后的一番新锐论述。

    巩胜利举例说，一如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三大货币”之美元、欧元（这两种货币之和约占全球流通量的98%），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美元基准利率迅速调整到历史最低点0.25%，至今近三年一直没有任何变动，美元对各国货币汇率施行灵活的市场弹性自由机制；欧元基准利率也相当稳定，在全球金融海啸至今的近三年时间里，欧元最低基准利率为1.00%，到2011年7月7日提高到1.50%，近三年调整利差只有0.50%的波动，也实施对它国货币的市场灵活的自由调节机制。美元、欧元，几乎都没有宏观调整经济的任何功能和义务，而人民币利率使用却肩负的宏观经济使命、责任，几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当代英雄……一个经济体也是这样，波动越大，则越不稳定，根源是利率调整越频繁、太多、则经济运行就难以把握。

    他说，中国人民银行7月6日晚发布最新消息称，自2011年7月7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受到国内通胀态势的影响，央行目前用加息的手段进行调整，如果未来态势不发生变化，央行也许会连续地用此手段进行调整。这次的加息并不突然，但目前的货币政策已经走到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了。通胀问题是不是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点需要重新认识。反通胀是不是只有货币政策这一种办法呢？这个问题也需要重新去加以解释。但加息为反通胀却是走不通的一条路，价格的调整需要顺势而为，货币政策只能起到一部分的作用，在经济上、整体中国大市场是要靠中央政府的游戏规则来建树加以实施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货币、利率来调整的，它有其自身游戏规则运行的规律。但货币是市场源头的一种动力，但绝非决定性动力，中国进入了货币利率最难以掌握的紊乱时代。

    巩氏认为，中国实施的是人民币“三率”机制（及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人民币对外汇率）。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人民币是使用“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是全球最活跃、变化最多、最频繁、差距最大的大国货币。货币利率越活跃、变动越频繁则意味货币根源的不稳定，容易造成国家、社会、生活等的频繁波动。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近三年时间里，中国央行的货币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变动太频繁，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变动如此频繁泛滥，让举国上下变不胜变、来不及变更来应付，简直就像催命鬼一般“要命”。

    巩胜利用全球金融海啸后近三年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三大货币实际基准利率分析认为：当前（指2011年7月10日前后），美元仍为历史最低点的0.25%，欧元为1.50%（含7月7日欧元加息0.25%）；而人民币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6 .80%，7月7日加息后又升至为7.05%，几乎为全球主要国家货币基准利率之最。就是在全球金融海啸最严峻的2009年初期，中国人民币基准利率也几乎为全球之最的5.31%，而当时其它国际主要货币基准利率分别为：欧元1.00%，瑞士克郎1.00%， 英镑0.50%，美元0.25%，日元0.10%。

    巩胜利最后用非常简单的实例证实：就在此次中国频繁加息、升息后第二天，中国央行掌门人周小川在7月8日“全球金融秩序改革论坛”上表示，CPI是年化数据，所谓见顶是指同比而言，意味着价格纠偏需要一段时间。周氏话音刚落，中国6月份CPI更是达到三年来创纪录的6.4%新高。就此而言，这让中国央行掌握货币、利率策略杠杆格外力不从心，甚至根本无奈。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货币、利率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使用工具，根本还要看中央政府整体的“游戏规则”的建树与市场经济的管理水平，而中国这种只有十多年、“中国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整体水平，还处于驾驭的最初级阶段。从国内来讲，中国最最缺乏的是国家整体市场调节的能力和宏观引导而不是直接参加的动作，往往用党和政府行政手段来加以扼杀、抹去经济、企业、公司的过去，这是中国市场与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市场最显著、明显的完全不同点策略手法。从国与国际间来讲，“中国式”走在了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之外的一条路上，最大利益获得者就是中国自己，而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只能望洋兴叹。再比如，中国加入WTO十多年来与WTO的游戏规则还每每多有碰撞、矛盾，让众WTO成员国家去遵从中国国家的“游戏规则”这显然很不现实，那么中国与它国的贸易冲突就要长期延续下去；中国银行业依然没有脱离政府主导的整体环境 ……于是，中国要建立与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遥远，尤其是“特色中国”的一帜独树，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又怎样不冲突、进而融通、和谐、来共赢？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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