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是官员贪腐的根本原因
——历代以来中国官员贪腐与惩治的若干问题透视

晓明（北京）

引言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代中国官员的贪腐都是从未间断、也从未根除过的；那一幕幕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上演的贪腐丑剧，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特色。到了当今的共产专制时代，官员的贪腐却是“与时俱进”，更要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是世界上贪腐最为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颇令世人震惊。君不见当今时代那些随处可见的贪腐官员，不但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且手段之多样、卑鄙无恥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是任何民主政体的国家所未曾有过和望尘莫及的。

　　中国历代的官员、特别是当今时代的官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恶劣的贪腐呢？这当然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原和历朝历代当时的诸多社会因素有关的，更是和一个人所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育、特别是社会制度极为相关的，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深入总结和探讨的大问题。

　　面对古往今来中国官员延续不断的贪腐问题，特别是对当今社会官员横行无忌的贪腐以及治理的种种问题进行透视与探析，乃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以下就是筆者对这些问题的若干意见，願以此与关心国事的人们交流探讨。
　

一、官员贪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封建时代的最髙统治者号称皇上，自命为天子，是百姓们的“神灵”和“救星”，广大平民百姓则是他任意欺压与宰割的奴仆。皇上可随意搜刮民财，整个国家和财富都是他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当然就是最大的贪腐分子。其他的大臣和各级官员也都成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贪腐之徒，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十分普遍和人数众多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如秦朝郎中令赵髙，西汉武帝时期丞相田蚡，唐朝唐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北宋宋徽宗太师蔡京，南宋权臣秦桧、贾似道，明朝中期大贪官严嵩父子，清朝的和珅那更是富可敌国的大贪官……以上这些早就是载入史册为世人所知。

　　就是历代那些所谓农民起义造反的领袖们，开始时他们无不打着“为民谋利”、“替天行道”……等等形形色色的旗号，其实那都是骗老百姓的，实际上那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家族或小集团谋私利。远的我们姑且不论，就以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李自成起义和一百多年前的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来说吧，李自成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在1644年打进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的槐树，自己也建立了大顺朝当上了皇帝。然而由于李自成等一批农民起义军领袖们在仅夺得部分政权后，就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四处搜括赃款，生活腐化，严刑随意乱杀人，使他只做了18天皇帝即兵败退出北京而彻底失败。

　　再如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领袖洪秀全，早在金田起义不久，他就有妻妾15人；一年后到达永安（今广西蒙山），沉溺于女色的他已有34个女人。1853年3月太平军进入天京（现在的南京）后就妻妾成群达到88人，连他才9岁的儿子就有四个老婆。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早已为洪秀全抛在了后面。

　　自从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天京被攻破，11年中他从未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门，那是为了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是在他的太阳宫金龙殿坐享荣华。

　　据史料记载，他的日常生活中，吃饭时要有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至膳毕，各色女子出出进进为其服务。他的王冠为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练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用美女手牵而走；宫外常备64人抬的龙凤黄舆，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至极。在他的影响下，各路大王及各级大小官员无不都成了形形色色的贪腐分子。

　　如此一群腐败份子，仅是部分地夺得政权，就忙于登基，沉溺于贪腐作乐，有哪一点是为平民百姓谋利的呢？

　　历代帝王和各级官员不但在金钱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奢侈，尤其在政治上的腐败，草菅人命，对皇朝只能歌功颂德，绝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从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开始到清代末世光绪年间的最后一次文字狱冤案，历朝历代，文字狱冤案都頗盛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尤以明、清时代达到了空前的惨烈，如明代的“表笺之祸”，“方孝儒冤案”，清代的“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集案”，“年羮尧案”，“清风不识字案”……等等,都是历史上特大的文字狱冤案，这都是政治腐败的典型表现。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那些你死我活的争斗（不论是宮庭政变亦或农民起义造反），不管被涂上了什么色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财产。所谓的“为穷人打天下”，“为人民守江山”……等等动听的言辝，纯属欺骗百姓们的一派胡言。
　

二、民国时期的贪污腐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迅即被推翻，建立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历屆民国政府都以“民主共和”、“主权在民”相标榜，声称官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成了民国的时髦语言。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假共和，是一个比清王朝更为腐败的时代。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成了临时大总统，不久就被逼让位，使袁世凯成了大总统。从袁世凯起，以后是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的争斗，到蒋介石统一中国，国共内战，八年抗战、第二次国共内战……等等，数十年间，贪腐都是一直不断的。难怪孙中山在世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成了一块招牌，那些公仆们，把中国搞得不成样子”。早在民国成立十年时他就说过：“民国虽成立十年，亦沒有看见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觉得腐败”。到了民国中后期，腐败更是愈演愈烈，学者吴相湘曾著书指出：“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

　　从民国初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民国的中后期，那时一般人的思想多以作官为致富之当然途径，对于廉洁自守甘于食贪者，则往往以愚蠢目之，使社会之空气腐败不堪。据史料记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吏治腐败比之民国前期，更加触目惊心，政治、经济、党务均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从基层的村、乡长起到县级官员，省级官员，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等等，几乎没有不贪污腐败的，那时的各级官员，包括那些部队的各级官佐，层层吃缺贪污，吃空额，虛报冒领，几乎遍地皆是。特别是国民党髙层的腐败，蒋、宋、孔、陈操控着中国的经济，贪腐无处不有。四大家族在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的贪汚大案就有孔祥熙、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郭景琨黄金案等多起。仅孔祥熙等人贪污的美金折合国币就髙达20多亿元。那时的许多髙官们贪污所得的款项都存于外国银行中，仅蒋介石身边的親信，他们在美国的存款就髙达5亿美元。

　　在十年内战期间，1934年12月26日《江南时报》曾刊文称：国府诸要人在上海的财产，估计蒋介石为1300万元（银园，下同），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约5亿元（注：1935年我国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1955年新人民币3元，约合2008年人民币60元，即蒋介石的1300万元约合2008年时7·8亿元）。

　　在抗日战争中，全国军民奋不顾身地浴血抗战，一些髙官们却趁机大发国难财。他们贪污腐败，走私贩私，中饱私囊，据三屆三次国民参政会上的揭露，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3亿美元；另据伦敦1938年初就有消息说，一些髙官们从香港运到英国的白银约3000万英镑，又从中国战区通过英轮郎布拉号装运价值400万英镑的银元和贵重物品于1月28日到达朴资茅斯。另在南美、巴西、瑞士等，都有大量存款。这些存款只是国民党要人掠夺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

　　另据1939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仅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就占重庆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存款的第一位。其它的髙官，如宋子文1944年仅在美国的存款超过4700万美元，宋美龄1941年春乘飞机去美国时，随机把12口装满金银的大皮箱私产转移到美国。一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刊曾披露，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进行的十年内战和其后抗战的漫长过程中，国民党已变成了官僚资本的垄断集团，若干领导分子已变成了庞大的财政矩子，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抗战中后方的达官贵人、资本家，不但于抗战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伤天害理。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各路接受大员更是大发其财，把敌伪汉奸、甚至连一些留在敌占区的民族资本家也当作汉奸来打击，他们接收敌伪财产，连金钱、房产、美女都据为己有，昏庸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46年6月以后，国共为争夺地盘和统治权而再度爆发内战，使本来在八年抗战中饱受磨难的中国人民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时的国統区內，各级官员昏庸无道，贪腐成风，贪官和奸商相互勾结，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使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之水、旱等自然灾害，许多民众流漓失所，痛不欲生。

　　民国时期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官场黑暗，文字狱冤案也时有发生，都是令人不齿的。

　　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最终被毛泽东领导穷人闹共产革命将其推翻，把他们赶到一群海島，在那时看来这当然是情理中的事。
　

三、毛泽东时代的腐败

　　腐败就是公权私用，是以权谋私。乌有之乡的毛左们说“毛时代沒有腐败”，这是胡说八道的欺人之谈。就以毛泽东来说，他的腐败可谓登峰造极，要超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代帝王。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推翻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号称“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客观地说，那时的中国人民对新政权还是拥护的，希望能一扫旧政权时代的贪污腐败，使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们善良美好的願望只不过是一场美梦，不但未能过上安宁幸福的美好生活，反倒沦为了新的奴隶，陷入到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早在毛泽东夺得政权之前，他就曾多次许下诺言，什么“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3年在延安时他就曾对到访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黄炎培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找到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路子，那就是民主”。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1949年春天毛泽东率领他的党政军要人进京时也曾宣称：“我不是李自成，也绝不做李自成”。所有这些诺言事实证明都是假话，只不过是为了夺权斗争需要而玩弄的骗人伎俩而已。

　　毛夺得政权后，当即以革命的名义消灭私有制，把私产变为公产。从土改斗地主开始，对那些所谓的地主，进行谋财又害命，成了大规模掠夺私有财产的开端。紧随而来的是统购统销，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肃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所谓政治运动，把神州大地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人民不但成了新的奴隶，更有数千万人不是被杀、被迫害致死，就是被抓、被关；人为的大饥荒使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近亿的人被批、被斗，无数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历朝历代都罕见的。这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腐败。

　　那时由于毛泽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反修防修，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经济上瞎指挥，刮共产风，使中国的经济崩溃，人民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在此种情况下，各级官员在经济上几乎无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发生，有的只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多拿各种购物票据的小贪。而毛泽东本人和少数大权在握的髙官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随意动用国库资金大肆挥霍，建行宫，生活腐化，乱搞女人，尤以毛泽东是最大的典型。有学者的资料披露，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全国人民都缺吃少穿，处于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饿殍遍野，而毛泽东自己及某些为讨好毛的地方髙官，不惜花巨资在全国许多省区为毛建立豪华的“行宫”，每座行宮的造价都是天文数字，同时每座“行宫”维持正常运转的管理费又得消耗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毛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髙级营养食品，如他吃的魚是从武昌空运去的，吃魚、吃鸡就有数十种吃法。他喜好“法国大歺”，喝茅台酒，抽特制的中华烟。所有这些，与百姓们受饥挨饿的惨状相比，足以显出他的惊人之腐败。

　　毛好大喜功，他要争做世界共运的领袖，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让更多的外国人信奉毛主义而大搞革命输出，不惜大笔挥霍纳税人的血汉钱，去援助收买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或集团，像越南、北韩、红色髙棉、阿尔巴尼亚等几乎是中国供养着。同时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援亚、非、拉人民的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这种“慷国民之慨”的无偿援助就是在大饥荒时期也沒有停止过，这些都把中国人民害惨了。

　　就是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般的人绝不允许有“生活作风问题”，一但发现，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坐牢、杀头，可毛一人在这方面则可成百上千的乱搞女人，走到那里搞到那里，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那是绝对逃脱不了毛的魔爪的。

　　仅以这些，足以说明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分子，尤以政治上的腐败，草菅人命，大搞文字狱，迫害不同意见的文人学者及广大知识分子，甚至连与自己共患难打江山的战友都不放过，实在是一个毫无人性的腐败狂。
　

四、当今时代官员贪腐更是与时倶进

　　毛泽东1976年9月死后，新的领导者们一改过去泽东只抓阶级斗争轻视经济建设的作法，从1978年起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使广大民众能吃饱饭不再挨饿了，这当然是令人髙兴的事。然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官员的贪腐也随之而愈益严重，贪汚腐败官员更是无处不有，成系统、上轨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官员贪腐泛滥成灾、愈演愈烈的时代，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是绝不会为过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放之初，官员的贪污腐败即已初露端倪。那时由于实行的是双轨制，有权势的各级官员、他们的子女、親属或者与之有关系的人，很容易从手握大权官员们那里拿到批条，就能从计划内的物资得到低价的钢材、水坭、化肥、自行车、手錶、收录机、电视机……等等紧缺物资，然后髙价倒卖这些物资（那时人们把这些称之为“官倒”），从中牟取暴利，使这些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如那时北京的康华公司或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倒公司就是因此而大发其财的典型。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权势或有关系的少数人确是先富起来了。

　　进入九十年代后就更是大不一样了，此时的贪污和腐败那真是“与时俱进”，愈演愈烈。因为从此时起，由于经济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步入深水区，愈深入发展，贪腐也随之更为恶劣。此时的许多有权势的官员利用自己手握大权之便，与不法商人或者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相勾结，趁改革之机大发其财，把原来的公产又变成了少数人的私产，一个官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迅即形成。这些权势者们“闷声发大财”，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侵吞国有资产中饱自己的囊中；一次次的大搞圈地运动，倒卖土地，大发“土地财”；倒卖矿产开发权，出卖能源和地下矿产资源；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坑害国人；明码标价的买官卖官，到处都有；在项目开发、工程承包、引进外资、甚至银行贷款……等等方面，大肆贪污受贿。非旦如此，所有的贪官在生活上几乎都是极度腐化堕落的好色之徒，是一群世界上最无耻的典型贪官。仅以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髙官来说，自九十年代以来落马的就有：王宝森、铁英、胡长清、李嘉廷、徐炳松、刘知炳、刘方仁、李纪周、张国光、于飞、王乐毅、朱小华、田凤山、王守业、程维髙、丛福奎、侯武杰、张宗海……等等，直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近年来落马的髙官如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预工委主任朱志刚，石油化工集团总经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深圳市长许宗衡，广东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省委常委米凤君，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开发银行副行长、证监会副主席王益，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最髙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內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铁道部长刘志军，山东省副省长黄甠，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王志军，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等，总数几近百人以上。更有那些落马的厅、局级，县、处级，科级，乃至乡、镇级和村官，许多是贪腐的窝案，集团犯案。这样的贪腐官员那是数不胜数，总数应是数以百万计以上。

　　所有的贪腐官员，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贪得无厌，荒淫无度，丑恶至极。贪污受贿的金钱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上忆乃至数亿、数十亿；许多贪腐官员都有几套房产，多则数十套，并有价格昂贵的名车、名表、古玩字画、金银珠宝；一些贪官外逃，不外逃的也早已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并把家属及子女都转到了国外，自己一人在国内做裸官，随时都可以溜之大吉；更有的生活上荒淫无耻，养情妇，包二奶、三奶……有的有情妇数十个、乃至成百以上的，有的髙官甚至共用情妇，成了世界上一群最无耻之徒。这些在国内的各种传媒上那是每天都有报道的，使人眼花瞭乱，看不胜看。更有那些由于官官相互、或者是某种原因一时尙未曝露的贪腐官员，那肯定会是隐藏着的更大的数字。

　　当今的中国官场确是独具特色，贪腐官员无处不有。人类最无耻、最丑恶的东西在这些贪腐官员身上都可以找到，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面对如此众多的贪腐官员，老百姓早就恨透了。他们对当今的官员早就失去了信心，愤恨无比，而又无可奈何。早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民间就有一种说词：“如果把处级以上的官员排起队来都对其惩办，可能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惩办一个，则肯定会有漏网的”。这样的说词虽不准确，也不科学，但它反映了民间的一种情绪，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贪腐官员的无比愤恨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不论是内战亦或外战）里，许多共产党员（尤其是基层或部分中层的），他们在共产宣传的鼓动下，那真可以说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能与广大民众患难与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为共产革命、为夺取政权立下了头功，是令人敬配的。而今的许多党员干部却成了无耻的贪腐分子，成了欺压百姓们的凶官、恶吏。面对当今这些许许多多共产党的不肖之徒，那些当年为共产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他们当年的壮举还值得么？他们在九泉之下有知能夠暝目吗？
　

五、历代以来对贪腐官员的惩治

　　1、古代以来至清代的治贪

　　自古代至近世之前的清代，历朝历代都有贪污腐败的官员，而历朝历代治贪之事也是

　　从未间断的。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治吏”的相关法律，最早源于商朝。据《周礼》中记载，从夏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以史官或行政执法官兼领檢察权，成为具有监察职能的兼职监察官。先秦时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从维护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角度出发，就提出了“治吏”思想，如《管子·立政》中说：“立国有三本”，三本的中心即为“吏治”。韩非则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以及治吏的“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危,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挾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这些在世界法治史上都是首创的。

　　从秦汉时期开始，就设置有“御史府”，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领监察。汉朝时颁布了《刺史六条》，魏晋南北朝在御史台下设台院，完善了谏官制度。隋唐时期御史台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法规更为健全，如《监察六条》，《巡察六条》，《风俗廉查四十八条》等一系列法规。隋朝时隋炀帝虽是一代暴君，但在他制订的《大业律》里，有关防止贪污腐败的条文也都很完备。元朝制订的《宪台格例》，是中国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监察法规。到了宋辽金元至明清时代，这些法规则更为成熟，如清朝的乾隆时期编撰的《钦定台规》，则是我国古代以来最为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

　　这些古代的法规法典成了那个时代治理贪腐官员的有力武器，确实也惩治了不少贪腐的官员。如在西汉时代，官吏贪赃枉法者，一侓处死，并陈尸示众；到了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以死；唐朝时的定律，科罚更趋严厉，《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贪赃枉法的，一尺权一怕，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处绞刑”；宋太祖赵匡胤惩治贪官污吏更加严厉，在11年间仅将军级的髙官就被处决了十多人；最为严厉的是明代，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必须枭首示众，并处以剝皮之刑，许多衙门公堂旁摆着人皮，里面塞以稻草，令做官的见了胆战心惊；到了清代，康熙帝曾在谕旨中说：”……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可见自古以来治贪都是十分严厉、并且是延续不断的。

　　然而这些封建王朝历代以来对贪腐都是根治不了、惩治不完的，原因何在呢？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因为独裁专制的封建制度所致。从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封建王朝的皇帝，他们虽然也反腐，惩治了贪官；但那也往往是针对那些对皇权不忠之官员，而对那些忠于他的官僚、贵族的腐败行为，一般来说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是放纵的。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为了维护他的长久统治，他当然会在获得官员的忠诚与保持官员的廉洁之间，进行利弊权衡。经过权衡，他往往为了获得官员的忠诚而放纵对官员廉洁的要求。如古有“杯酒释兵权”之举，讲的正是此事。赵匡胤为了当他的皇帝，对于手握兵权的军人们不放心，怕他们依样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于是请将军们喝酒，建议这些将军们“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只要你不造反，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购买良田美业、歌儿舞女、腐败奢侈，有什么关系？与政治忠诚相比，腐败奢侈对王朝的威胁是间接的，其直接承受者也是广大的百姓而不是统治者本身；如果势力強大的官僚贵族离心离德，就会直接威胁皇帝的江山社稷。故而权衡的结果，皇上对腐败采取宽纵和容忍的态度就是自然之事了。

　　清朝的乾隆皇帝，对于宠臣和珅腐败贪脏行为的百般放纵，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历史事例。乾隆皇帝曾说：“此等弊，只可去其太甚者，书役之弊岂能尽革？”显然，陋规遍布官场，人人有份，要革除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如此，给大小官吏卖个人情，任由他们腐败奢侈去，于皇帝是无大损伤的。

　　其实最髙的皇上本身就是最大的贪腐分子，不论他惩治贪官或者纵容贪官，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他的皇权，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独裁专制统治，从不会管平民百姓死活的，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清楚明白地摆在那里，是无容置疑的。

　　2、民国时代的治贪

　　民国时代官员贪腐横行，全国上下贪腐几乎无处不有。从民国初年开始，国民政府也一直在治贪，如民国初年制定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的处罪就很严厉，在第二条中规定，贪赃伍百元或一千元以上者，即处以无期或死刑，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查办了四百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是袁世凯时代查办的京兆尹（即北京市长）王治罄的贪渎案，从案件侦结上报，仅三天时间袁世凯就批复判其死刑。其实王治罄的被处决，不完全是他的贪渎问题，那是掺杂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和私人恩怨之因素。

　　从民国初以来，特别是到了民国的中后期，国民政府都在治贪，但贪腐从来就沒有得到很好地根治；因为整个社会制度都是腐败的。虽然也时常处理一些中、下层的贪官，偶尔也处理个别的髙官，但从来也不曾解决社会制度腐败问题的。仅以发生在民国时代的几起大案来说，从案件的发生到处理结果，就清楚地说明了一切。如：

　　A、发生在1928年的东陵盗宝案，这是一起监守自盗，借“军事演习”之名，大规模地进行爆破掘盗，是史无前例的。被盗墓葬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地宫”，被洗劫的殉葬品皆为稀世之珍，无价之宝，成了那时的特大社会新闻。

　　这是那时的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于七月四日至十一日率部所为。案发后，清室遗老奔走呼号，从中央到北平（现时的北京）的各路大员进行调查，军事法庭庄严审讯，热闹非凡。然而孙殿英却怡然自得，依然当他的军长，此后又晋升为安徽省主席。抗战胜利后，又因他是“曲线救国”的中坚，又变成了先遣军总司令。这一切全得益于他把诸多的宝物送给了各路大员或者他们的夫人，据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从中获益匪浅，足显出了那时官场的官官相互，贪赃枉法到了何种程度。

　　东陵盗宝案只是民国史上一个光怪陆离的挿页，但它反映出的却是一个历史时期政治和社会腐败的真实记录。

　　B、韩复渠被处决案

　　山东军阀韩复渠是一个典型的大贪官，抗战初期的1938年1月24日在武汉被处决。但他的被处决并非因为贪污犯罪，而是因为“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因为所有的军阀都有贪污腐败的，仅因此是绝不会被惩处的。

　　C、国民政府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贪污案

　　1947年的上海滩大大小小的贪赃舞弊案层出不穷，这给抗战胜利后的升平之景带来的是统治阶层全面的腐败，令国民政府难堪。其中的国民政府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贪污案，据称有美金5万元，美金公债26万元，法币28亿元，令国人瞠目，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为民国四大贪污案之一，受到朝野内外的极大关注。

　　由于贪污的金额巨大，使最髙统治者蒋介石十分恼怒，当即下令抓捕。因官官相互，徐继庄早得到了风声，带上爱妾王白梅悄然离沪失去踪影，令抓捕的警方无所是从。后经多方侦察得知，徐已逃到香港，警方即追到香港，在港警的协助下，终于将其抓获。然而在徐的爱妾王白梅找律师的多方活动下，以保释金港币500万元作保，得以保释，此案后来不了了之，警方5个月的努力终于成了泡影。

　　D、抗战胜利后蒋经国的上海肃贪

　　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在美国盟邦的帮助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持下，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敌入侵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是无比的髙兴和自豪的。然而胜利后的中国人民，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则是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举目皆是，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然而此时的各路大小官员无不贪婪无比，处处搜刮民财，不法商人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害苦了百姓。

　　面对此种困境，蒋介石决心整顿经济秩序，肃清贪污腐败，从上海做起，以使全国效法。为此委派他的长公子到上海坐镇，进行币制改革，肃贪打老虎。

　　1948年秋蒋经国受命到了上海，以经济副督导员身份带领他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并在上海又挑选了一万多名靑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开展工作。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对那些贪腐份子，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穷追猛打。同时还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并在每周二、四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蒋经国声称他的打虎队“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表示“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

　　平心而论，蒋经国在上海的所为那是真实的，一旦查出就严惩不贷，并游街示众，以敬效尤。短时间内前后有8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并有财政部的贪官、机要秘书陶启明，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等人被公审枪决。就连蒋介石的把兄弟、杜月笙的的儿子杜继屏，那是上海黑社会的老大，蒋经国居然也不手软，下令逮捕，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八个月。

　　其实蒋经国每打掉一只“老虎”，就好像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社会的影响是颇大的，他希望能建功立业，有奇迹出现。可是当打到一只真正的大老虎时，他打不动了，不得不以败退而收场。

　　这只大老虎就是杨子公司的董事长、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此人是蒋夫人最宠爱的大外甥，由于她沒有生育，把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杨子公司是一家最大的官倒企业，几年来一直倒卖外汇，走私贩私，罪行累累。此次被蒋经国查处，顿时震惊了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然而在宋美龄的从中调解下，特别是宋美龄最后搬来了蒋介石，蒋氏父子只经过半小时的交谈，此案就不了了之，蒋经国的上海打虎也至此而终结。

　　E、永和金号案

　　1947年5月3日晩，湖南省邵阳永和金号发生一起特大惨案，这个案件集毒、杀、烧、劫于一夕，震惊全国，国外报纸亦有披露。

　　此案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竟是堂堂的湖南省六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佐齐、机要秘书傅徳明及专署属员王雪非等人所为。他们原来就曾多次勒索这一金号和另一家有名的药舗，但都未能得逞；结果他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以抢劫烧杀等手段来达到其谋财之目的。案发后，此案烟迷雾绕，官官相护，党团斗争纵横交错，内幕中又有内幕，足以显出这是一幕恶性的“官场现形记”。

　　在当地有正义感人士的声援下，在舆论的关注下，此案最终只把傅徳明判处死刑而收场，而真正的主谋孙佐齐则相安无事。如此惊天大案就以官场腐败而草草收场，这种反腐和如此的法治是令人不齿的。

　　3、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治贪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被推翻，10月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早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就告诫他的各级官员，不要因为胜利了而骄傲自满，要警惕资产阶级用榶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不要在资产阶级面前败下阵来。他甚至強调他的官员要读《资治通鉴》，理解此书里说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之深刻含义，声称共产党人执掌政权要清政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客观地说，初始之时的共产党执政，各级官员还是廉洁的，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是情理中之事，因为人民多么希望在中国出现一个淸政亷洁的政府。

　　新政权建立后，公、检、法机构也相伴而生，同时在党内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內设立行政监察机构，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像模像样地开展了治贪。

　　毛时代最典型的治贪案例是1952年2月10日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刘青山曾任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曾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此二人都是红小鬼时就投身于共产革命的，为共产夺权立下过功劳，新政权成立后都成了共产党的髙官。但因胜利了，进城后就忘乎所以，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成了贪污腐败份子，短时间内刘靑山贪污1·84亿元（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下同），张子善贪污1·94亿元，大量贪污之后，二人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此二人贪污事件的暴露，是在1951年的夏天，那时二人因工作调动之事互闹内讧，从而暴露了他们贪腐的蛛丝马迹，引起了警觉；后经天津地委机关干部李克士的揭发，省委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才得以弄清案情。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中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不包括部队的数字），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多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立即处决的42人。

　　这段时间的“三反”运动，特別是刘、张被处决一案，成了毛泽东反贪的最大功绩。值到今天，此事仍被一些中国人为毛泽东大唱颂歌的典型事例。

　　在此后毛当政的二十多年里，由于毛的倒行逆施，只抓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大兴文字狱，搞穷过渡，刮共产风，疯狂地破坏经济，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近亿的人死于非命。那时由于经济的落后，广大民众连饭都吃不饱，除毛泽东等极少数人有腐败之条件外，其它人绝无可能有什么大的贪腐案件发生。这些前已述及，在此无须赘述。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从经济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贪污、受贿和腐败也随之愈演愈烈，贪腐官员几乎随处可见，是亘古以来少见的贪腐时代。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执政者们治贪工作也是从未间断过的。早在中共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会后，重新复出上台执政的邓小平成了新的实际掌权者，那时他就提出“反腐倡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要将党的领导干部作为监督和反腐败的重点对象。……越是髙级干部的子弟，越是髙级干部，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到江泽民上台执政后，他又提出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所谓“三监督”，防止官僚腐败，并警告全党“不反腐败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胡锦涛执政后，他就多次指出执政党“要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求”，要“依法治国，反腐倡廉”等一系列的指示。在十六屆二中全会上则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六屆四中全会又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及2008至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反腐倡廉工作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使反腐倡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1年1月10日，胡锦涛在中纪委十七屆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以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胜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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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反腐治贪条例和相关法规、领导人的相关讲话指示等等，当然远不止这些。仅从这些就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髙当权者对贪腐的严重问题是看到了的，他们的心里也想反腐治贪，三十多年来也确实惩治了一大批贪腐分子，从村官到乡镇干部，县、处级，厅、局级，乃至省、部级髙官，被惩处的贪腐官员那是数不胜数的，连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这些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髙官也因贪腐而受到惩处，表面上看来反腐治贪确是有成效的，成绩不能不说是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至今为止，贪腐却依然是屡禁屡反都不能有效的治理，并仍有愈演愈烈之势，令国人无比的愤恨。其实所有这些大肆宣传的“反腐倡廉”之举，实际上连“标”都谈不上有较好的治理，更别奢望在“本”上有什么作为了。三十多年来的“反腐倡廉”，人民是不满意的，个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值得国人疑虑与思考的。
　

结束语

　　总结我国从古至今官员的贪腐及其治理问题，人们起码可以从中得到以下的共识：

　　1、自有文字纪载以来，官员贪腐是历代都有，并且大有与时俱进、一代胜过一代之

　　势，尤以明、清时代，民国时代及当今时代更为严重。

　　当今时代中国官员的贪腐，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简单延续，与以往时代相比是不能同一而语的。因为共产党执政以后，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把私产变为所谓的公产，那时除毛泽东以外，一般人在经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案件发生，有的只是政治上的腐败。而今在经济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变成官员和他们家属子女的私产。他们利用权势“闷声发大财”，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过着极度奢华的腐化生活。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使整个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到了最无耻的地步，终至造成了今日全社会那些官僚权贵利益集团的全面腐败，贪腐官员不论从涉案人数、金额、手段之卑鄙恶劣等等方面，都要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皆可列入世界之最。

　　2、历代以来的反腐治贪也是从未间断过，且治贪的手段更是十分的严厉，从关押、判刑，乃至处死，砍头，剝人皮……等等严厉的刑法都用上了，但从来都未曾使贪腐禁绝，所有的时代无不都是如此过来的。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更是一个贪官倒下了，更多的贪官又会冒出来，大有蔓延发展之势，并且成系统，上轨道，任你怎么治理腐败却依然在不断发展、创新。这一切百姓们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而又无可奈何。

　　历朝历代乃至当今时代贪腐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筆者以为，最主要的应是由于下列的因素所决定的：

　　1、人的本性使然。贪欲和色欲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本能潜在意识，但就其具体的个人来说它必须是在后天的环境影响下才逐步形成的。中国的儿童啓蒙教育课本《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说的是每个人在出生时，本性都是善良的，性情也都差不多。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生活环境不一样，人的性情才会有好与坏的差别。

　　任何一个人在他降生于人世时，他的第一声啼哭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人后来是大有作为的好人还是为非作歹的坏人，都是如此，开初时的本性都是一致的善良。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不同，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差异，人的不同品性就会显露出来。《三字经》所说的“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说的是四岁孩童孔融就懂得礼让与尊敬兄长；而另一些人从牙牙和孩提时代起就有多占和不礼让的先兆，在其后的时代变迁中，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人的变好或者自私与贪婪的恶习就会逐渐养成，一但成人后，如果由于某种机遇而手握大权，贪腐就会随之出现，这在人类社会中早已是司空见惯。

　　2、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倒致绝对的腐败

　　古代的帝王有至髙无尚的权力，“朕即国家”，天下一切都是朕的，历代帝王都是最大的贪腐分子，那是毫无疑义的。其它的各路大臣、各地方官员，他们大权在握，贪污敛财和腐败无所不在，无其不有，那都是随处可见的事。

　　这一切皆因他们大权在手之故，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并且这种权力在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里失去了监督，贪污腐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大权在手的官员们，他们的胡作非为，为非作歹，皇上和上一级官员的治理或者是纵容，亦或狼狈为奸，全凭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除此而外的同级的官员、特别是他的下级和广大的平民百姓，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号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有相应的各级司法机构，还有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中的监察机构，也能像模像样的在“反腐治贪”；但，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仍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这就决定了他的所谓反腐治贪，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从当今社会道德滑波、信仰缺失、诚信危机……特别是司法腐败、官场腐败的大量案例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3、社会制度是决定的因素。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能有效的根治腐败，那是因为都是封建独裁专制之故。而到了民国时代，虽然号称“民主共和”，“主权在民”，但那是一个假共和，用共产党宣传媒体当年的话来说，那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又何谈能治理贪污腐败呢？

　　在今天的时代，面对现实社会官员们横行无忌的贪腐，最髙当权者们虽是看到了的，如胡锦涛主席就曾指出：“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温家宝总理也多次指出：当前“最大的危險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埌，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执政者们的这些言论当然是正确的，说明他们从内心里是想治理贪腐，并且也做了不少工作，惩处了不少贪腐官员，取得了某些成绩；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充其量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罢了。因为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下，整个社会的腐败成了必然之势，成系统、上轨道，不贪腐的官员那是当不了官的，也是上不去的。不是这些官员一定都想贪腐，而是这个社会制度必然使他们这样的。在现实社会中普遍都可以看到，官员们手中有了权力，无论在各种经济建设工程立项，经济开发，国有企业改制，引进外资，工程承包，征地，房地产开发，干部提升，乃至银行贷款，司法审判，媒体宣传、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运动……等等，几乎在所有一切领域里都有潜规则，那就是金钱和美女决定一切，使贪污、受贿、腐败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铁的事实。仅从几个贪官们口中的自白，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切。如：

　　（1）、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并且有100多个情妇而落马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

　　耀，在写信给儿子畅谈做官心得时，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说：“既然想当官，那就要做到：不要追求真理，……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有文凭，但不要有真知识，……有了真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

　　（2）、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是一个贪污受贿十多亿元的贪腐大官，由他的案件牵扯出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大约的110个党政部门中竟有105个部门领导涉及此案。

　　罗荫国被抓捕后曾愤愤不平地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査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你们为什么抓我，要抓一起抓，从村长开始，一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

　　（3）、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受贿1600万元，生活腐化，包养情妇，是一个大的贪腐官员，被抓捕后曾坦城地说：“像我这样的官，权力太大了，贪污受贿，生活腐化谁能管得了呢？”当受到法律严惩时，则写诗感叹说：“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窍人沉沦。功名利禄如粪土，富贵荣华似浮云。如君能出赉赦手，脫胎换骨重卧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诗中表达的願望是幻想得到宽恕，免求一死。但，这是徒劳的，要想“脫胎换骨”只有到阎罗王那里报到后再说了。

　　（4）、杭州市滨江区原区委书记尚国胜也是一个贪腐官员，买官卖官是他的拿手本领，他曾公开对买官者说：“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呌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提钱进步，才是道理；沒钱，免谈。”

　　（5）、云南省麻栗波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说：“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

　　（6）、近年来被惩处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文強说：“都说我贪污那么多钱，玩了那么

　　多女人，……我贪的钱远不止那些，其余的都到哪去了？托别人办事不给钱行吗？……如今一个干部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我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的权力？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儿，却假装不知道？……现在的官员都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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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贪腐官员说的都是大实话,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现实社会确是如此的。类似这样自白的贪腐官员当然远不止这些；但，仅从这些就足以说明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了。

　　原中共十三大时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先

　　生不久前在与国外媒体记者谈话时就坦诚地说，“在现在制度下当官，我一定腐败”，“因为这个唯我独尊的制度拒绝监督，当了大官就无法无天。你要是在这个制度下当大官，人家就会请你的儿子当央企董事长。”“既然同舟共济，势必同流合污。”

　　现实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贪腐，单靠现行制度下的治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想真正地做到反腐倡廉，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要从社会制度的改革入手。这就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建立多党竞争执政和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才有可能的。

　　世界宪政民主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己两百多年了。毛泽东时代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那一套，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现在是把这一套彻底抛弃的时候了。该认真学习与勇于践行的是宪政民主，这是挽救中国人民免于受苦受难的无价之宝。

　　国家实行宪政民主制度，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的最大公约价值，也是中国政改所要追求的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最优越的、最有生命力的、最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潮的政治文明，就是宪政民主。

　　中国必须走宪政民主的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程。如果再顽固地坚持什么“国情论”，什么“民主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再顽固地坚持什么“六不搞”，搞黑箱操作，由某个集团中的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权力分配，就是坚持独裁专制，是误国害民的歪理邪说，必须要彻底地把它否定和抛弃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侯，筆者想引用一段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一句演说词，他说：“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想长治久安，那就必须以宪政、民主、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组织自己，在践行和追求普世价值中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宪政以宪法为前提，法治为基石，民主政治为核心，人权保障为目的。只要真正地实行了宪政民主，把当官的都“关在笼子里”，让官员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让人民有广泛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权利，人民可以用选票来决定各级官员的人选，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真能做到这些，中国现存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作于2012年7月下旬至8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