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亚文革”状态

程映虹

　　最近中国官方准意识形态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消息说，这些文章其实是为某个有关意识形态的红头文件作注，可以说是这个文件的对外版。

　　很多人把这些意识形态口号的问世称为“第二次文革”的信号，但我认为是“亚文革”（或者也可说是“次文革”或“半文革”）的发作。更确切地说，文革结束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了，但中国政治始终处于“亚文革”的状态。今天的中国，要重演文革是不可能的，历史也不会复制一个文革。但形形色色的“亚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它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一直是党国施政的一种方式。

　　什么叫“亚文革”？就是文革政治的那些极端表现消失了，文革政治也不再能囊括国家政治生活，更不用说是社会生活，但它的一些主要形式仍然保留下来并时不时地重返政治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新四论”和文革的联系并不在于它们的具体内容（例如刘亚洲说党性就像基督教的神性，党就像引领以色列人的摩西等等，放在文革中他会为了这些话或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或者被军管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在于重大政治信号以这种文革的方式被传递出来。

　　文革政治的那些极端表现，如狂热的个人崇拜，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社会分裂和大规模武斗，以及思想文化的极端禁锢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存在，但不乏类似的现象。例如薄熙来前几年在重庆的地位和他在毛左新左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中的影响离个人崇拜已经不远了。“红歌”运动也是文革“革命文艺”的翻版。八十年代至今党内的权力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也有过重大事件，只是没有用路线斗争这个名词（今天常常用反腐的名义）。至于社会分裂，其他不说，就在如何看待毛和毛时期的中国这个问题上，两派在程度上已经很象文革时的派性之争了，而且是全国范围内划线的派性，而不是像文革时候各地不同的派性。这种分裂也已经有了个别的肢体冲突，只是没有发展到武斗的地步。

　　文革政治的理论原则是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原则自八十年代以来早就以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复活并一直在用，并且得到了反分裂斗争口号的强化。

　　今天“亚文革”的主要形式，一是党内文件比法大，内部文件是最重要和权威的政治信息，内部传达文件又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二是通过报刊公开发表一些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指向性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往往就是“中共中央中发某年第某号文件”的对外版。这是两个最文革化的现象，也是当代中国在信息传播上和世界潮流最背逆的现象。凡是有这两个现象出现，就会让人们感到时光倒转，条件反射地想起文革。“新四论”和它们背后的那个文件，不就是这两个典型吗？

　　今天，中共党政系统中重大信息仍然采用内部先传达的方式，这是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的，如习近平正式就位后发表的南巡讲话就是如此，而这次几篇党报军报的重要文章更是重大政策的信号或者政治试探。这让人想起二十二年前，内部传达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南方日报一篇公开的“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就此逆转了1989年后向左转的政治风向。这完全和文革时大事小事都由党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开道，在重大政策导向上，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比法律、也比人代会和国务院更有权威一模一样。在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的人眼中，重大政治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并以这种方式解决，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所谓“亚文革”状态实际上表明无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多大进步，也无论中国对外开放到什么程度，面对最重大的政策分歧和社会冲突，掌权的政治集团除了“文革那一套”，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最说明问题的，就是还用报刊文章来发出政治信号。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左”还是“右”，都离不开这个法宝。

　　这些年来，“文革又来了”的恐慌，多半是由某些报刊文章引起的；而“要搞民主了”的欣喜，也常常是由同样的渠道产生的。

　　精英离不开用“文革那一套”来处理矛盾和冲突，连信息发布也要利用“两报一刊”的意识形态口号的方式，因此中国高层政治一直处于“亚文革”状态。而对于很多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普通民众来说，文革也是他们最熟悉（可能是唯一熟悉的）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因为除了动乱、匮乏和贫穷，文革的造反和无序，也何尝不是对被剥夺和欺辱性的社会秩序的报复？如果在权贵的财富和权势面前自己反正一无所有，文革又怎么会损害自己？这种心理可以说是“亚文革”状态在社会底层的基础。

　　说到底，文革是毛的遗产。毛拒绝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拒绝现代社会处理不平等、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发明出一个文革，连信息发布的方式都和普世各国不一样，一方面拒绝新闻自由而另一方面又让党报党刊的政治权威和作用凌驾于立法机构和政府之上。三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这种治国方式的亚状态中。

　　“新四论”拒绝宪政和代议民主。而拒绝了这些，中国人所知道和有经验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替代方式也只有文革了。今天的中国也还没有新闻自由，但又有文革中达到顶点的党报党刊的话语霸权。二者相结合的结果，就是离奇古怪的“新四论”引起的恐慌和紧张。但回过头来看一下，文革不是一直以这样那样的亚形式存在于中国政治中的吗？


　　原载《阳光时务》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