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中产与被奴役的企业家：中国政治压制的结构性真相
李聪玲
当代中国正呈现出一种极度扭曲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沉默无声，企业家群体噤若寒蝉。本应成为社会中坚、推动政治文明和制度进步的重要力量，却在现实中集体退场、被动屈从。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社会进行系统性压制与政治奴役的直接结果。
中国共产党将“稳定压倒一切”奉为最高政治原则，其本质是对权力绝对垄断的维护。任何可能发展为独立社会力量的阶层，一旦显露出自主意识，便会遭到迅速打击。企业家群体作为最有组织能力、资源能力与社会影响力的中产代表，自然成为首要防范与压制的对象。
这一切，在马云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马云并未挑战共产党政权，甚至长期与体制保持合作。但只因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达了对监管制度的批评意见，便迅速遭到全面整肃：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阿里遭罚182亿元人民币，高管密集“约谈”，资本平台被拆解。这场整肃的政治动机显而易见——任何逾越“沉默”红线的企业家，都将被祭旗。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企业家早已无法独立经营。 他们的市场准入、融资、财务自由、甚至公司是否存续，全都取决于党是否满意。在产权毫无保障、法律无法独立、公权力可以随时介入的前提下，所谓民营经济，只是一种披着私有外衣的政治附庸。中共对企业家最根本的期待，并非创新、竞争或效率，而是忠诚。
这正是中国中产阶级政治诉求缺位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不想表达，而是表达即风险，质疑即犯罪，独立即叛国。一个正常社会中本应最有行动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群体，被中共彻底“去政治化”，沦为经济韭菜和纳税机器。甚至连“沉默的自由”都变得奢侈——企业家活在高压审查与自我审查之间，稍有不慎就可能家破人亡。
更可悲的是，这种结构性压制并未引发广泛抗议。中共通过教育洗脑、媒体封锁与高压维稳，制造出一个假象社会：仿佛人人安于现状、岁月静好。但现实却是，整个社会陷入深度麻木与集体虚伪。没有公民意识，没有法治信仰，没有制度竞争力。所有对制度的合理反思，都被打成“敌对势力渗透”；所有想改变现状的声音，都被消音、封号甚至消失。
中共政权不仅剥夺了企业家的政治空间，也在系统性毁灭中国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没有独立资本，就没有真正的中产；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健康的经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制度改革的可能。
企业家不是奴隶，不应只被要求交税和表忠心；中产阶级不是机器，不应只活在沉默、恐惧和苟且之中。真正的国家现代化，不只是GDP数字的堆叠，更需要一个有尊严、能发声、敢追问的社会中坚阶层。而中共，正是这个进程最大的障碍。
要想让中国走出制度僵局，首要之务就是拆解这套用暴力与恐惧维持的统治机器。中产必须觉醒，企业家必须脱钩政治依附，才能重建一个以法治为本、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否则，所有的沉默终将酿成更深的崩塌——包括政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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