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红卫兵式的暴力政治路线破产了（修改版）
夜问天
吴思说：人类社会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最强者就是皇帝、军委主席之流的人。可是，暴力元规则破产了，也就是说习近平之流的人破产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强盗走进了民主，东方强盗陷入了独裁，这说明，西方社会比东方社会更有正义感！所以，中国人要懂得政治，要懂得正义，更要懂得“人民最大”。
一，暴力元规则破产了，真正元规则是“人民最大”
吴思是唯物进化论者，信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吴思和鲁迅、毛泽东习近平一样，都是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法西斯信徒。血酬理论就是法西斯理论。血酬论已成为黑社会要价的基础理论了。成语有诲淫诲盗。《废都》有XXX的淫秽描写，被定为淫书。吴思讲土匪讲得头头是道，还说抢劫有理，定他宣扬法西斯暴力论，不为过！
吴思的《潜规则》研究了行贿规则、贪污规则、欺骗规则、合法害民规则、勾心斗角规则等等。吴思说“潜规则”就是陋规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是没做道德评判。“陋规”有贬义，“潜规则”这个词就比较中性，没有贬义。其实，吴思不仅是暴力迷，而且是钱迷。因为他接受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参见BBC对他的采访），所以才有“如果我抢劫的成本很低，我抢遍全世界”的歪理邪说。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事实上，人不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来行动的，否则何来“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何来比尔盖茨把自己钱都捐出去？他苦思冥想出的“潜规则”=钱规则。“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就是钱规则。钱规则是中国人的信仰：有钱能使鬼推磨，今天说的是“金钱至上”。钱规则=“跑部钱进‘日’后提拔”；当今的官场现行记。把这种腐朽专制陋习“办事靠钱，‘日’后提拔”，称为“潜规则”，是对“规则”一词的糟蹋，是在讨好官员，是在教人向陋习屈膝投降。某女演员被某导演“潜规则”了，仿佛女演员与导演上床，已成为娱乐界的规矩。这里面暗藏的玄机在于，无论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都是“规则”，人人都要遵守，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于是，各种不讲规则的丑行就合法化了，这就是吴思流氓理论左右逢源的原因。吴思强调潜规则战胜了明规则说：“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反驳：欧立希发明“606”即申凡纳明，因为他失败了605回，第606回合才获得成功。）吴思通过这种表面归纳，得出这样的结论：潜规则是人的贪婪性使然，明规则是无用的！只有他总结的暴力元规则是普世价值，他说：我认为“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元规则，跟宪政民主并没有冲突。在宪政民主国家，例如美国，谁是暴力最强者？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而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因此，选民或公民就是暴力最强者。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4/150417_iv_wusi2_unspoken_rules
吴思说：“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大禹王对迟到的贵族大开杀戒。这是暴力元规则的来源。但在中国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左传》里讲了个故事：齐国的齐庄公看上了美女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曲款。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后来，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将其砍死。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元规则”是“规则的规则”，也是决定权力的规则和制定制度的规则。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出了“承认原理”：第一规则是谁来做决定；第二规则是做决定的权威产生的条件，即为什么由他来决定；这两条规则结合起来就是承认原理。哈特认为：第二规则比第一规则更重要，第二规则即权威产生的条件的确立就是“元规则”领域。政治权力的获取与使用须经过人们的协商同意才是元规则，符合元规则，权力才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真正“元规则” 就是政治权力的获取与使用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权（或人民最大）原则是和谐社会的“元规则”。
1620年11月11日在北美普罗温斯顿港的一条船上，英国清教难民所达成的《五月花号公约》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成文宪法的雏形和美国宪法的起源之一。这份公约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谬论，抛弃了少数人享有特权的贵族制度，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暴力不能产生权力；人类的任何权力都应基于人民同意的契约上。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力量，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专制的铁幕，影响了随后的英国革命，开创了宪政文明。
宪政属于文明民族。1215英国国王在暴力逼迫下签署《大宪章》，此后国王多次翻悔，而英国的贵族们总是用暴力迫使痞子国王遵守《大宪章》，一直到1688年，国王权力被议会彻底剥夺。
专制属于野蛮民族；而且专制不是政治，因为没有正义，只有野蛮的暴力！当英国革命完成君主立宪的时候，中国却陷入了改朝换代的人吃人的明末清初时代。吴思说中国人自古就是法西斯分子，他说：“商鞅变法立了20等爵位，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是一个暴力激励机制……秦国人一听说马上要打战了，大街上的人就象过节一样，士气高涨，因为这意味着马上就要发财了。打仗的时候，士兵疯了一样，奔走相告，别着脑袋，夹着俘虏疯跑。这说明军功分候制度对于暴力集团有极强的激励效果。”吴思缺乏自然法的观念，他在《潜规则》中把官吏对平民的敲诈勒索、坑蒙拐奸称为“合法伤害权”。苏格拉底反复说： “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指出，凡违背自然法的人定法都是“恶法”，恶法不配称为“法”，不管它是谁立的。同理，“潜规则”根本不是规则，不过是陋习，是道德腐化成了习惯而已。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121～180年）在《沉思录》中写道：“自己遇到的除了好管闲事之人，举止粗鲁之人、傲慢之人、还有欺诈之人、嫉妒之人和孤僻之人。他们之所以乖张骄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何为善、何谓恶，……这些人的本性和我一样，我们不可能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伤害……我们之间的斗争是有违本性的。因此，冲突和矛盾是与自然相违背的。”西方皇帝都反对相互伤害，哪里有什么“合法伤害权”？吴思的“血酬”“暴力元规则”就是这互害民族的混账逻辑，居然有那么多人叫好！这是因为共党的统治使中国更野蛮了！离文明政治越来越远！
1993年，胡石根、刘京生、康玉春等在北京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破获，并在1994年12月16日被判处20年、15年、10年的重刑。庭审结束后，他们高呼：“爱国无罪！民主有功！”“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党！”“打倒法西斯！”在磕磕绊绊穿过法庭过道时，法警气急败坏，又是踢，又是拽，甚至直接把他往墙上推，拧胳膊，掐脖子，捂他嘴巴。十多个同案犯见法警打人，先是大声抗议，接着就跟他们一起高呼口号。就这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党！打倒法西斯”的口号响彻法庭内外。殊不知，鼓吹法西斯思想的吴思却被当成民主派，真是荒谬，滑天下之大稽！
二，西方强盗走进了民主，东方强盗陷入了独裁
吴思说：“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第一反应都是抢。”“自然状态非常自然的包含暴力因素，而且我们对暴力的定义是高度以人为中心的。比如你去打猎，那叫生产，那你不是对另外一个物种的暴力吗？”吴思意思说：你打猎就是“抢劫大自然”；我抢你，也是“抢劫大自然”；彼此彼此，完全等价。这种“抢劫乃美德”谬论早被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批臭了。而且，东、西方社会的强盗还不一样。
高建彪说：“瑞典实际上有个民主的传统。早在海盗时期，大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刘路写道：《海盗经济学》的作者美国人彼得里森考证，在海盗船上居然实行的是最纯正的民主制度，海盗船上的船长是定期选举产生的，海盗的重大行动和财产分配居然都要经过一人一票选举通过。而同时代的来自文明世界的商船上，实行的却是船长独裁制，船长对船员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何会这样？因为商船上的财物是陆地的商人的，商人把财产权的处置完全委托给了船长，海员只是雇员，没有财产权在后面支撑，当然没有民主权利。所以商船上只能实行船长独裁。海盗船则相反，海盗们都是把自己的性命和技能做了投资入股到了海盗船上，对海盗船的收益和风险都有切身利益，当然只能实行民主制。由此得出结论：财产权是民主的基础。
孟德斯鸠说：“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早在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人民大会制度，按人民大会决定治理的社会无疑具有民主色彩。著名的五月花号契约是英格兰岛民在茫茫的大海边订的，兰芳共和国（1777-1884）就是华人在南洋所创……看来，海岛与自由民主有某种关联。因为海岛地少导致人口集中化、集团化，而集团化人群如大学生更易民主化！
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萌芽于迈锡尼时代的公民军制度，该制度规定：军中的重大事情要由全军大会来定。公元前15世纪的迈锡尼王国实行公民份地制，国王与其他公民一样，按法律分得同样大小的份地；这显然是与民主法治有关的“军事民主制”。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公民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干粮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
有学者说，荷马时代的“王制”，更像后世的“君主立宪体制”，这大概就是它们与东方君主制的最重要区别。《奥德修记》把有无民众大会的开会场所当作判断一个民族或地区是否开化的标志之一，这样的认识在其它地区的文明史上尚无见到。这表明：《荷马史诗》反映了古希腊的军事民主制的色彩。军事民主制有三个机构：领袖、长老（贵族）会议（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军事首领是公举出来的部落领袖，称为“巴赛勒斯”，平时裁决诉讼和管理祭祀，战时统帅全体部落的成年男子作战。长老会议由部落的各氏族的长老（酋长、贵族）组成，有广泛的权力，军事首领是会议当然成员。每当需要决定重大事情的时候，军事首领便首先召开长老会议讨论。人民大会是由成年男子即部落的全体战士组成，对重大问题如战、和、迁移、推举领袖等作出表决，为全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
《伊利亚特》叙说的政治体制是执行长官、元老参议院和平民大会三大分支组成的政府。荷马史诗的核心人物是希腊的英雄们，他们是部落的首领。而平民则处于配角的地位，大部分场合是默默无闻的。史诗中至少有两处记载反映出，平民虽无地位，但也绝不是懦弱驯服的角色。一是在特洛伊城下的民众大会开会前，与会者喧嚣不已，要9个传令兵不断呵斥他们使之安静下来；二是会上平民忒耳西提斯的发言，直接表达了对贵族的不满。在《伊里亚特》叙述的特洛伊战争中，有“万民之王”之称的阿伽门农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事先与众“巴赛勒斯”及贵族开会协商，这就是“协商民主”，事后还要召开全军大会进行宣布，战士们或呼喊或咕噜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就是“人民民主”。只有经过这套程序，阿加门农的最高决策才获得承认。这套制度，在斯巴达被完全继承下来。为了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阿伽门农就召集了一个由各军首领们参加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王在召开大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比如阿基琉斯就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阿伽门农也无可奈何。
大禹王对迟到的贵族大开杀戒。《汤誓》中的“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牧誓》中的“其于尔躬有戮”这样一类的话。这说明中国的君主一开始就操有随意杀戮臣民的巨大权力；而西方的君主一开始就没有随意杀戮属民的权力。中国的国家起源于水利工程的需要，大禹治水成为中国国家的起源。治理黄河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由统一的管理机构指挥领导。治理完黄河之后，本应该还权于民，解散这一机构。但是人类的自私、贪婪使大禹没有解散这一机构，而是利用这一机会维护和扩大了自已的权力和财产，并用军队和一套政权机构，对内镇压一些部落的平等要求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
话题转回古希腊：阿伽门农虽然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势力强大，他强夺阿喀琉斯的女俘并当众使其受辱。女俘的父亲请求释放他的女儿。战士们集合讨论，并且同意了女俘父亲请求。阿伽门农迷上了这个女俘，拒绝了释放的要求，他宣布宁愿要这个女俘也不要王后，难怪他得胜回家后就被王后所谋杀。阿伽门农拒绝了丰厚的赎金，而且侮辱了那个老人。由此，希腊驻军营地被施魔法而发生了瘟疫。随后，阿基琉斯自行召开了公民（战士）大会，大会强迫阿伽门农释放了女俘，外加向阿波罗神的献祭。瘟疫消除了，国王丢了脸，公民自己拯救了自己。这就是后来城邦民主政治的萌芽。
此后数百年，希腊人在梭伦等人的改革下进入民主时代。所以，吴思认为：“荷兰商人们可以雇佣雇佣军……第一次使暴力处于生产集团的控制之下，从此进入生产集团当家作主的时代”。“生产集团当家作主”当然就是“民”主时代。吴思显然不了解古希腊的历史。
三，中国人要懂得政治更要懂得正义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东方强盗集团总是和独裁联系在一起；西方强盗集团总是和民主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西方社会比东方社会更有正义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源于人的本性，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故为人类所特有。柏拉图学院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不懂几何学者莫入”。几何是研究空间（正斜）的学问，当两条直线相交其角度=90度的时候，就说它们相互垂直，是摆“正”了。90度是平角的二等分，表现了“公平”的分配。几何平等是一种自然平等，古希腊人追求与自然一致的生活，也就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生活。可惜的是：古中国的思想家们几乎不懂几何，因此对蕴含了公平中立的正义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只知道搞内外有别“父子相隐”毫无正义的黑社会“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分析过关于国家的两种理论――“契约国家”论与“国家掠夺”论。“契约国家”论源于古希腊。近代民主国家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社会契约是以“人民同意”即人民主权为元规则。“国家掠夺”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打天下坐江山，成王败寇。马列主义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掠夺性的国家界定的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即这种产权制度对权力集团是有益的，但并不能促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这必然演变成无效率产权，最终导致经济破产而陷入内乱。诺思指出：阶级国家是国家的病态形式，一定会消亡，但作为社会工具的中立国家具有不朽性。民主国家是理性化的产物，是中性的；民主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主人就是全体公民，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一样都是不法的。
所以，每个中国人都要懂政治，尤其要懂得宪政民主政治。
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时刻关心你！
我们能否人人平等，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自由迁徙，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保护私有财产，这是政治；
我们的农民能否要回自己的土地，这是政治；
我们的小孩上学时，能否享受免费教育，这是政治；
我们生病时，能否享受免费医疗，这是政治；
我们失业时，能否有失业保障，这是政治；
我们老了，能否得到足够的养老金，这是政治；
我们万一残废了，能否得到免费的治疗和一生的保障，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公开说真话，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选举市长并竞选市长，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官员公布财产，防止腐败，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知道自己买东西交给政府的税都花向何方，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取消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并限制公车消费，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政府不强拆，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城管不打小贩，让警察不乱抓人杀人，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减少犯罪，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食品不再有毒，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环境不受污染，这是政治。
不要以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时刻都影响着你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说：“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就是政治”；他还说：“人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因为人有权利、有正义感。非人的动物处在“弱肉强食”的状态，没有权利、没有正义感；所以，动物没有“政治”。因此，拒斥政治就是非人的动物。每个中国人都要维护人权，伸张正义，都要懂得政治，学会民主法治。
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354－430）有一句名言：“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有组织的匪帮。”众所周知：专制制度就是“有组织的匪帮”制度，是集团犯罪制度。邓牧（1247-1306）曾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直斥官吏皆盗贼。黄宗羲（1610～1695）谴责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一搏我一人之业”。唐甄（1630～1704）在《潜书》中也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布匹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谭嗣同（1865～1898）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卷二十九》）。所以，废除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的一党专政，是中国人最迫切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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