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第四届连任的“首秀”，还是另有深意？

安乐业

从媒体报道来看，川普总统将有可能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在信息公开程度有限的情况下观察国际政治的中国民众而言，这一场景很容易被解读为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并进一步成为能够与美国共同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中国国内的舆论氛围可能进一步升温，甚至可能强化对习近平政治地位和未来执政前景的支持。然而，如果暂时撇开外交场面的象征意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治理困境究竟如何？与此同时，在这些内外压力之下，习近平又是如何运用政治权力，调整政策与维持政治秩序的？

外交礼遇所呈现的政治象征，与一个国家内部真实运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之间，或许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理解这种差距，也许比单纯观察机场迎接的仪式本身更值得关注。

贫富两极分化与“掠夺”加剧

根据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公布的2025年财政收支数据，地方财政普遍面临较大的收支压力。对于高度依赖财政体系维持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行政运转的地方政府而言，财政紧张不仅意味着公共服务能力受到挤压，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更加依赖各种行政性收费，罚款，资产处置以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汲取来缓解资金压力。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当地方财政资源越来越有限时，政府究竟会首先压缩哪些支出，又会通过什么方式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在高度集中的行政体系下，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广泛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权限，因此，财政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向社会和市场主体传导。其具体表现可能包括更加频繁的行政检查，罚款，收费以及对企业经营活动更严格的监管。在缺乏充分透明度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一旦与地方财政压力结合，就存在将执法工具异化为“创收工具”的风险。

这种风险尤其值得关注于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企业面对的不仅是市场本身的经营风险，还可能承担来自不同部门的检查，许可，处罚和合规成本。当地方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时，如果行政处罚资产处置或者其他行政性收入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弥补财政缺口，那么财富分配就可能进一步向掌握行政权力的一方倾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受到双重挤压：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以及资产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财政压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机器本身会同步收缩。相反，在一个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和政治控制的体制中，即使经济领域出现明显困难，维持社会治理，治安和信息控制的能力仍可能被视为优先事项。数字监控，网络管理以及基层维稳体系因此未必会因为财政困难而自动削弱。恰恰相反，当社会矛盾因为失业，收入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而进一步积累时，维持社会控制的需求可能更加突出。

这就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循环：财政压力加大——社会财富进一步向行政体系集中——居民和企业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社会不满和不安全感增加——政府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控制成本继续上升。 如果这一循环长期持续，其结果可能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社会阶层之间的进一步分化，以及越来越多普通人对未来失去预期。

别把“躺平”看成现代版“李自成”

李自成在历史上的崛起，其本质是失业的体制边缘人在走投无路时的体制外造反。他原本是明朝西北驿站的驿卒，因为崇祯皇帝为了节省财政精简驿站而失业。

现今中国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出现的“躺平”现象，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消费观念的改变。它也可以被看作经济压力，就业困难，社会流动下降以及个人对未来预期下降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社会心理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躺平”与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及东欧历史上的公民抗命，并不是同一种政治行为。后两者通常具有明确的公共诉求，并通过集体行动，组织化动员或者拒绝服从某些制度安排来表达政治立场。而“躺平”恰恰缺乏这种组织化特征。它通常不是试图改变制度，而是在认为个人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主动降低自己的社会参与程度和生活欲望。

因此，“躺平”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反抗”，而是退出。不买房，不追求高消费，不愿意承担高强度竞争，不愿意结婚生育，甚至尽可能减少职业和社会责任，这些选择未必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它更像是一种最低成本的生存策略：既然无法改变游戏规则，那么就尽可能降低自己参与游戏的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躺平”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抗争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抗争试图改变权力关系，而躺平则试图降低个人暴露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中的程度。它不追求结社，不追求集体发声，也通常不试图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它甚至可能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以及对政治参与的主动退避。

然而，这种“退出”对于经济体系而言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年轻人不买房，意味着房地产需求下降；不愿高消费，意味着内需进一步疲软；不愿结婚和生育，则意味着未来人口和劳动力结构面临更大的压力。换句话说，“躺平”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抗争，却可能通过经济行为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更复杂的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这种个人化的退出又可能比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更容易被管理。一个拒绝加班，拒绝消费，拒绝买房的年轻人，未必会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对者；一个选择降低生活欲望，沉浸于网络娱乐并尽可能远离公共事务的人，也未必会主动挑战现有权力结构。

于是，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出现了：经济上的“躺平”可能削弱经济活力，却未必直接转化为政治上的挑战。 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公共竞争和公共事务中退出时，社会可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状态——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却又越来越缺乏改变现实的意愿和组织能力。

这或许正是贫富分化，财政压力与“躺平”之间最值得关注的连接点：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向上流动已经变得困难，而个人又缺乏改变制度的有效渠道时，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公开对抗，而是选择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的参与度，甚至降低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最终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而可能是一种低欲望，低参与，低预期，却高度依赖社会控制维持秩序的社会结构。表面上看，社会冲突似乎没有爆发；但在更深层次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退出原本应该推动社会活力的经济、家庭和公共生活领域。

这意味着，“躺平”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也许并不在于年轻人是否懒惰，而在于一个社会为什么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努力已经无法改变命运，而退出反而成为成本最低的选择。

习总书记提拔“自己人”后再清洗：一种列宁主义的权力逻辑

最近几年，在一些政论节目中，习近平对其任内提拔的官员进行查处，整肃，往往被解释为高层政治中的“内斗”，或者被归结为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对此，笔者一直颇感疑惑：这些评论者是真的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还是有意无意地在向中国公众传递某种“期待感”？

如果把问题放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政治组织逻辑中观察，事情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历史上的大规模政治清洗，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还是毛泽东时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往往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运动式特征，呈现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动员。然而，今天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政治整肃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持续化，制度化的机制。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持续巡视，反腐败机制，以及对党员干部的终身责任追究等，都使“反腐”和“整肃”不再具有一个明确的终点。

如果从权力运行的角度观察，这种机制具有一个重要效果：它可以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政治约束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最高领导人亲自提拔，曾经被视为“自己人”的官员进行查处，其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单纯的反腐案件本身。它向整个官僚体系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过去的资历，功劳，派系关系乃至个人恩宠，都不足以成为永久性的政治保护伞。一个官员今天能够获得权力，并不意味着明天仍然能够保有这种权力；权力可以被授予，也可以随时被收回。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自己人”的整肃不仅是清除个别腐败官员，也可能具有重塑整个官僚体系忠诚结构的作用。因为当所有人都意识到，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提拔的人也不存在绝对安全，那么对权力中心的依附和服从便可能进一步强化。

笔者在1990年代曾读过一期《炎黄春秋》，其中刊载了有关刘少奇政治遭遇的历史材料。令笔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材料中所涉及的检讨文字以及刘少奇“倒写的签名”。那种政治环境下，一个曾经身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人，也必须通过检讨，认错等方式回应政治压力。每当今天看到一些曾经受到重用，后来又被查处的高级官员公开接受调查，接受审查或者发表检讨性文字时，历史的这种回声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大家无法知道今天究竟有多少被查处的官员提交过怎样的内部检讨材料和“倒写的签字”；但这种政治文化本身和官员心理状态，值得认真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体系中，这种机制近年来被赋予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概念——“党的自我革命”。官方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敢于“刀刃向内”，不断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从政治理论的谱系来看，这种强调组织纯洁性，纪律性和自我纠错能力的思想，与列宁主义关于先锋队政党的理论存在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

列宁所构想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松散群众组织，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先锋队政党。党的生命力来自组织纪律，政治忠诚和高度统一的行动能力。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当革命党成为长期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原有的革命组织逐渐演变成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官僚集团？

这恰恰是“自我清洗”逻辑背后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任何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干部网络。最初，这些人可能因为政治立场，工作能力，个人信任或者共同经历而获得提拔；而随着权力不断集中，这些官员又可能逐渐形成新的利益关系和政治网络。对于最高权力中心而言，这些曾经帮助自己巩固权力的人，同时也可能成为未来难以控制的利益集团。

因此，从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对组织内部被认为已经腐化，蜕变，失去纪律性或者政治可靠性不足的成员进行整肃，并不一定只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敌”。它同样可以被理解为防止组织内部形成独立权力中心的一种组织机制。

这也解释了习总书记为什么“清洗自己人”在这种政治逻辑中并不一定构成矛盾。恰恰相反，整肃自己人有时能够产生更强烈的政治震慑效果。

如果一个最高领导人只清洗公开反对自己的人，那么其他官员仍然可能认为，只要进入核心圈层，成为“自己人”，就能够获得某种政治安全。但如果连最高领导人亲自提拔的官员也可以被调查，免职乃至追责，那么整个官僚体系便会形成一种更普遍的不确定感：没有任何个人关系能够提供永久性的安全保障。

这种“不安全感”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权力治理工具。

因此，“党的自我革命”如果仅仅被理解为反腐败或者廉政建设，可能无法完全解释其政治组织意义。它同时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通过持续的组织整肃，防止执政党内部形成可以独立于最高权力中心之外运行的利益集团和权力网络。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反腐败没有终点”，并不只是一个廉政口号，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持续性的政治治理机制。只要“腐败”“蜕化”“不忠诚”以及“政治纪律”等概念能够不断被重新定义和运用，整肃机制便可以持续存在，并不断重新塑造官僚体系的行为边界。

这与传统意义上一次性的政治“大清洗”有所不同。后者往往具有明确的政治运动周期，而今天的治理方式更倾向于把组织纪律，巡视，监察，问责和反腐败结合起来，使政治整肃成为一种日常化，制度化的治理过程。

从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历史脉络来看，这并非完全陌生的逻辑：先锋队政党必须保持组织纪律和政治纯洁性；而为了防止组织内部产生新的权力集团，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纠偏和组织整顿。

区别或许在于，在当代中国，这套逻辑已经与现代国家监察制度，巡视制度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等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更加常态化的治理体系。

因此，与其简单地把近年来对一些“自己人”的查处理解为一次又一次的高层“内斗”，不如进一步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政党把持续的组织整肃本身变成维持组织纯洁性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机制时，权力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被授予，维持，又通过什么方式被收回？这或许才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权力运行逻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所谓的“自我革命”，并不是对列宁主义组织逻辑的简单重复，而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这种逻辑的一种现代化，制度化延伸。至于这种机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防止官僚集团化，又在多大程度上会进一步强化最高权力中心，则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和研究的问题。

习总书记的底气来自哪里？

西方政治学中有一个著名论断：“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这一理论认为，当中产阶级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后，便会产生保护私有财产的政治诉求，法治意识以及结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然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另一种逻辑。

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今天城市里的网约车司机，小商户，白领以及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其家庭背景往往仍与农民、农民工或小农经济存在密切联系。这种社会经历塑造了一种更强调现实安全与家庭利益的生存逻辑：房产，存款，子女教育和养老保障，往往比抽象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更加直接、更加重要。

因此，中国部分中产阶层的社会诉求，更多集中于“小家庭”乃至个人层面。买房是为了资产保值，教育是为了阶层跃升，结婚生子则承担着家庭延续和养老保障的功能。与此同时，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升官发财”的内卷中，个体之间更多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横向联合。一个人往往首先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既有利益，而不是如何建立能够约束权力的独立社会组织。

这与经典西方中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条件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往往伴随着相对独立的私有财产，行业协会，工会、教会和地方社区等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些横向社会关系，使个人能够在家庭之外形成共同利益和公共行动。相比之下，中国社会长期存在较强的原子化特征，许多人的财富、职业和社会地位又不同程度地受到政策，行业环境以及公共权力的影响。因此，他们担心的往往不仅是权利缺失，也包括经济秩序变化可能带来的房产贬值，就业风险，养老保障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

这也解释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在政治压力上升或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部分中产阶层未必天然成为制度挑战者，反而可能更加重视秩序、稳定和既有利益。并非因为他们没有权利意识，而是因为现实利益，家庭责任与风险规避，常常压倒了对抽象政治价值的追求。

因此，如果要理解今天中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仅仅从权力结构本身寻找答案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一个庞大的城市社会正在如何被房产，教育，养老，职业竞争和家庭责任所塑造。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安全感寄托于个人奋斗和家庭积累，而缺乏稳定，独立的社会组织来连接彼此时，政治权力所面对的社会阻力自然会被削弱。

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或许不是“中国中产为什么没有民主诉求”，而是：一个高度原子化，以家庭利益和风险规避为核心的中产阶层，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会把个人利益进一步转化为公共利益，并形成持续的政治参与？ 这或许才是理解中国政治韧性的一个关键入口。

简短结语

习总书记访美，至少在外交场面上赢得了足够的“面子”。仅从川普总统有可能亲自迎接这一点来看，就已经足以成为中国舆论所需要的政治象征。但如果把视线从外交场面拉回中国社会内部，问题或许远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面前，个体很难与之正面抗衡；而对于那些早已将财富和家庭安排在西方的红色家族而言，他们或许同样清楚，在现有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个人能够做的更多是等待、观望与自我保护。

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悖论正在形成：当整个社会被不断塑造成一个“顺从的肉鸡”，甚至连“躺平”都成为一种妥协的时候，体制最大的压力，反而可能逐渐来自体制内部。

因为真正能够影响这台机器运行的，并不是已经失去议价能力的普通民众，而是那些掌握政策制定、财政资源和行政权力的人。当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当不同层级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利益分化时，妥协与伪装也可能成为体制内部参与者的一种生存方式。

所以，这场博弈真正值得观察的，也许并不是社会什么时候出现大规模反抗，而是另一种更安静、也更现实的问题：

当地方财政不断承压，传统的资源汲取手段逐渐耗尽，社会财富持续被消耗，经济失去“造血”能力之后，这台庞大而昂贵的国家机器，还能依靠什么维持自身运转？

历史真正改变的时候，未必总是从街头开始。有时候，它可能始于这台机器内部，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继续维持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了所有人愿意承担的成本。

2026年9月23日完稿于西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