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器官》观后感
刘芳
——当医学被权力挟持，人类文明陷入黑暗
第一次在美国街头从法轮功学员口中听到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我非常震惊，震惊于居然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正悄然发生在我身边。那一所所我熟悉的医院，湘雅、复旦……竟是杀戮同胞为权贵续命的帮凶。我简直不敢相信，作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也参与其中。由于短暂的沟通，没有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但这件事一直留存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忘记。
随着今年10月份《国有器官》在台湾上映，我开始关注到这个影片。它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观看后他让我久久无法平静。
影片以纪录片的形式，客观地展示了一组对比的画面， 1999年一个原本健康幸福的家庭中，练习法轮功后丈夫被捕并在狱中惨死。只剩下一坛骨灰被送回家。孩子的母亲Yun,因上访随后不知去向。一边是身患癌症苦苦寻访亲人的家人。另一边是前辽宁军医大郑医生亲历的那个可怕的秘密杀戮行动的夜晚：一个19岁年轻士兵因为顶撞了上级，被秘密捆绑在改造的救护车里，没有麻药，意识清醒，被活活开膛破肚，剜出双眼，取出内脏。那双恐怖的双眼，令人良心发麻。而身旁的医生护士责是系统性的冷漠。郑医生吓得双手颤抖，但他无法反抗，因为一排士兵正用抢对着他。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纪录片，而是一面镜子——让人直视极权制度下的冷酷现实。影片揭露了中共以国家之力主导活摘器官的黑幕，这是一场披着“医学”外衣的系统性屠杀。那些被称作“供体”的人，往往是因信仰、思想或民族身份而遭迫害的公民。他们被强制体检、抽血配型，然后在某个被选定的日子，生命被“手术化”地终结。
影片呈现的，不仅是罪行，更是一种恐怖的秩序。
外科医生在改造的救护车中冷静地操作，警察在旁持枪执行命令，医院和公安系统协同运作，一切有条不紊。正因为它看似“专业”“有序”，才格外令人毛骨悚然。而患者则如何牲口，为了器官的活性，供体没有麻药，一个19岁的生命就这样活生生、血淋淋地被挖下双眼，取出内脏。最后用裹尸袋一包，推入焚化炉。这时，道貌岸然的主治医生正在和患者说，一个匹配的肝脏移植只需要一到两周。如果条件好，可以更快。——这背后意味着有无数“活的器官库”。那不是医学的进步，而是以屠杀为代价的科技繁荣。
影片列举了大量数据，展示1999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可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远远高于过去，速度远远快于有完备器官捐赠体系的美国（通常要1到2年）。可见这种暴行，不是出于一时的疯狂，而是出于体制的冷静与规划。
中共的暴行，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
它将权力、医学与经济利益编织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把活人当作“器官资源”进行分配与买卖。古代的暴君靠刀剑维持恐惧，而现代极权则靠数据、手术、制度化的语言掩盖罪恶。
他们甚至用“国家机密”“科研进步”来粉饰这场反人类的罪行。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永远难忘：
被拘押的人被反复抽血检查，但从不被告知原因。医生没有怜悯，只有程序。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极权体系里，科学可以变成最冷酷的屠刀——因为它剥离了情感，只服从命令。
《国有器官》不仅揭露了一场人权灾难，也让人看到极权统治的本质：
影片让我反思自己成长的那片土地——国家要我们爱祖国，而祖国是怎么爱他的子民呢？
从小我们被教育“听党话、跟党走”，被灌输“集体高于个人”的思想。久而久之，人失去了判断善恶的能力，只学会了服从。
正是这种长期的精神麻醉，让无数人对暴行麻木，对受害者的痛苦视而不见。有人甚至在听到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仍会说：“那一定是谣言吧？”——这种“理性怀疑”看似聪明，其实是被恐惧驯化后的逃避。
影片的最后部分展示了国际社会的调查与谴责。
从加拿大到欧洲议会，从独立法庭到人权组织，都在呼吁制止这种罪行。然而，中共至今仍拒绝开放调查，仍以“内政问题”为借口掩盖事实。更令人悲哀的是，全球仍有一些医疗机构与中国保持器官移植合作。
这说明，对抗邪恶的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全人类的清醒。
对我个人而言，《国有器官》是一种震撼的觉醒。
它让我深刻理解到“自由”与“人权”并非抽象的词语，而是每个人赖以为人的最后防线。
当国家可以剥夺人的身体时，思想早已被夺走；当生命可以被定价时，文明也已经腐烂。
我感到庆幸，自己如今能够在自由的土地上观看这部纪录片，也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去说出真相，去唤醒还在沉睡的人。
因为沉默就是共谋，遗忘就是纵容。
《国有器官》提醒我们：当医学被权力挟持，人类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根本。
唯有坚持自由、尊重生命、守护信仰，文明才能不再被黑暗吞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