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二十四小时（下）

肖国珍（北京）

肖国珍照片

    询问室的电子钟显示，已是中午时分。我说：“我得打一个电话，我的女儿独自在家，才九岁。想必你们不愿意出现2003年发生在四川的、母亲被抓女儿饿死在家的情形。如果我不能用我的手机，那么，请你们给我任意一个电话机。”

    警官说；“你不是做好了被拘准备吗？”

    我说：“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来不及做行为准备；而且，你们一方面是警官，同时我相信你们也是和我一样的、有亲人的人。”

    警官倒也通情达理，说孩子是无辜的，让我开机，按免提键打电话给女儿。我告诉孩子哪里可以找到吃的。女儿稚嫩的童音传来，说她知道了；还说她烧好了开水，正在“品”普洱茶——这是我们在家经常做的“功课”。

    我告诉女儿，安全第一，只要妈妈不在家，烧水后，须等冷却才能喝，不能泡茶。女儿答应后，我挂了电话。

    警官安排从食堂取了一个馒头给我，作为中午饭。实在没有什么可问的，我就做了两件事：签名、转发。所耗时间却是一整天。上午基本记完了笔录，总共才四页不到。下午主要是对笔录内容进行拉锯式确认的过程。警官将打印出来的笔录，先交警长看而不是给我，我说：“在笔录上签名的人是我，要确认的人是我，你应当先给我看才是，给警长看有什么用？”一次次，我亲笔在打印稿上一字字修改，待新的打印稿出来时，发现大多没改。最后，主要以警长确定的为准，客观地说，笔录内容基本是我说的，但略有出入；且我说的很多内容没记上。他们记录了他们愿意记录的内容。几次拉锯后，我想，大行不顾细谨，于是签字。这也是为何我在序言中提到以录音为准而非以笔录为准的原因。

    （题外话：这不适合对法律不了解的朋友。我是律师，能较为准确地判断签字的后果；不太懂法的朋友，我建议您确认笔录与您所说完全一致时，才签字。 ）

    下午晚些时候，警官说要“拘留”时，我说：“要拘留我可以，我需要先回家把孩子安顿一下。然后，我会回来‘领刑’。放心，哪怕你让我坐十年牢，我会不会逃跑——我坦坦荡荡，可不是愿意隐姓埋名地逃亡的那种。”

    警官说，可以考虑把孩子送到顺义的“幸福村”，由我承担费用。

    我开始思考一个新问题：若孩子父母都被拘了（或其他因公权原因使孩子与父母分离的情形），孩子的抚养该由谁承担？将孩子送到“幸福村”，若原抚养人没有经济来源可资支付费用，难道孩子就得挨饿？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发现我又犯了一个习惯性“毛病”，总是从制度层面、从社会层面思考问题。

    我说，我可以接受把孩子交托给亲友，但不能接受送到“幸福村”。后来，警官说请示领导。然后，对我进行了“教育”。再后，就让我走人。

    走的时候，我向警官索要传唤文书（我已签字；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应当交给我的），警官说，不拘留你了，就不用给你了。我未再坚持。

    从派出所出来，首先想到的是关注着我的网友们，怕他们担心；同时，由于警方“执法”方式尚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也希望警官们不致被网友们的围观所扰。于是，打开久违的手机。时间是16：25，离收到第一个勒令我去派出所的电话，正好二十四小时，一分不差。宛若神意。

    手机显示：最近短信是秦永敏夫人王喜凤发出的，充满热情鼓励与赞美的话语。我赶紧拨过去，请她马上发布信息，说我出来了。

    再看，是胡佳的短信：“密切关注你的情况。已经发了推特。”

    电话不断打进来。我公布的手机号，很快被打得没电——收不到电话、看不到短信、也查不到朋友们的电话（广州郭飞雄先生上午8：50还给我打电话，可是他的号码就在停电手机里，我没法拨过去），无法按通讯录一一报平安了（为此迄今还深感抱歉）。好在另一手机还有电、有部分通讯录，于是打给了上海的杨勤恒先生，北京的胡佳、江天勇、赵常青等朋友，托他们发布信息。

    其间，长沙的陈文凯打电话过来，我说了大致情况，还大笑说：“昨晚朋友不准我住家里，我为宪政事业奉献了几百元，同时为祖国的GDP做了贡献。”陈文凯亦大笑：“我给你报销费用。”

    然后才打电话给女儿。如同心电感应一般，我九岁的女儿，脱口第一句话是：“妈妈，你安全了吗？”我平静地说：“是的，亲爱的孩子，妈妈是安全的。”是的，我是安全的。神与我同在。此时，觉得累了。是的，很累。

    前面提到，警方与我的询问过程是平和的，我亦处事泰然。但如果据此幻想在局子里是轻松愉快的，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空气中始终透着不确定惩罚的威胁，如同头部上方，悬着只有一根马鬃毛吊着的利剑。在局子里的大部分时间，警官会经常提醒我要被拘留。第一次听到“拘留”二字时，我平静地问：“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刚进询问室的时候，警长叫来了女警，人身被限制；财物被搜查。连上卫生间也有女警陪着，且最后一道隔绝隐私的门也得敞开，我当时很为这位漂亮的女警感到可惜：姣好的脸，却挂着冷冷的面具；窈窕的身材，掩盖在不分性别的制服下；说话，是职业的、不容分辩的语气。进询问室后，警长搜包；女警搜身，她对我上下摸索，我何曾受过此等“礼遇”，便说：“你不要摸了，我什么也没带，我不会自杀的。”她说：“你要不让我摸，就得脱衣服。”我只好由她。离开局子前，警长再次搜了我的包，然后留我在房里，说要女警搜我身。警长出去对女警叮嘱良久后，女警让我脱衣。夏天本来穿得不多，她连我内衣的角落也一一捏过。出来时，警长再次搜我的包。后来推想，这是警长一计：怀疑我有窃听器、录音设备之类，所以故意留我在房里，以便我将身上携带之物（如有），转移到包里。这实在是多虑。在一个公权武装到牙齿、私权干涉到心灵的国度里，我完全没有这个“奢望”；以我胸怀坦荡，和对自己专业的信心，我也不需要这么做。

    事后，陆续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签名呢？而且还签在前面？你明知是有风险的。”是的。签，还是不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为什么签名？女友7月5日晚来接我女儿时，问我：“我知你多年来的思想，我知你会走这一条道，只是没有想到你会走得这么远。我不劝你，你走哪一条道，我都不反对。想想你现在的美好生活，和将要有的美好生活，你想好了：你愿意放弃这一切吗？如果你愿意，我钦佩你；如果不愿意，我也理解你。”

    我说：“你知我热爱生活；可是事情总得有人来做。对他人的痛苦，我感同身受，不能坐视。”

    另一女友问我：“若你出事，你的孩子怎么长大？”

    我说：“张志新的女儿不照样长大了吗？凡事都有神的眷顾与引领。”“若我父母能一切无忧，也许我会和你一样。”“有谁不是父母所生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为什么签名？目前中国，法治入宪，人权入宪，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多么美好的“应然”之法啊。可是，实然的情形是：发一个帖子被跨省、签一个名被传唤；家庭教会常被驱散，牧师频遭带走；作为自由人，胡佳6月份只是想要出家门，被国保殴打（胡佳亲口对我说的，而且我看到了伤痕），秦永敏夫妇6月份被限制人身自由20余天；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网监，如同《西游记》里蜘蛛精结的蛛网，令人无法挣脱；军队，警察，频频用于国内“维稳”，真枪实弹地对准拿着矿泉水瓶的民众。公权力如同坦克，信马由缰、大摇大摆地从公民基本权利上碾过，将它们碾碎！

    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的宪法才能真正地行在地上，行在这国，而非仅仅停留在一张任人践踏的纸上？是的，宪法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但它不能仅仅是纸！它应当有尊严、有权威、有不可冒犯的神圣！

    李旺阳死亡的案件，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法治的种种问题——因政见获罪；因酷刑致残；因举世质疑的“自杀”而身亡。当局强行夺尸焚化，限制亲友人身自由，这些行为，怎么能让正常人得出“被自杀”以外的其他结论？这是何等的令人恐惧？

    在局子里时，警官很“困惑”地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中国乱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按照他们习惯的这一逻辑，当唐福珍自焚时，我们应当沉默；当李旺阳离奇死亡时，我们应当沉默；当李旺玲被失踪时，我们应当沉默；当千万访民如潮般涌向京城，被押到久敬庄、安元鼎殴打、折磨时，我们应当沉默——这样一来，形势大好，社会稳定！但人民的口被封住，人民反抗的手被钳住！暴力打压并拆散民众的守望相助，且形成制度，其必然后果是：培养冷漠，泯灭人性，扼杀良知，任暴行泛滥，整个社会倒退回丛林、半丛林的野蛮时代。

我为什么签名？有人称我维权律师，我说：“我不敢自称维权律师。我只是有作为一个人的朴素良知、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作为律师对各种事件所生的专业敏感。”是的。作为一个人，我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上帝给我恩赐甚多，觉悟人生与奉献人生岂可分割？作为一名律师，我有比常人更强的法律意识，与，权利被侵犯时的高度敏感。我只是在行使我的自由，如同呼吸一般的自由。我只是一个公民，在践行我的公民权利；我只是一个小女人，一个理解且践行“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也当怎么待人”的小女人。

    我为什么签名？据说，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必须为遭受反法律灾难的受害者做些点什么。言论已经不够，作为法律人，我们当从具体个案开始。《辛德勒的名單》上说：“当你挽救了一条生命，就等于挽救了全世界。”李旺阳虽已逝，但我们的呼吁，我们的声援，我们的司法诉讼推进，或许，可以使数以十计、百计、千计的新的李旺阳免于酷刑与“自杀”；或许，当公权力要对新的“李旺阳”下手前，不由得掂量掂量后果，从而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我为什么签名？我签名就得担当个人风险；而有人要施加给我个人风险，是因为他有恐惧——虽有强大的暴力、财力、宣传力支撑，他也无法消除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源于其权力来路不正，因为必须靠暴力、靠让善良的人民恐惧来维系。只有转换权力的合法来源，实施法治下的全民普选，从而置公权力于囚笼，使公权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时，才是公民权利与自由真正实现之时，才是公民免于恐惧之时。

    我为什么签名？近来得知，什邡释放了示威发众。为何关了又放？是公权力良心发现吗？绝然不是！我曾发文《支持什邡人民》，被屏蔽；我再发文《什邡！什邡！》，呼吁释放民众。我相信我的文字，在对什邡人民的众多支持声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就是这一粒粒粟，汇成了民意的汪洋大海，迫使公权力释放“示威”者。否则，公权力无限滥用的天性、与死不改悔的面子观，必使其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

    我为什么签名？我相信，靠暴力、强权来堵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是内在虚弱的表现；其法如同缘木求鱼；其果自是甚于防川。

    我为什么签名？去局子之前，众多信主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为我代祷。“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看来，神，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因信，称义；因信，得勇气。

    当今的中国，一方面，是罪恶的渊薮，道德严重缺失，真相长埋地底；另一方面，她又是神祝福的国度，她迟早会沐浴在上帝所赐民主宪政的荣光之中。神赐给我们使命，成就民主宪政。这是何等的荣耀！

    从局子里出来后，朋友们戏说道：“没有进过局子的，就不是合格公民。”此语虽然玩笑，但在一个不公正的国度，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往往视监如归，已是为历史和现状证明的不争的事实。通过用制度扼杀良知，普通人被塑造成制度的掘墓人；当正义的人们被投入监狱，正义者推倒高墙的决心日益坚定。杨勤恒先生某次从狱中出来时，指着高墙，对狱卒说：“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你们把我关在里面；要么，有朝一日，我必将推倒此墙。”有感于斯，我曾赋七绝一首赠之，在此抄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放眼西方回首东，

    吞吐天地志不穷。

    我誓破此囚人壁，

    倩问谁与共为雄？

    我这二十四小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