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食的饥饿而死，“你的党”抢劫而生
--兼评周小平所赞美的“你的国、你的党”

昝爱宗

　　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梦想这个社会越来越好：饭菜越来越好，穿衣越来越好，村庄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好，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当官的越来越好，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越来越好。

　　长大后，很快发现，这个社会本来就非常不好，而且越来越坏：空气、土地和水污染了，食物也污染了；衣服越来越时尚、越新鲜了，人心越来越贪婪了，肉体也越来越衰败了；村庄越来越没有人气了，城市却越来拥堵、混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官的越来越腐败、越来越没有人性了，官民之间的仇恨越来越严重了，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这一切的无序、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相互仇视，权力的穷凶极恶和为所欲为，刨根问底，什么样的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这一现状，只能有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因果：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生了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你的党”，它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能离开它：从地里种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肚子里怀的，房子里的，房子外的，生一胎还是生二胎，生在农村，还是生在城市的，户口落在哪里，在哪里读书、看病，将来死了埋在哪里，死亡证如何办，这一切都是“你的党”大权独揽的范围。

　　凡事在中国，都必须有党的会议先决定，有党的文件先指导，有党中央的先“关怀”，然后再传达到地方、街道、乡镇、村庄，一一执行，一好百好，一胜百胜。

　　谁敢说“你的党”不好？

　　中国的种种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个“你的党”，党管的几乎都是全民的大事小事，具体的事情，大包大揽，“群众利益无小事”。

　　对于国家而言是大事，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大事，比如吃饭问题，种地问题，每年都是由党来指导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指导土地的规划，指导种什么，收什么，开发什么。农作物，党来定价，党来收购，国家统购统销。此外，还有什么新农村建设、农村精神文明精神、美丽乡村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宅基地建设、水利工程建设、抗旱防涝工程建设，等等，党没有不管的，没有不设领导小组，不挂帅的。仿佛什么是新农村，什么是新农业，什么是新农民，几乎所有属于“农”的问题，都是党说了算，每年若没有党中央的农村工作会议和党的一号文件指导三农，没有北京的“春风”，恐怕农民真要一年到头喝西北风了。

　　对于党中央而言，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中央政府及各省人民政府和各委员会就要裁减一半以上的工作量，减少一半以上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了，恐怕农业部就要取消了，甚至农牧渔业林业水利部门也要一一撤销了，国土部、建设部就要失业了，农业县长、市长、镇长、乡长都要手足无措、找不到北了。甚至最基层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要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党中央的春风了。

　　所以，从“你的党”掌权的历史看，新中国之大，谁都不是老大，只有“你的党”是老大。中国的大事小事，除了你的党能办，别的人，别的组织，别的集体，只能靠边站，只能“你的党”全然领导。

　　有人会说现在都“依法治国”了，法最大，可这法到底是谁的法？党的法虽然顶大，但哪有管法的“你的党”大；甚至“你的党”还可以这样说，党大，就是法大，因为党就是法，法大就是党大。

　　尽管不靠民选，不靠法治，但你不得不承认，拿枪的比不拿枪的权大，“你的党”有枪，“你的党”最大，在平常时期如此，在特殊时期更是如此。

　　党管农民种地，虽然农民一代又一代，都种了四五千年了，但还是由八九十岁的“你的党”说了算。不但它对于种什么说了算，就是农民如何吃饭，如何吃自己种的庄稼，能不能吃饱，也都是党说了算。

　　有时候，风调雨顺，地里不缺粮食，党爱管就管吧。不过，当地里粮食不够党征缴的，农民吃的都成了难题时，甚至山穷水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怎么办？党还管农民吃饭吗？

　　“你的党”知道自己的党员有肚皮，会饥饿，但农民也有肚皮，也会饥饿，饥饿的时候怎么办？

　　1959、1960、1961，这三年时候，全国各农业大省，居然有数千万的人患了肿病，这个词是中央正规历史的记载，医生都知道这样的病没有什么特效药治，惟一能治这个病的只是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可那时只有重兵把守的粮仓有粮食--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农民更不能进，只有官员才能进。

　　这三年来，全国上下，数千万人肚皮里缺食物，身体因饥饿而浮肿，用周小平奇文“你的中国你的党”所拿捏的口气，你的党会这样说，那是疾病，不是饥饿；那是病发，不是人祸。结果，三年饿死很多人？超过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所死亡的人数。

　　“你的党”呢？那时有1700多万名党员（现在已经超过8000万人了），党员中有多少得肿病的？有多少饿死的？不知道，只知道种粮食的农民得肿病最多，多得数不过来，死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农民病死了，“你的党”还是你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党员没有饿死，你的党更不会因农民饿死而早死，而且活得挺好。

　　你的党，你的国，从来都是把好处归于自己，把荣耀归于自己，把饥饿留给农民，把失败留给“解放前”。

　　我们不妨再回首，看看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领导人的饮食供应：党中央决定，自1960年8月1日起，（中央正职领导人待遇：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院长和检察长等副国级领导人，粮食供应没有限量，副食有定量，每户每天肉1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正职和副职的省部级领导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主党派正副领导人，法院和检察院副职，知识分子一级人员，七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人大党外代表、政协党外委员，部委的党外正副司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中央常委，知识分子二、三级，十一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到了1960年11月份，因为供应出现紧张，党内公布按照上述标准减半供应，而党外人员不变。那时，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作为民主党派民主同盟中央正职领导人，他一家，享受每天肉一斤，鸡蛋6斤，还有白糖和甲级烟，如果说要爱党，章诒和父亲一家最应该爱党了，可是党本身不正，章伯钧照样骂，当了全国头号大右派后，党的特需供应没有减少，可见党没有把他当做外人。

　　这种免费的特需供应，基本都在“你的党”内普及，早在延安时期，士兵都是菜叶脸，毛泽东却是每天吃一只鸡--最初的特供是从延安窑洞开始的。

　　1960年1月9日，党中央转发此标准全国参照执行，中央有大特供，地方有小特供。至今都还在执行，中央和省一级更为明显--几乎家家都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这三年中，饿死人的，不会有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家庭成员（毛泽东几乎天天有红烧肉吃），更不会有省长、县长的家庭成员，也不会有解放军的成员，至于普通群众，老百姓，因为无名无姓，饿死人的事情太多了，连历史上都不大找得到准确记录，幸好有一名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他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记录了这些真相，并总结出一个信得过的死亡数字：至少3600万。

　　为什么说至少呢？因为仅仅四川省，就饿死900多万人，山东和安徽两省饿死各500万人，三个省将近2000万人，还有河南、河北、山西、贵州、甘肃等问题严重省份，不少于1000万人，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实际非正常死亡数字估计更加惊人。有海外专家学者推算死亡人口在3000万-5000万之间。即使最保守的3500万的数据，一般而言，这些死亡亡数据都是通过户口登记层层来核实，而那些婴幼儿，还没有登记户口的“黑人”，还没有统计进去。山东、河南、安徽一些地方“人吃人”的数据也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一些人，特别是饿死的孩子被吃掉，户口没有登记，连人名都没有，尸骨无存，具体的数据真的是“天问”。

　　古代有个规矩，人相食，要上书，一是留下真相，二是通过历史进行审判、定罪，三是引以为警戒。

　　“三年困难时期”，人为什么会饿死，人为什么会吃人？难道真的是粮食不够吃，难道真的是因为土地颗粒无收？不是的，真相无需像剥茧抽丝那样费劲，真相很简单，国有粮食，民无粮食，饿死的是民，而不是官。

　　看看这组数字：196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报告，上年夏粮登场到年底已征购到1142亿斤贸易粮，还有历年在仓库中周转的粮食在300亿斤到400亿斤之间，1959年全年粮食产量在3400亿斤，比上年下降15%，若是有虚报，那就去掉零头，扣掉一些出口的，还约剩3000亿斤，饥饿年份，每人每天一斤粮食，这些粮食至少可以养活那时中国的6.5亿人一整年，不会有一个人饿死。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之间的诗句是这样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可不幸的是，那几年，粮食有库存，却有三四千万舜尧成了饿死鬼。尧舜这样的圣人都饿死了，这个国家会好吗？

　　“你的党”，在这三年，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么大的人祸，还在高高在上，天天下批示、发指示，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种粮和收割。当然，“你的党”一贯如此，直到今天，党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党的扶贫领导工作小组，党的总理和农业副总理，党的农业部，党的农村工作会议，党的经济工作会议，等等，依然高高在上，毫不动摇。这都从毛泽东掌权执政时开始的，不但党管农业，养猪也要管，1959年10月31日，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养猪问题的一封信，养猪的事情养殖户肯定比毛泽东知情，但毛泽东给各级干部和农民发出关于养猪的指示，给他们上课。可是，那时人都没有粮食吃，都要饿死，难道猪还有饲料吃？

　　人都有饿死，那饿死的猪有多少呢？仅山东一省，1959年秋天到1960年2月，入冬以来三四个月，死亡牲畜31936头，死亡生猪127577头。这可能是不完全统计，山东省那么大，人饿着肚皮吃不饱饭，死猪肉早就被人吃光了，找不到死猪肉，还能统计出真实数字来？

　　人没有粮食吃，人饿死，人相食，追溯起来，与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有关--毛泽东特别欣赏陈伯达发明的这个“跃进”一词来，连声叫好。大跃进，当然也是“你的党”领导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是“乘风破浪，力争上游”，号召全民超英赶美，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全民皆兵，“一天等于20年”，三五年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各取所需，各取所用，按需分配。假如他天天需要喝五粮液、茅台酒，“你的党”满足不满足？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时的口号还有“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毛泽东止不住内心的狂喜，说，“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是任何一个阶级都有的，也是正确的”。大跃进期间，河北一农村报小麦亩产5103斤，青海一农场报小麦亩产8586斤，广西一地报稻谷亩产130435斤。浮夸风之下，虚报的产量被当作真实的产量按比例征缴公粮，以革命的名义抢劫，以大跃进的名义抢劫，以高产的名义抢劫，以“你的党”的名义抢劫，结果官府粮库里满了，农民家里空了，甚至连当来年种子的粮食都吃了，也不够一家人过冬的口粮，到来春青黄不接时，注定又要饿死一批人，包括大人小孩。

　　有因就有果，有人祸就有报应。不出意外的是，正是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农村已经出现肿病。党中央却没当一回事，反而变本加厉，鼓励农民多出力。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为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下达指示，要求生产生活同时抓。饭都吃不饱，还要抓生产。当然，这只是灾祸的起头，更大的灾祸还在后面。

　　1958年12月7日，粮食部党组向党中央报告：这一年粮食供应紧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正常的警觉，党中央依然继续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和农村大办集体食堂。

　　粮食部为什么会着急，当然是害怕承担责任，因为粮食部主要管城市粮食供应，即商品粮供应，是对着城市居民而言，城市里都官老爷，当然责任重大。对于农民而言，不存在粮食供应问题，粮食部不管农民的粮食供应，农业部也不管农民的粮食够不够吃，农民吃什么，没有法律明确到底谁管，即使有法律明确党中央来管，但党中央会管吗？而且那几年饿死的也都是种粮食的农民。农民的口粮只能是自己所种的土地供应，天下没有农民免费的午餐--城里吃商品粮的例外。

　　大跃进，实际上害苦了农民，农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帮凶”。

　　195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依然是“大干快上”，党中央要求1959年继续大跃进。1月2日至13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农业会议，抓粮食高产，指导农民如何保持农业高产，如何继续“大跃进”。这样的农业会议，一直延续至今。

　　1959年4月22日，党中央书记处提出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全民皆兵。接着，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干部一封信，指导如何当好干部，如何管好农民，管好农业。

　　人是铁，饭是钢，没有饭吃，照样大炼钢铁，人最后炼废了身体，所炼的钢也不成材，都是铁疙瘩而已。

　　这一年夏天，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你的党”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干，夏天躲在清凉避暑胜地兴高采烈地骂娘，结果毛泽东与彭德怀对骂，又扯到延安时期相互骂娘的冲动，骂完还不尽兴，又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官职。毛泽东赢了，彭德怀倒了，另一个天天手举毛泽东“红本”的政治狂人林彪走上了前台。

　　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骂完娘，当然夜不能寐，夙愿在公，勤政，问政，继续关心何时钢铁超越英国，养猪如何大跃进，如何让人人每天都能吃上肉--怎不食肉糜？至于有多少农民饿死这样逆耳的消息，他连扯淡的功夫也没有了。

　　1960年初，毛泽东继续号召大跃进，继续大炼钢铁，特别提到当年冬天农闲季节更甚，要求至少有七千万人参与大炼钢铁。问题是，那时种粮食的人都没有粮食吃，吃不饱肚子，哪有力气炼钢？无粮稳不稳，你的党丝毫不管，只要钢铁，不要吃粮。

　　1960年8月10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一方面保粮，一方面保钢，思路都是大跃进的思路。党管一切，仿佛农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种庄稼，什么时候该收割粮食，不知道土地该在谁手里有用，不知道土地比什么都值钱。

　　这一年，冬天最难过，饿死人更多。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对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什么严重情况，就是饿死人太多，山东、河南都生产粮食大省，却没有粮食吃，人饿死，党中央指示而不是开仓放粮，人死了，还能大炼钢铁、大办粮食生产吗？

　　1958年、1959年，完全是风调雨顺，除了一些地方常见的旱灾--如今旱灾也很常见，并没有多大的天灾，只有人祸，大跃进虚报粮食，浮夸盛行，农民的粮食被过量征用，超级抢劫，又因上上下下的浮夸生祸，祸从口出。

　　1960年，官方称一些地方发生自然灾害，却连是旱灾还是涝灾都不敢写明白，只是报告全国有9亿多亩粮食种植区受灾，减产（全国约有19亿亩以上的可耕地，每年养活15亿人没问题）。那时，虽然受灾减产，但国家粮食库存并没有减少多少，1959年的粮食计划是1075.8亿斤，实际征购1142亿斤，超过6%。到了1960年底，全国粮食产量达到2870亿斤，全国粮食库存仅比1959年同期减少100亿斤，1000亿斤粮食的库存是常见的，但饿死人却不常见，党中央碰到不好的事情一律推卸责任，说是1960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到了记录历史时，居然把1959、1960年、1961年饿死人最多的年份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后又改口说是“三年困难时期”，说是苏联撤走外国专家又要还苏联的外债导致。

　　农民的产量可以虚报，但党国层层征购的粮食数量并没有虚报（国家征用粮食储藏在国家商品粮粮库，按户口购粮本供应给市民），按照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和征购粮食的库存分配给全国城乡人口，每人每月400斤口粮，养活全国6亿多人完全没问题，更不会有一个人会饿死。

　　可“你的党”，却在“力争上游”的盛世，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

　　196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劳动力安排和干部下放五人小组提出《关于1961年劳动计划的安排要点》，指大跃进以来，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严重削弱，两年来共减少整、半劳动力（整劳动力指成年健康劳动力，半指未成年人劳动力和残疾人、妇女）2300万人，如果计入老年人等辅助劳动力，共减少3900万人，种粮人和吃粮人的比例由1:4.2人扩大到1:5.4人。党中央指导，计划使农业第一线的整、半劳动力数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1.55亿人左右。这个数字减去减少的3900万劳动力，说明1960年底的劳动力约在1.14亿人左右，那些减少的农村劳动力，其中有进城进工厂的，有其他原因的，但其中也有很多是被饿死的。

　　农民灾祸临头，“你的党”并没有正视现实问题，而是继续展望未来。中央五人小组计划将来，计划到1962年实现农业大丰收，即使画饼不能充饥，你的党依然喜欢画饼。

　　不该饥荒的年份，发生了饥荒，这难道不是“你的党”为你的民招来了恶毒的咒诅？

　　饿死人的事情，不光农村的劳动力有饿死，有浮肿病，老、妇、幼也有饿死；城市也是一样，同样有浮肿病。1960年11月23日，党中央接到有些地方报告，近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产粮区的开封、太原等很严重。10月和11月间，“天府之国”的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财政厅占到35%，那时住在山东高密县的小学生莫言饿得只得偷吃煤块。1960年2月27日山东省委的报告，从1959年秋冬到入春，山东人口外流超过90万人，水肿病的情况出现却没有停止，达9万多人，其中多有饿死的。饿死人的情况，当时需要报告，但报到上面称死于肿病或非正常死亡--他们没有如实说是饿死的。

　　那时，“你的党”并没有体恤人的生命，而且基于劳动力的需要，不是下达停工指示，只是下达要严格控制劳动和工作时间，适度调整……对于干部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要严格控制，不要再压低口粮标准--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也不能保证。

　　上面还下指示：对于现有的浮肿病人，要限期治好。治好浮肿病人，唯一有效的就是少饿肚子，多吃粮食，可哪里有粮？粮仓不开放--备战粮食，工业用粮，也有特供粮食，军可用，党可用，偏偏不能民用，那么为了不被饿死，农民用什么来替代粮食呢？只能由“你的党”继续做出指示：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度过饥荒。中共中央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了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麯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种代食品。同时，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到底是对瞎指挥的瞎指挥，还是对瞎指挥的讽刺？

　　毛泽东自己常说，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1960年要求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的谈话）。可饿死人都是因为没有米，他却照样大炼钢铁，大上建设项目，比如贵州的特供酒茅台酒酿造计划一点也没有减少，大量储备粮食变成了酒，而大量没有粮食吃的百姓眼睁睁地饿死。

　　说起口粮，因为农民的口粮并不在国家计划之内，国家征购的粮食及库存，只是保障供应吃商品粮的城市集镇干部职工。为“你的党”工作的一般职工，都有固定的粮食供应，每个人都有专用的购粮本，基本每人每天保持在一两斤的水平，属于重劳动力的工人，每人每天一斤粮食是不够的。对于城市居民，不光粮食有供应，不会饿死人，还要吃好，比如每月食油也有定量标准，每人每月平均定量标准分别按市、省、县城和集镇的标准，每人每月供应10两、7两、4两，从1960年9月困难时期起，压缩到7两、5两、3两。至于农民，除了粮食紧缺以外，每天1钱食油（一两十钱），都是难以实现的。

　　这就是“你的党”在历史上所干的祸事，所积累的人祸，所制造的惨剧，党在制造灾祸的同时，并不是没有法，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比宪法还大的法，《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法。这些法大，实际还不如弄出这些法的党大，法掌握在党手里，党就是毛泽东，就是邓小平，就是小毛泽东，就是小邓小平。党大，就是法大；法大，就是党大。

　　可全世界看看，“你的党”只有中国独此一家，党和法，从来就是一家。谁敢说，这些人祸，不是“你的党”酝酿和制造的？

　　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有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实在是因为近六十五年来有了“你的党”。没有这个“你的党”，这个社会可能会得以恢复1949年前的状态，但自从有了“你的党”，它实在是烂透了--不单单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至5000万人。当然，它一出生就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说，“一个幽灵，徘徊在欧洲上空”。欧洲人赶走了它，它又徘徊在中国人的上空。

　　对每个人来说，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都是充满悲伤的，谁愿意说，他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饿死人的时代？为了饿死人的时代不再重演，你还爱你的这个党吗？“你的党”还是你引以自豪的党吗？“你的党”它会越来越好吗？

　　可以肯定的是，当“你的党”越来越好时，灾祸其实就在你身边了，而且让你防不胜防。

　　何时，你才肯说：别了，“我的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