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杨银波（重庆）

图（杨银波父亲近照）

赖以为生的是做苦力

    父亲几十年来会做又愿做的赖以为生的事情，笼统算下来，似乎只有一件，那就是做苦力，地方话叫“下气力”。他最引以为豪的，正是拥有一个虽然并不高大但确 实壮实的身体。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帮别人挑、抬，喊号子，弯腰驼背，日晒雨淋，气喘吁吁。建筑打杂、栽秧打谷，总少不了他。我记得最早的，还是抽两 角钱一包的“蓝雁”烟的时候，父亲帮人辛苦收割一天，不过两元钱的工钱，但那确实是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那时家里喂的猪，卖出去只是为了还买瓦房欠下 的债，到了冬天没人请父亲下力的时候，父母天没亮就会走几里路到青草坝对面的“戚坝”上筛鹅卵石，一天下来能挣十元钱已是大喜过望。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在年轻时习惯做的事至今仍在做着。过去是到外省、到远处，住在工地帮人务工，住在农场帮人务农，如今也不再愿意东奔西跑，只在镇、村 附近找些临时的打杂活来干。物价飞涨之下，民工的工资也涨得迅速，像父亲这样只是做着调灰、挑灰、挑砖、抬板的打杂工，也有每天百元的收入。至于那些有做 砖抹灰手艺的，一天四五百元的工钱亦属平常。难怪多少民工不屑在人才招聘市场上为区区两三千元的工作岗位挤破脑门，未来再多看几年的话，这种趋势还 会加剧。这看上去不错，但下体力的民工也有自己的心里话：“其实我们赚的都是别人的零头，渣渣钱而已。”

    父亲所谋求的，是这零头的零头，渣渣的渣渣。十年前我就对家庭做了硬性规划，我挣的大家用，父亲挣的自己花。他的收入极不稳定，所挣不多，无非拿来抽烟、 喝酒、打牌，再孝敬奶奶。平时身上连打牌钱也紧张时，我随手递个两三百，十年来几乎就是这样并不复杂的关系。年岁大了，我劝他天太热太冷时，都可歇一歇， 我家尚且还不是吃不起饭，很多时候身体比什么都要紧。我若回故乡一趟，也总爱带着父亲出去旅游一两天，他这人易满足，看看热闹，喝点小酒，吃两三个炒菜， 就高兴得很。有时他突然想吃小荤，大家脑门一拍，去称它几斤鲫鱼，他也能高兴好几天。

    在同龄人之中，父亲算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他一生皆不讲究，没求穿得多体面，吃得多气派，玩得多尽兴，总是像个小孩一样，一点点收获就能很快乐。遇到灾难或 急迫之事时，他也是最放松最无所谓的一个，按他的道理讲，事情已经这样了，而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水平，办不到就是没办法，所以只能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站在哪个山头唱哪支歌。若谁要批评他几句，他也只是撇撇嘴，该吃仍吃，该喝仍喝，照样哼着歌，喜笑颜，绝不让自己愁眉苦脸。若有的 事连他自己也想不通，他也会尽量让自己想通，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我这辈子能力只有这么点儿，想多了脑壳痛。”
　

我曾憎恨和恐惧父亲

    母亲曾向我讲述她当初嫁给父亲时的情形。以母亲当时的美貌，父亲其实是绝无希望娶到的。当时松溉镇有一位姓陈的军人尚在部队不能回乡，有人为母亲做媒，让 母亲嫁的便是陈家。恰恰当时这位陈先生想在老家建新房，陈母叫我母亲前去帮忙做饭，母亲去了，毫无要求地帮了三个月，还为陈母做了鞋垫以示孝敬，却被陈母 嫌弃，看不起我母亲家太穷，为此母亲一怒之下回到老家，写了一封措辞强硬、志在表骨气的信，亲手终结了这门亲事。那时的父亲比现在还矮，见人怕生，为人老 实，据说坐在当时的高床边，脚也到不了地面。母亲与父亲是小学同学，众所周知“杨小二”吃苦耐劳，于是就提了口箱子，嫁了过来，几乎没提什么要求，只为踏 实过日子。

    贫困年代的紧张是如今的人们难以理解的，饥饿的革命才真正从肚子武装到牙齿，什么尊严都是扯淡，吃饱饭的尊严才是关键。为了还清瓦房欠债，我家四年没杀过 年猪，偏偏屋漏偏逢连绵雨，我哥哥刚出生八天就因病离世，父亲从此郁郁寡欢，酗酒、打牌，以烂为烂，脾气见长，动不动就与母亲大动干戈、恶语相向。我的童 年不知见证了父母多少次吵闹不休、打架不止，母亲右手无名指之所以至今都是弯的，也是拜当年父亲年轻气盛活生生掰断所赐。印象中的父亲，似乎总是醉熏熏的 样子，大鼓着双眼，手指着母亲，杀气腾腾。母亲曾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每次都舍不得懂事的我，一定会选择离婚。

    我今天回忆父亲，绝不想避讳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家庭背景之中，他的所有无奈、痛苦和走投无路。倘若不放在如此背景之下去更多地体谅父亲，那么道德至上的 评判将没有任何意义。这就像多少人骂农民素质低，骂底层人愚昧野蛮，其实真正换个活法，换种生存方式，你未必不是这样。然而年幼的我，连续多少年都一直憎 恨着父亲，也恐惧着父亲，虽然他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但我就是看不惯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欺负母亲，我的立场很简单，要耍横耍霸可以，到外面去。我 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在父母打架时哭得哇哇大叫，我的选择永远是站在我母亲身前直面着父亲，且希望自己有力量跟父亲决斗一回。

    在这样阴霾密布的岁月里，母亲开始不断生病，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我就常常看到母亲倒在床上大汗淋漓地捂着头或肚子，每到这时，正是她已经痛得不能走到 乡村药店的时候，只能叫我去买药，而所谓的“药”，也不过就是五分钱一包的头痛粉而已。母亲像吸毒一样，一旦哪里痛就开始疯狂地吃头痛粉，有时几包几包地 一口吞下。这种确实能止痛但绝无治疗意义的头痛粉，给母亲的胃及其它器官，产生了太多后患，至今仍在饱尝恶果。那时家里真的穷到了极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 明白，为什么我们竟曾那样穷？穷到吃泡椒下饭，天天盼着吃红薯、南瓜和洋芋，穷到我年年写减免学费申请，穷到母亲连到医院割后腰的瘤子只需要90元钱也拿 不出。

    那时我终日看到的是，母亲一刻不歇像架机器一样地干着农活却无甚实际收入。真正可能有收入的，譬如养蚕，那真是格外细心，半夜三更要起来喂桑叶，煤油灯下 看书学习，然后走很远的地方去买桑叶来喂，好不容易等到蚕吐丝、变成茧，拿到蚕种场去卖，最多的一次收入我记得是160多元，在母亲看来这简直像是一笔横 财。如果没有1993年左右的民工潮，我们家还会继续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农村里耻辱地活着，我们还是不会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那时真的没有出路，从来没 有到外省打过工的父母，此前只能一直延续着所有的旧路，做庄稼，养猪、鸡、鸭，到头来又无甚盈余。
　

血痕和父子之斗中理解

    在到贵州、广东打工之前，父亲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成都。他和别的年轻气壮的村民组成一支稻谷收割队，坐长途汽车来到成都郊区的农村，一去就是20多天。 原以为他能带些钱回来，结果当时念小学四年级的我在某天却被老师叫去，老师语气急促地说：“快到商店把你爸爸接回去！”我到村商店看到的父亲，早已喝得酩 酊大醉，旁边是装满脏衣服的牛仔包，他就那样坐在板凳上双眼斜斜地望着我：“你狗日娃儿晓得来看我啦。”他随手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又自暴自弃地说，“你老 汉我，毬用都没得！”他起身站立时，左膝盖上一道深深的血痕把我惊呆了。当时我的一位住在村商店附近的亲戚，扶着父亲一瘸一拐地在泥泞村路上东倒西歪地走 着，那条路当时真的感觉好长，好长。

    那是我那么多年第一次对父亲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道张着腥红大口的血痕，至今也像一把带血的刀一样，划过我的心脏。我第一次开始同情父亲，并试图理解他， 就是从十岁那一年的那道血痕开始。当时父亲身上所剩的钱只有30多元，那道血痕究竟是收割稻谷时被镰刀割伤还是酒后摔倒所致，我至今也不清楚。若换成过 去，母亲必定会痛骂父亲如何没有能力，如何不成材，如何没本事，但这次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端来盐水给父亲洗伤口，再撒上头痛粉，而后拿布包扎。“这个 农村，日妈硬是混不下去了”，父亲满口酒气，痛苦而无奈地说。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农民工生涯。除了干一天有一天的工钱外，在人的尊严上，我的父母都尝尽了被羞辱、被蔑视、被践踏的滋味。以至于我在校园里享受着所谓荣誉 的时候，却感到自己像个罪人，像是踩在父母身上去过舒服日子的所谓骄子，其实是父母用二等公民的努力和忍辱换来的我的苟活。面对低人一等，如同猪猡一样被 呼来唤去的打工岁月，母亲选择的是忍和沉默，父亲选择的是无所谓、不在乎、左耳进右耳出，但他总是比别人多一种报复心，他相信今天所受的怨气明天一定会有 个了结。如果谁对他过了分，他一定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虽然他其实打不了几个人，但他一定会这样表达。

    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因打工而变好，他们照样性格不和，照样互相埋怨。母亲经常管束父亲打牌，父亲最烦的就是谁约束他的自由，他是那种想喝酒就一定要喝、想 打牌就一定要打的人。天王老子拦着，他也不会忍让。尽管父母之间多年来没有像别的夫妻那样彼此宽容、照顾、尊重，但他们对我却一直不错。父亲虽然嘴上大大 咧咧，可心里还是指望我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没有说过一句侮辱我的话。他的这种指望，在我20岁那年变成了强硬的指责，那时他看到我的同龄人当兵的当兵， 进厂的进厂，各人足以养活自己，而我竟然还在漂泊流浪，做着文艺青年的梦。

    那是我与父亲唯一一次打架，像男人与男人之间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就在广州番禺的石壁。起因很简单，大年三十，我和父亲到他工友处吃饭喝酒，桌上父亲批评 我无能，而别人的孩子又如何如何，我感到颜面丧尽，丢了筷子就往出租屋走。父亲跟上来，走了很长一段路，冲到出租屋，扬言要收拾我，当时母亲又在场，他像 往日习惯般要打母亲，我那时性格比如今叛逆十倍，就与父亲厮打起来，把他按在地上一拳一拳地揍，他被打得背、胸、腹、腿、手全是伤痕，直到大年初四才到我 的出租屋来与我言和。而我的手背上也尽是淤青，便是除夕那晚造成的，可见下手不轻。

    父亲这辈子看似脾气暴躁，其实除了打母亲以外，真没跟别人有过动真格的打架。这辈子把他打得最严重、最伤心也最后悔的，居然是他的亲生儿子——我。永远无 法忘记2003年大年初四出租屋外那家川菜馆，带着寒气的明亮阳光照在我们父子脸上，我打开啤酒给父亲倒上，又给自己倒上，向父亲说了五个字：“爸爸，对 不起。”父亲也低下头，对我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们彼此充满歉意地喝着酒、吃着菜，他突然感到儿子长大了，我也才感到父亲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自 此以后，我们之间再没有闹过矛盾，一直像兄弟般平等相处，彼此都很给面子，没说过重话，没给过脸色，父亲也再没有与母亲吵架、打架。到了近些年，他更是脾 气大减，只图快乐，不愿与任何人结怨。
　

管它有钱没钱都要快乐

    我曾设想过，倘若我也跟别人一样混得人五人六的，在城市买个房子，把父母接到身边过日子。这个设想，且不说能否达到，即使达到，父母也不会到城市生活。母 亲甚至不希望现在所住的地方被拆迁推平，眼看征地离自己家越来越近，母亲说：“我喜欢自己的房子，这是我们三个人用自己的血汗建起来的。我喜欢这里的空 气、蔬菜，喜欢自己的主内姊妹，喜欢这里的安静，喜欢家里的鸡、鸭、狗、猫。我对这里有太深太深的感情，有改不了的生活习惯。”父亲则说：“我不喜欢城市 里车来车往，不喜欢城里人冷漠寡淡，不喜欢进了门就关门，不喜欢住了一辈子还不晓得隔壁户姓啥子。我喜欢有事就干个小工，没事就打个小牌，喝个小酒。偶尔 到城里耍个两三天还是可以的，但生活还是要在农村。我最舍不得的，就是我养的20多只鸽子。”

    父亲属猴，生性好动，永远沉不住气，静不下心，这些年一直在做他童年时就想做的事，仿佛逆生长，返老还童。起先是想养猴，但感觉这实在太另类，就干脆养鸽 子。他做事决心大，专门为鸽子在楼顶盖了属于鸽子的房间，又买了网来逮天空中飞行的鸟，一旦网住，就关起来喂养。为了测试鸽子能不能找到家，他会把鸽子带 到几十里之外的地方，再打电话询问有没有飞回来。他养鸽子，一不卖，二不吃，只图养着好看。有段时间老鸽欺负小鸽，啄得小鸽到处是伤，父亲比谁都心急，站 在老鸽面前足足教育了半个钟头，各种打比方、讲道理，非常生动，相当形象，足见他对真正感兴趣之事的专注。

    最近父亲在桌上的一段话，也令我感动，他说：“我们父子俩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摆龙门阵，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才有的事情，算起来应该有八年没这 样了，不容易。过几天我要出去打谷子，然后帮人挑沙，天气凉了我再到镇上找活干，所以我们父子俩最近能喝酒的时间也只有几天了。”其实他平日里讲的道理， 十年前说过，五年前说过，如今和以后也还会不断重复着说。我像“品味”一样品尝着父亲说过的重复无数遍的道理，总结起来就是人要开心，人要自由，当忧愁困 扰时要把忧愁丢在一边，没钱享受没钱的快乐，有钱享受有钱的快乐，管它有钱没钱，都要快乐。

    我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越来越快乐的父亲。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倾向摇滚乐，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业已奋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