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2日下午，我当不速之客去北京大学法学院给易富贤捧场，在法学院楼下碰到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所所长、前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1998-2007)田雪原。田雪原和易富贤、湛中乐是会议邀请的嘉宾，在会上他第一个发言，用了约20分钟讲述他已经唠叨了好几年的当年参与独生子女
政策决策并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的丰功伟绩；然后顺便讲了一下他当年在报告里就强调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一代人的时间，以示自己一贯正确，对“单独准生二孩”政
策料事如神或者中央对他言听计从；并提出将来还要“限三生二”。后来他又花了5分钟时间答复记者提问，但完全答非所问，再一次去唠叨他当年参与决策的丰功
伟绩。
田雪原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他们怎么应对“老大憨，老二聪明，老三是猴三儿”的民谚。由于这些话他已经唠叨了几年了，我又从来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还是先摘录一段此前媒体对他的报道吧。他在会上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把“田雪原”换成了“我”。
......1980年3月至5月，中央接连召开了5次人口问题座谈会，20余位部、委、办的领导及少数学者参会，田雪原也在其中，负责起草呈送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田雪原记得，当时各种质疑在会上被提出来，每当大家无法现场解答或达成共识，便会休会查证资料，解答完毕后会议才会继续进行。“讨论到计划生育时，每个家
庭究竟该生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引发了最激烈的讨论。一位部长提出，老百姓都说‘老大憨，老二聪明，老三是猴三儿（最聪明）’，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一个，生
下来的孩子都‘憨’怎么办？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大家一听，这可是关系到整个民族智商的大问题，于是休会，分头查资料。”
一番调查后，专家们发现，第一，这一民间说法并无科学根据，倒是在旧社会，因为家里孩子多，老大得有当大哥（大姐）的样子，容易给人憨厚的印象；第二，改
革开放将打破以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婚育观也会在此过程中受到冲击，非婚生育、人工流产、离婚率等将会上升，即便提倡只生一个，非首次
怀胎的比例也会升高。两相结合，他们得出结论：提倡只生一个并不会导致“老大憨”，也不会引起整个民族的智商下降。
“得出这样的论证后，我们才敢正式提出‘只生一个’的动议。
……
上述引文出自《田雪原：研究计生30年》，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年4月21日第7
版；《提倡只生一个并不会导致“老大憨”》，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5月28日11版。这两篇报道中上引文字完全相同，均摘自《环球人物》2010年第9
期，应该是直接截取而未经编辑重组。后来我看了梁中堂先生的小册子《鹿耶，马耶？田雪原“中央人口座谈会”》，知道田雪原本人的著作《中国人口政策6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就有这段文字的原型，但胡话更多。梁先生的小册子中的注释第76条还提供了更多包含这段话的书
刊。
其实非婚生育也好，离婚也好，跟胎次并没有多少关系，田雪原等人实际上把中国孩子胎次的多样性完全寄托在人工流产上，独生子女政策下要靠人工流产来实现全
社会胎次的多样性！尽管后来的事实差不多真是如此，人工流产、非婚生育和离婚都大幅度上升了。但三十多年前就如此料事如神，是不是也太他妈邪恶了点？
显然，田雪原等人把何谓“老大”、“老二”、“老三”理解为一种生物属性了，理解为“胎次”而不是“孩次”了。亏他们都称自己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竟然不知道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何况，纯粹从生物学上讲，流产两次能生出“老三”吗？即使从未流产，第一个孩子可能是他妈妈排出的第一百多个卵子和他爸爸射出的第数十亿颗精子结合的产物。
田雪原等人当然可以辩解说“老二”、“老三”是第二、第三颗受精卵，但是来自同一父母的受精卵遗传基因相同，何以产生憨、智之别？那就只好从胎儿在母体内
的生长环境去区别了。确实，通常生第二个孩子比生第一个容易，生第三个可能更容易，无论是怀孕还是生育。道理很简单，因为生第二个孩子时孕妇已经不是“学
徒工”了，变成“熟练工”了。但是人工流产史能让孕妇变成“熟练工”吗？人工流产非但不能让孕妇变成“熟练工”，还会对子宫造成程度不同的破坏，使胎儿生
长环境恶化！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断章取义冤枉了田雪原等“专家”，因为他们还说了，“在旧社会，因为家里孩子多，老大得有当大哥（大姐）的样子，容易给人憨厚的印象。”
其实这话跟他们的靠人工流产实现胎次多样性的观点是矛盾的，因为在这段中说的不是“胎次”而是“孩次”——大哥（大姐）不是生物学上的排行，而是社会关系
中的角色。
我也不认为“老大”是先天智商低，但后天的差别应该是可以统计出来的。孩子不是成人教他（她）什么他（她）就能学会什么，但都很擅长模仿大一点的孩子。
“老二”、“老三”要跟哥哥或姐姐一起玩，他（她）就必须学习哥哥（姐姐）的语言、理解哥哥（姐姐）所做的游戏，他的语言和智力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前开发。
父母对于“老三”的要求和管束通常要少些（“老二”如果不是第一个儿子，通常也不会被父母赋予很多责任），这有利于他通过更多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开发
自己在某方面的潜力，有利于他成为艺术家、科学家或更好地拥有一技之长。不过这未必意味着“老大”就一定吃亏，老大可能因为自小被要求照顾弟弟、妹妹而拥
有更多的责任感、更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
没有儿女的人不是父母，独生子女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老三”。田雪原等“专家”把“孩子”偷换为“胎次”，并没有正面回应“老大憨，老二聪明，老三是猴三儿”的民谚。靠大量的“人工流产”不能解决“孩次”的多样性问题，只能制造人权灾难和社会灾难。
以上的分析只针对报道文字，完全建立在田雪原对历史事实没有撒谎的基础上。不过田雪原其实是喜欢撒谎的。梁中堂先生曾经写了两篇文章《“中央人口座谈
会”：一个由田雪原自编自唱的谎言》、《致田雪原的一封信》（均收入梁中堂自印小册子《论公开信》）予以揭露，后来又专门写了一个小册子《鹿耶，马耶？田
雪原“中央人口座谈会”》。梁先生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1980年3月至5月，中央接连召开了5次人口问题座谈会”根本是莫须有，事实不过是
1980年4月中央办公厅召集的1次人口问题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而没有如田雪原所说的在中南海）开了4次会，这会也不是决策会而是听取意见会，根本就不
是什么重要会议，所以计生委和与会的前辈人口刘铮、陈道、孙敬之、张乐群、邬沧萍等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次会议。梁先生的小册子也直接论述了前文所
引田雪原的说法的造假问题：既然是影响独生子女政策制定的重要疑问，并且是部长提出来的，经过专家论证的，何以在会议简报上根本没有提到？作为上述引文原
型的田雪原本人的著作《中国人口政策60年》在论述未婚生育、人工流产和离婚产生胎次多样性前还说，“经济学界已有一个共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才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御用色彩很强的中国经济学界要达成“计划经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共识只能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事。
梁中堂先生还告诉我们：最迟在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成都会议）上独生子女政策就定调了，因为他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陈幕
华副总理的讲话主要是在批判他论文中的观点，最后一句话就是“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1980年2月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
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而1979年12月成都会议上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合作，1964年以后中国也没
有进行过人口普查。田雪原本人1979年4月才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负一些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几个研究控制论的人跟刚从
行政岗位转业的田雪原一结合，花两个月时间急就的“百年中国人口预测”就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重大成果了。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
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
由此看来，用人工流产来实现全社会胎次的多样性的荒谬观点可能还不是田雪原等“专家”三十多年前的“论证”，而是近年来才想出来的对当年所谓“科学论证”
的辩护。几十年后辛辛苦苦伪造一番，也不过造出来一只跳蚤。既得利益集团给计划生育的理论和计划生育的历史所做的辩护都已黔驴技穷，但田雪原依然不忘造假
争“功”。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至今还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学霸。
201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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