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的面瘫与双重人格

黄秀辉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有两条涉及官员面部表情的报道，一条是环球人物杂志的《谭力的多面人生》，讲了汶川地震期间“谭笑笑”的故事。一条是华商报的《副局长微笑目视业主下跪求助》，讲了汉中市住房和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曹某对三名上访女子“笑脸相迎”的故事。两个故事反映了中共官员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是多么虚伪，也折射出他们阴阳两面的双重人格。

　　谭力是今年海南省落马的第二位副省长，也是被习近平今年打掉的第17只“老虎”。2008年，他任绵阳市委书记时，因在汶川地震期间一脸笑容，被网友讥讽为“谭笑笑”。平时，在公共场合他是很严肃的，一幅中共官场标准的面瘫脸，但在地震中他笑了。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央领导到绵阳灾区视察灾情，在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照片中，走在后排的谭力，面带笑容。这个笑容，立刻引来一片非议。之后，有网友发现谭力的笑脸不止出现过一次，其他媒体也捕捉到了类似的镜头。有细心的网友还把他平时开会板着脸的照片与此进行了对比，“谭笑笑”因此臭名远扬，口碑不断恶化，其贪腐问题不断被举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前途，他步步高升，笑到了最后。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们研究了贪官的大脑与常人有什么不同，笔者要研究一下中共官员的脸与常人有什么不同。笔者惊奇地发现，中共官员就像一个妈生出来的，虽然脸型不一样，但神态都是一样的，都长着一副面瘫脸，就是胡锦涛、王岐山和张高丽那样的标准脸。有时他们也会微笑一下，但很不自然，阴森可怕。刘云山的微笑与李长春同出一辙，都是传承了其祖师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表情基因。臧克家早在民国时期就为中国官员画了一幅肖像：“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有同样的腰，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他们有同样的脸，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狂风暴雨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臧克家《官》）谭力被网民授予“谭笑笑”称号后，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辩解称，“我觉得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你说我笑了，你要看我是在什么场合下，总书记和总理来了，我去迎接他们啊，当然心里是高兴的。”

　　他们在总书记和总理面前是奴才，特能装孙子，而在人民面前是主子，特能装爷爷。“主人”不给“仆人”下跪，就办不成事儿，“主人”看“仆人”下跪就开心，世界竟有这样的“人民公仆”！由于主仆关系的颠倒，中共官员的表情常常分不清场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一个微笑，引发网民与陕西省纪委打赌叫号：在中国没有一个安监局局长不是贪官。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在网民和舆论的倒逼下，陕西省纪委不得不立案调查，结果当然是查出一个大贪官。

　　臧克家在《官》这篇散文里指出，中国官员的形象是两面的，行为是阴阳的：“所讲的恰恰不是所做的，所做的恰恰不是所讲的，岂止不是，而且，还不折不扣来一个正正相反呢。”他们在教育和训斥部下时，总是把“先做人后做事”挂在嘴上，可是他自己做出的事，一点都不像是人做出来的。黑龙江伊春市带岭区委书记为了自己的维稳政绩，派人到北京去抓一个领着孩子上访的母亲陈庆霞，他们在公交车站发现了上访母子，母子已经上了公交车，他们把母亲从公交车上拽下来，却不管那个孩子，公交车开走了，从此孩子失踪，从此母亲被关进医院的停尸房长达六年，这是人做出的事吗？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与情妇支某某做爱时，要求妻子必须在旁边观战，这是人做出的事吗？这个先锋队的队长习近平说苏联先锋队“没有一个真男儿”，但俄罗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情人时，要通过决斗来确定情人归属，而中国先锋队员把情人视为礼品，随意赠送。据《河南商报》报道，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与自己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共用情妇。更加狗血的是，这名情妇竟然分别为万庆良和陈弘平生下一子。坊间消息，日前刚刚落马的比较大的“老虎”徐才厚与某“老虎”共用情妇，甚至与自己的儿子共用情妇。在这些先锋队员身上，你不但找不到一点“人伦”的存在，也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光辉”。

　　中共官员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他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可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在“三讲教育活动”、“党的先进教育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都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写出了不少于万字的“自查报告”，但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带来领导干部行贿受贿的高发期。早在2002年，福建省共有10个县级官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贪官作案时间大部分在“三讲”期间。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在“三讲”期间大肆卖官，其家庭财产中有近８０万元是“三讲”期间收受的，就在他做完白山市"三讲"动员讲话的当天下午，在家中还收受了一名干部送的５０００元。原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区委书记赵光席在宾馆开房一边写“三讲自查报告”，一边收受美路集团董事长秦某的行贿。

　　中共官员把世界上所有最好听的话都说尽了，但又把世界上所有最坏的事都干绝了。万庆良在刚刚担任广州市长时即感言：“德为重、民为天，人民政府为人民。公生明、廉生威。我深知，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曾拜海瑞要做“清官”的万庆良还信誓旦旦作出4个“绝不”的承诺：绝不插手土地、工程、国有资产和招投标工作；绝不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谋私利；绝不追求个人特权和享受；绝不触碰纪律红线。2012年8月10日，他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文章题为《必须从生死存亡高度来加强防腐》。在2014年1月27日的市纪委全会上，他声称：“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不论曾经做出过多大贡献，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不料一语成谶。他在3月16日召开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他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专题会议上要求：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但就在他这次讲话的第二天被中纪委带走了。

　　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先锋队员们把自己在“三讲教育活动”时写的“自查报告”修改几个字交给组织就可以顺利过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时，他们把过去写的“自查报告”换个名头就可以了。有的先锋队员认为党很快就会灭亡，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教育了，就把过去的“自查报告”底稿扔了，没有想到习近平登基后又搞集中教育活动，他们措手不及，只能在论文网上花钱找人代写“自查报告”。全国先锋队员身上存在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还是那个老问题；“由于全力抓经济工作，我放松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系统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滋生了享乐主义，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下基层调研时接受过宴请和土特产。有时表现出官僚主义，批评同志不注意工作方法，得罪了一些同志……”

　　当有些先锋队员走进监狱时，他们的忏悔书就像一个秘书写的：“由于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金钱和美女面前没有挡住诱惑，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自己今后不能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做贡献而感到深深愧疚。”这样的忏悔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了套话，其对象并非自己的良心，而是权力组织。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他们不敢去反思“制度性犯罪”的原罪，不敢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以重温那些邪教的教条换取自己的轻判和缓刑及子女的后路，也成全了审判的政治效果，最后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赎的终生魔鬼。

　　为什么“主人”千金难买“仆人”一笑？原因明摆在那里，“主人”手里没有选票，“仆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与“主人”没有任何关系，“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不是权力委托和代理的关系，“鱼水关系”是天方夜谭。在一个官员不需要对选民负责的社会，“人民公仆”只有见到皇帝或见到“主人”下跪时才能露出白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