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独裁统治下农民工的晚年悲歌

彭硕

即使到了今时今日的2025年，城乡居民养老金月最低标准也仅达到143元。这微不足道的数字，对于那些为中国城市繁华添砖加瓦的农民工而言，无疑是又一次残酷的嘲讽。当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已过花甲之年，头发斑白，步伐不再稳健，甚至背驼如弓时，他们却发现自己被无情地抛弃在了社会边缘。养老，对他们而言，并非是辛劳后的休息的开始，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保障”二字，从未真正出现过。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仅仅是政策执行层面的失误，更是中国共产党独裁体制下将人民视为“耗材”的冷酷体现，深刻揭示了其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层不公与制度的根本性缺陷。这些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劳动者，仿佛是城市发展的影子，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默默付出，却随时可能被制度遗忘。他们的身体被透支，劳动被无情榨取，而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却被国家机器无情忽视。国家提供的“保障”并非旨在维持基本生活，而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施舍，暴露了共产党对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根本性不负责任。

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是历史欠债的延续，是中共政权对不同阶层实施根本性不公的铁证。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民做出了巨大而被遗忘的贡献。他们通过“统购统销”和“价格剪刀差”等制度性设计，被迫以极低的价格交售农产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老一辈农民口中的顺口溜“交够国家，留足集体”，道尽了他们辛劳一年后仅够糊口的无奈。除了经济上的巨大牺牲，农民还需承担沉重的非经济负担，农民在缴纳了“三提五统”等多项苛捐杂税之外，还要承担国防、路桥、河道、水库等公共建设的义务劳动。然而，这些历史性的贡献，在当今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却被彻底抹杀，与城市居民和公务员的待遇形成了天壤之别。最为荒谬和不公的是“视同缴纳”的双重标准。过去大多数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未缴纳社保的情况下，其工龄却被“视同缴费年限”，从而享受了丰厚的养老待遇。那么，为什么为国家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农民，却不能一视同仁，享受“视同缴纳”的待遇？这种差异化应用，并非简单的政策疏漏，而是国家在分配社会财富和认可历史贡献时，基于政治权力而非实际贡献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性认可，暴露了国家机器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阶级偏向性，即优先保障体制内的官员和公务员，而将农民的巨大贡献视为理所当然的代价，而非应得的权利。这种制度性差异直接导致了养老金的巨大鸿沟，赤裸裸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阶级固化和权力不平等。这种悬殊的差距，说明养老金并非纯粹的社会保险，而是带有强烈再分配性质的政治福利，且这种再分配是自下而上、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逆向转移。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公的基石，它不仅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更造成了养老金体系的碎片化和权益流失，使得所谓的“全覆盖”成为一个残酷的谎言。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将居民分成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并将一系列社会福利与户口挂钩，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性。农民工在城市打拼几十年，却因户籍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在就业、住房、医保、社保等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并非行政效率问题，而是制度设计上对流动人口权利的系统性剥夺，是“耗材”本质的体现——被榨取价值后任其自生自灭。尽管官方宣称截至2023年末，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亿人，基本实现“全覆盖”，但这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而非实质性的保障。这种“覆盖”掩盖了城乡养老金待遇的巨大差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两个独立体系，待遇水平天壤之别，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徘徊在百余元，连交电费都不够，谈不上任何保障。

农民之所以享受不到应有的权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手上没有选票，声音无法被倾听，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独裁统治。农民的代表性长期被压制，农民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依然完全为零。这种政治上的静默并非农民不想发声，而是制度性地剥夺了他们发声并被听见的渠道和权力。在独裁体制下，权力拥有者无需对民众负责，尤其是对没有选票的群体。因此，对农民的剥削和忽视成为维持其统治和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政协委员曾提议每月给农民养老金增加，但这一提议被无情的拒绝。这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农民的合理诉求被长期忽视。

农民工的悲剧性养老现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独裁统治下，城乡二元结构和阶级不公的必然结果。他们这个群体一直都在“夹缝”里生活，既不完全是农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他们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却始终没有真正被城市接纳，被制度性地边缘化和遗忘。这种“夹缝”身份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强制性设计所刻意维系的。它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市民待遇，在农村又与土地和集体脱节，成为一个被制度悬置的群体。这种状态并非为了最终融合，而是为了最大化地榨取其劳动力价值，同时最小化地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是独裁体制下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残酷逻辑。农民工的困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独裁统治体制之中。在缺乏真正民主和问责机制的环境下，权力高度集中，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极少数统治者手中。这种体制为权力寻租和裙带利益滋生提供了温床，使得原本应该服务于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演变成服务特权阶层的工具。而广大的农民工群体，由于手中没有选票、没有话语权，被排除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之外，他们的权益在体制性的压迫下被一步步剥夺。阶级的上升通道被堵死，城乡的鸿沟日益加深，农民工不仅在城市中是廉价的劳动力，在制度中更是被牺牲的对象。他们的养老困境，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这个极权体制制造出的必然悲剧。

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这种建立在剥削之上的“发展”不仅道德沦丧，更无法持续。如果连最辛苦、贡献最大的人都无法保障，如果他们一生贡献了劳力却老无所依，那么发展的成果到底给了谁？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正视其最底层劳动者的问题，以及一个政权是否真正以人为本的问题。所谓的发展是以牺牲底层人民的福祉为代价，这种发展模式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农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所获得的回报却微乎其微。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建立在对特定群体的剥削基础之上，通过牺牲他们的基本权利和福祉来实现国家层面的“进步”。这种不道德的发展模式，不仅在伦理上难以自洽，在社会稳定和长期可持续性上也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它不断积累着社会矛盾和底层民众的怨恨，最终可能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农民工在制度的压榨下被一点点耗尽，被这个城市当作废料一样遗弃在角落。他们不是“被保障的对象”，而是被体制碾压后残喘的“勉强活着的人”。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人为的压迫；不是偶然的悲剧，而是中共独裁体制刻意制造的冷血结果。他们的苦难，是对中国共产党虚伪的“为人民服务”的无情揭穿，是对其专制制度、权贵统治和社会不公的最有力控诉。在没有选票、没有发声渠道的独裁体制下，他们的命运注定只能是被牺牲、被操控、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