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歌”的由来与政治异化

任迺俊

中国社会早已有“革命歌曲”“红色歌曲”等说法，“红歌”也并非薄熙来的个人发明。但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使这一称谓得到广泛传播，并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唱红”不再只是演唱某类歌曲，而被纳入政治动员和公共仪式之中。唱与不唱、是否认同，似乎也被赋予了检验政治立场的意味。

2013年，薄熙来因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随着其政治生涯结束，“红歌”并未随之淡出，反而逐渐被塑造成一种不容质疑、戏仿或改编的政治符号。

近日，某相声演员在演出中改编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部分歌词，被指责为“篡改红歌”，随后遭到立案调查、演出叫停和舆论围剿。

如果改编内容被认为粗俗或不妥，观众当然可以批评，演出市场也可以作出判断。但将一场文艺表演上升为政治事件，甚至动用公权力惩处，便不再只是艺术评价问题，而涉及权力边界和公民的表达自由。

“红歌”究竟是不是法律概念？现行法律是否赋予某些歌曲高于普通文艺作品的特殊地位？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公权力凭什么禁止对歌词进行改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文艺创作和表演当然不能违反法律，也不应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只要没有构成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仅仅因为作品具有所谓“红色”属性，便限制对它的改编、讽刺或批评，显然经不起合法性审查。

一个正常社会可以鼓励人们演唱红歌，也应当允许人们不唱；可以赞美，也应当允许质疑、改编和讽刺。艺术作品不应因为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就获得超越法律的特权。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今天被一些人视为神圣经典，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关小说、电影及其创作者都曾受到政治冲击，歌曲也一度被打成“大毒草”。歌词“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甚至被牵强地解读为影射所谓“红太阳”。

这段历史说明，问题从来不在歌曲本身，而在于权力是否垄断了解释权。同一首歌可以在一个时期被定性为“毒草”，在另一个时期又被奉为不可侵犯的经典。评价标准随着政治需要而改变，艺术、法律和常识反而退居其次。

今天围绕歌词改编展开的围剿，如果同样依靠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和制造政治敌人的方式处理文艺问题，实际上延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传统。表面上，过去是打压歌曲，今天是保护歌曲；但如果两者都是由权力决定作品的命运，其逻辑并无本质区别。

把歌曲塑造成不可触碰的政治图腾，并不是尊重艺术，而是在制造新的思想禁区。公权力应当依据明确的法律处理违法行为，而不能以模糊的政治标准代替法律判断。

当一首歌比公民的表达自由更受保护时，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文艺创作的空间，更是宪法所确认的权利与法治原则。

上海　任迺俊
202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