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私有制

子规

要给私有制安上笼头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跟紧随其后，来到这些地方，对那些还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把这当作是认识人类原始社会状态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有的机会。他们据此写出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具有极高的价值，书中所描述的这些原始部落的状态就被当作是人类原始社会的状态。但这些地方是否直到西方殖民者进入之前都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都一直未受到其他地方的影响，这却是很难说的，因此，也很难把它们与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等同起来。

    我们且不去较真，就把它们当作原始社会吧。通常都说原始社会是一个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社会。虽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过着一种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生活，仅能维持简单的生存，但也没有后来社会的贫富分化和苦乐不均，这样的生活不也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因此，原始社会也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

    我在中小学时代受过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对听谓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都是深信不疑的，把它们当作是逻辑自洽又符合历史事实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从未去仔细推敲一下这其中是否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又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特别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即使感到它们与人的本性存在着冲突，要去拷问的也是人的本性而不是这一套理论本身，即认为人的本性还需要进行改造，从而达到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要求。比起后面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我更喜欢原始社会，那样的社会虽然物质上贫困，却很淳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是和谐的。人类走出原始社会之后，虽然物质上不断丰裕起来，但人也变得自私自利了，人剥削人也出现了，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环境也遭到破坏了，人类反而变得更加苦恼了。

   《礼记·礼运篇》中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对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描述和追怀，更是对未来大同社会的想象和期待。不仅中国，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有一种乌托邦情结，都向往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富差别的富足安乐的社会。这也符合人性中的一个方面，即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都希望过上一种有保障的生活。

    然而，人的本性又是自私的，充满了一种占有欲。不要说人类，就是在同属于灵长类的猴群中，也是有等级差别的，就是交配权也是严格地按照等级来分配，而不是猴猴平等的。在原始社会中，酋长拥有对整个部落的支配权，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他们并非不想化公为私，只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为了群体能够共同生存下去，不得不实行一种等级制下的平均主义。一旦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有了剩余产品之后，处于等级制上端的人就想占有这些剩余产品，就要实行私有制了。

    走出原始共产主义，实行私有制之后，由于人们先天条和后天条件的不同，就产生了贫富分化，就开始了有产者对无产者，尤其是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剥削。于是，为建立一个消灭私有制、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社会而斗争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使命。但斗争的结果是并没有建立起人间的天堂，实行公有制的地方无不变成了人间的地狱——富足的生活没有实现，而是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平等的目标也没有实现，掌权者仍然高高在上，甚至还变本加厉。

    公有制符合人们追求平等和保障的本性，这种追求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片面地追求下去，从而脱离了现实，违背了人性的另外一面，也会降低了效率，使人们遭到更大的奴役。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庄园》是虚构的小说，其实是以文学的形式更加真实地反映了这种乌托邦社会的状态。私有制符合人们追求自由和冒险的本性，具有更高的效率，但如果不加以必要的约束，也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带来社会的动荡，最后玉石俱焚。“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唐代末年，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长安后，诗人韦庄写下了著名的《秦妇吟》，生动地描述了这场战争给社会带来的浩劫。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也一再上演着。

    实行公有制做不到，也又不得，出路只能在于对私有制进行有效的驾驭，扬其长避其短，兴其利除其弊，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社会。对私有制进行有效驾驭的途径只能通过政府的依法管理，使劳资双方维持一种正常的关系，劳工的正当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又通过采取适度的社会福利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但“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权力本身就有不断地扩张自身和化公为私的倾向，如何保证政府会正确地行使权力，做好其应当做的，不做其不应当做的，就必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须真正对人民负责，这就是民主政治。

    我以前在一家餐馆打工，这餐馆是两个年轻人合伙的。因为中午时间没什么客人，其中一个想推迟一点上班，但另一个不同意。要推迟上班的那个就戏谑地跟我们说另一个只懂得剥削。那个上了年纪的炒锅师傅就说，要有权力才有办法剥削。这句朴素的话语其实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如果政府能够依法管理，老板对员工是剥削不起来的。要是嫌这里待遇低、劳动条件不好，我可以另谋高就。要是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只能在这是忍受这种剥削，也是我需要这种剥削，因而也谈不上什么剥削。其实正是政府不去履行必要的职能，甚至还进行官商勾结，非法用工和血汗工厂的现象才会层出不穷。真正的剥削，来自不受制约的权力，来自资本与这种权力的合谋。

    面对私有制与贫富分化这一千古难题，西方国家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道路，即巿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道路。私有制必然要求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制度，而这一制度要有效地运转转起来，又必须建立起民主政治，以保障人们的经济自由权利，并维持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也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有效地保护劳工的正当权益，才能实行必要的社会福利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不妨套用一句话，就是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又是万万不能的。

仇富是不必要的

    我有一次去福州市中心的乌山景区游玩，从西边新修的那条道上山。途中看到几个老人正从上面走下来，边走边聊着。其中一个说，他哥几年前过世了，生前只是一个科级干部，但一个月可以拿九千多的退休金。我听后不无诧异，觉得有单位的人特别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收入要比一般人高多了，但又不太诧异，因为之前就曾听说过这种状况了。

     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讲，看到他们拿那么多，除了心理有点不平衡之外，通常也没太多想法。我们改变不了现状，我们也成不了他们，况且他们是从国家那里拿的，跟我们也没多大关系。同时，他们拿了这么多，对我们普通人还有一定的好处。他们收入高，消费必定也高，不仅对产品的消费会拉动生产和流通等一系列环节，从而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还会产生各种服务需求，比如保洁、养老以及出门旅游等等，从而也会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

    即使一些人像守财奴那样，都不消费或者很少消费，但也不会像以前的地主老财那样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从而使钱变成死钱，资金无法融通，经济无法活跃起来。现在人们都不会让钱放在那里发霉，而会拿去存定期或者买理财，这些钱银行又会贷给用户，从而把经济搞活起来。更不用说一些人还去投资证券，直接参与上市企业的发展。这也是收入高的人对社会的正面作用。

    收入分配的不公，两极分化的严重，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积极寻找对策，从而增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不断走向共同富裕。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这里要谈的是从我们普通百姓的角度讲，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眼红那些收入高的人，还要看到他们对社会的”涓滴效应”，更不必产生一种仇富意识。

    人与人就是有差别的，至少先天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很难实现完全的公平，即使是机会的公平。因此，人们的收入总会是不均的，共同富裕也许永远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不会成为我们的现实，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减少社会的不公平尤其是机会的不公平，以期缩小贫富差距。

    毛泽东时代我们也搞过平均主义，也搞过“一大二公”，但到头来除了严重窒息了经济活力，极大降低了经济效率，从而导致共同贫穷之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何况那一时期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等级制现象也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还变得更加严重。“四清运动”为何会发生？除了因为政治上实行极左路线以及打击政治对手的需要之外，也是与干部阶层尤其基层干部严重的特权和腐化现象分不开的。那时干部贪污财物的数量跟现在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广大社员都吃不饱肚皮的情况下，生产队干部动不动就打平伙，动不动就把仓库里的粮食往自己家里搬，这种腐败也不可谓不严重了。四清运动解决不了问题，毛泽东就豁出去发动一场更为猛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之所以能把全民都发动起来，除了因为人们长期受到洗脑，对毛泽东存在狂热的个人崇拜之外，也是与人们长期郁积下来的对官僚特权现象的不满有很大关系的。

    毛泽东号召全民起来造反，不惜打烂整个党政系统，让那些平日养尊处优的干部吃尽了苦头，但到头来还得恢复这一套官僚系统的运转，还得让这些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出山。想解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变得更加严重。到了文革后期，走后门的现象可谓空前绝后，招工要走后门，参军要走后门，上大学要走后门，知青返城要走后门（女知青甚至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向社队干部行贿以批准她们返城），几乎没有不需要走后门的地方。原因无他，就是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一党专政的体制，权力仍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官僚主义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权力仍然控制着一切社会资源。

对贫富分化也要正视

    上面谈到，对于那些收入高的人，我们普通人也不必过于眼红，还要看到他们对社会也能起到正面作用的一面。然而，细究起并不全然是这么回事。那些吃皇粮的人固然拿的是政府的钱，但政府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来自我们全民的纳税，来自我们全民的国有资产，说到底拿的还是我们的钱，所以我们也有权利过问一下他们该不该拿这钱，该不该拿这么多钱。平均主义做不到，也要不得，公务员的待遇总是要高过普通人的，但要是高到离谱的程度，就不合理了，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是个个都是一万几万地拿，再加上人数不断地膨胀，财政总有一天会吃不消的。这时要继续维持这种待遇，就只能加大对社会的汲取力度，使百姓不堪重负，使经济失去了动能，从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的溃败和解体，都是从这种局面开始的。

    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讲，却不能无视这一问题，相反还要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为此，就要建立起一种公共财政制度，政府的钱怎么花，财政这块蛋糕怎么切，要更多地听取民意，而不能由政府关起门来说了算，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爱怎么切就怎么切。

     叫人们不去眼红那些富人，但事实上人们就是会眼红的。贫困不仅有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即缺吃少穿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的贫困，还有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即并不愁吃并不愁穿，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了，但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比起那些高收入的人又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总是要拿自己跟别人比的，当贫富差距很大即基尼系数很高的时候，极端贫困者就会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就会对社会产生不满，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起来。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要予以正视的。我们现在总体上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相对贫困的问题仍然存在着，甚至还相当严重。

    极端贫困者对社会产生的那种不满，有时是人们想象不到的。1990年代末期我有一次从家里回到大学，中午火车经湘西地区时买了一份盒饭。掰开筷子正准备开吃，突然发现一个人站在了面前。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着装还算清楚，只是脸上布满了一种阴郁。他伸手向我讨钱，我说我也没钱，他就指了指我的餐盒，意思就是你还有饭吃，就看你给不给了。我知道今天遇上了一个狠人，不给钱就别想吃这饭了，就掏出一元硬币递到他手中（那时钱比现在大很多，一元钱还可以吃一碗拌面）。他点点头，又走到其他正在吃饭的人面前，如法炮制一番，人们都得乖乖地掏出钱来。之前我还有一次也是坐火车返校经过湘西地区，火车临时停在一个小站上。我正在车窗边随便观望着，旁边的轨道上有一个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妇女慢慢走了过来。走近后她朝我看了一眼，笑了笑，还扮了个鬼脸，但目光中透出了一种对世界的绝望和无畏。我心底顿时生出了一股寒气，感到万分恐惧起来，就赶紧低下头，躲开她那逼人的目光。

    其实我又哪里是什么富人呢，只是比起他们还能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而已。但即使这样，我也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威胁，更何况是那些富人了。著名作家张贤亮生前创办了一个著名的影视城，事业做得十分成功，成为当地的一个富豪。许多人都在他那里上班，工资也相当高，按他的话说一个卫生工一个月也有一千多，而十几年前那已经很高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为困难群体做了许多善举。在央视的一次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他这是否出于一种善心。没想到他却说这并绝不是出于一种善心，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话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除了需要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更多的慈善活动，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各种困难，更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其中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公平。各种的特权以及行业垄断，乃是贫富差距的的最大根源，而且还会形成社会固化，使底层的人看不到希望。人们对社会的最大不满其实也在这里。同时，政府还要为困难群体提供各种救济，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还要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资助，使他们不会输在起跑线上，等等。

    然而，我们又别指望政府会主动这么做，政府要这么做，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否则，他们就只会当官做老爷，对百姓予取予求，即使看到了社会危机，也要饮鸩止渴下去。

私有制让生活更美好

    人类走出原始社会之后，就进入了一个贫富分化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了消除这一现象，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以期实现一个“均贫富，等贵贱”，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大同世界。我们国家历来有一个“不患而患不均”的传统，对商人以及私有经济向来是不信任甚至是痛恨的，认为这意味着巨商大贾对平民百姓的盘剥，是与国家争利，是贫富分化的最大根源，也是政府的巨大威胁。因而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末，社会地位最低，虽然社会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他们，不得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又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不允许他们发展壮大，更不允许他们结社集会，从而可以染指政权。因此，商人发家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往往并不是如何进一步扩大经营，而是在农村买田买地，认为土地才是最靠得住的，以及花钱捐个官，跻身于官绅阶层。这就极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们一直无法走出传统的农耕宗法社会，进入现代的工商社会。

    在我们的传统社会，历来都实行以官府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土地可以私有，但最终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其他领域也莫不如此，历朝历代都实行各种形式的专营和专卖制度，通过“利出一孔”以期避免剥削和贫富分化，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然而，实践却跟人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南辕北辙，社会经济不是越来越繁荣，而是越来越萧条，百姓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过，而是越来越难过。政府与民争利，经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再加上官府经济天然具有的局限性，譬如所有者不到位以及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等等，必然导致严重的效率低下，到头来更多是肥了那些蛀虫，政府也同样得不到多少好处。历朝历代实行的官营经济，起初对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平抑市场物价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弊病丛生，越来越得不偿失了。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公有制更是在全社会推行开来，各行各业都要实现公有化，私有制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不但要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私有制几乎从神州大地上灭绝了。但实践再次证明，实行这一模式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我们长期陷入一个短缺经济的状态；并且也未给我们带来平等，各种的特权和等级制现象仍然严重存在着。改革开放后，我们进行了重大政策调整，让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把经济自由的权利还给人们，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了。随着政策的不断放宽，经济社会的活力不断激发岀来，经济越来越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实践又证明，恰恰是那些市场经和民营企业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经济更加繁荣，贫富差距也更加缩小，而那些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不发达的地区，企业效益是最差的，下岗工人是最多的，人们为了有个更好的奔头，都纷纷往东南沿海一带跑，上演了一出”孔雀东南飞”的现代活剧。

民营企业的春天会来临吗？

    前不久，民营企业大佬马云滞留海外一年后回国了。这条消息一经披露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自然会使人联想到这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又将变好起来，又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然而，倘若只能以春天作比，意味着还会有冬天来临，届时岂非又要翻烧饼，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又将趋于恶化？所以用季节来形容民营企业是不妥的，民营企业需要的是一个法治化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人们产生一种稳定的预期，给人们吃上一颗定心丸，可以放心地发展下去。倘若对民营企业未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政策，需要时就松一松，不需要时就紧一紧，民营企业就永远无法做大做强，经济社会就无法取得长远的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不是只在某一阶段才实行的政策，而是在任何阶段都要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都要赋予人们应有的经济自由权利。即使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想单干了，也还要允许他单干。真正的公有制必须建立在人们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进行联合，这同样也是一种经济自由权利。要是能够做到这样，所谓的姓公姓私私之争就可以休矣。只从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来讨论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对社会贡献很大时允许发展，贡献不大时岂不又不允许发展了？更重要的是要从权利的角度着眼，人们具有这个权利，永远都具有这个权利。

    在这前后，南方的海南省发布了一份文件，提到对民营企业主能不捕的就不捕，能不判的就不判。这消息传出后同样也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风暴，让人们感到是否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使民营企业主可以享受法律上的特权，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舆论场上甚为活跃的网络大V胡锡进指出，这并非对民营企业主实行特权，而是此前已经出台这样一份针对所有人的司法文件，这个省出台的这份文件只是把它具体落实到民营企业主而已。

    其实，这已是一个老生常谈了。记得近二十年前北方的河北省就提出，对于早期民营企业的一些违法行为，只要已经过了追诉期，就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从而引发了社会上关于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激烈争论。这份文件并未违背法律具有追诉期的原则，更何况在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由于政策上的严格限制，许多后来合法的做法当时并不合法，正是民营企业的这种“违法”，才推动了相关政策的调整，它们非但无罪还有功呢。所以出台这类文件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针对的是所有人，而不只针对民营企业主甚至只针对一部分民营企业主，即那些企业规模很大对社会贡献也很大的民营企业主，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民营企业主需要的并不是法律上的特权，而是法律上的平等，外界不能无端地侵犯他们的产权，剥夺他们的权利。对他们实行特权并不是对他们的支持，而是对他们的毒害，造成严重后果后最终又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许家印的商业帝国倒塌了，他本人也由出入人民大会堂的风光无限的“皮带哥”，变成被告席上连眉毛都白得一根不剩的“白首翁”。这固然是他咎由自取，但就没有当初政府对他一路开绿灯的成分在吗？

    当许多人都在为民营企业的前景感到担忧时，我一直都不太感到担忧，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离不开民营企业了，无论提供就业机会，提供财政税收，还是创造外汇收入，民营企业的作用都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了。离开了民营企业，我们的许多民生问题还真无法解决呢。尤其现在面临这样一个人口减少、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就更需要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激发经济社会的活力。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不是靠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靠给民营企业主实行特权，而是要形成一种稳定的政策，建立一种法治化的环境。

    然而，我对民营企业的前景又是乐观不起来的。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因素，执政党的一党专政也是建立在对庞大国有资产的掌控上的。国有企业虽然缺少效率，却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民营企业虽然更有效率，却会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因而政府其实并不真心希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而是更需要依靠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政府向来一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心态，暂时加以利以稳固自身的统治而已。现在要搞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国有和民营资本可以互相参股。这表面上看好像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可以把民营企业的长处带进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然而，事实上民营企业主普遍都对此提不起劲头。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即使股份比例并不低，就能说得上话吗？而国有资本一旦参股民营企业，即使股份比例并不高，却是可以控制整个企业的。但一旦政府觉得需要控制民营企业，需要让国有资本混合进来，却不是民营企业主想拒绝就可以拒绝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就是新时代的公私合营罢了。这样一来，本来就信心不足的民营企业主就更加信心不足了，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步伐反而加快了。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真正让民营企业主吃上一颗定心丸，让民营企业可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说到底还是要建立起一个民主政治的体制，使私有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使政府权力的权受到有效的限制，不能为所欲为，而要为所当为。

                2023年4月13至15、18日写就

                    2026年9月7至10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