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四十九）

郑烨

刘少奇被扳倒时就被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周恩来晚年在进手术室之前还高喊自己“不是叛徒”，“叛徒”“内奸”是中共以自身为“小圈子”划分出来的，是打击自己人的棍子，在其表述中反而很少用“汉奸”这个词，恐怕是它们自诩为没有国界的苏维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用“民族主义”意味浓厚的“汉奸”一词很容易授人以柄，天安门上毛泽东头像两边的那两句话就代表了它们的定位，东侧写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西侧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989年“六四”之后，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才开始建构“民族主义叙事”，自那时起，“汉奸”一词的使用在官方和民间两层都变得频繁起来，如今已经成为愚民“排外”和“清内”的认知基础、惯性思维和基本用词。

“民主”是人本为基础的自由保障和权责划分，是以宪政为基础的契约签订和产权明晰，不存在西式、东式之别，更不存在“全盘接收”和“部分吸纳”般的刻意“污名化”和打着“因地制宜”旗号的划分，那只是极权政体权贵阶层用以维持自身特权不受损害的“概念洗脑术”。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蒋介石主政的大陆民国政府、巴列维王朝等以“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为名义的“半吊子”的民主改革都失败了，便是前车之鉴。

中国、朝鲜等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出国访问期间的各类安保工作非常严密，只因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几年就一换，即便出现健康问题，也不怕被外界知道，很快就会有合法合规替换的人选，即便整个政府倒台，很多国家都有“影子内阁”随时待命。

唯有极权主义国家的独裁者一心想要终身执政，不安排接班序列，生怕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才会害怕其他国家的政府通过自己用的杯子、坐过的椅子被人检测出身体状态，在自由国度最应该让纳税人知道的信息在极权主义国家则成了事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何其不幸。

搞清楚“自由”“民主”“宪政”的实质，就不会被添加“前缀”和“后缀”的“洗脑话术词”欺骗了。

当吴邦国2011年讲出“五不搞”后，中国丧失了最后一次走向民主的机会。

1950年10月--1953年的“镇反”是为了给“抗美援朝”保后方稳定，1952年1月--1952年10月的“五反”是为了给“抗美援朝”筹措经费，都是为了打1950年10月--1953年7月的“朝鲜战争”服务的。

金明日牧师能够被特朗普出手救援获得释放，与他掌握并熟练运用英语的女儿金雅婷用英语接受欧美各类媒体的采访进行呼吁密切相关，并且去美国国会全程用英语作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本用日语再怎么呼吁也白搭，日本即便是对本国公民在中国被构陷逮捕扣为人质，也无可奈何，英语作为最重要交流工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英语是世界语言，使用英语的国家和组织都是对于全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存在，日语只是地区性语言，日本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够，尤其是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等共产极权国家的影响力不大，中国的未来在于学习欧美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成果，很多人觉得日本距离中国很近，表面上看起来很近似，实则古代日本更像中世纪城邦化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前都属于封建制，与深陷千年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无法自拔的中国从骨子里相差十万八千里，正如秦晖老师所言，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理应是不同的路径，然而近代中国则错误地学习了从周制走向秦制的日本的近代化路径，而枉顾其本身就是秦制的现实基础。

中共是用“党纪”管理“人心”，用“无神论”控制“敬畏心”，用“流程步骤”取代“宗教仪式”，说自己不信宗教，从形式到内容都模拟着宗教，妥妥的虚伪，真真的邪教。

东北民间流行一句话：过了山海关，有事儿找本山。由此可见赵本山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最能“平事儿”的“东北虎”，中共是不想见到一个非体制内人员拥有如此巨大的民间影响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已经超出了一个娱乐圈、演艺界的人员应该具有的能量和社会地位。

赵本山的陨落表明，领导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生死的社会是独裁者统治的“炼狱”，每个人都在揣摩领导意图进而宁左勿右、宁深勿浅、矫枉过正的社会是彼此互害以求自保的“地狱”。

高晓松当年加入阿里集团，以为攀附资本便可如鱼得水、大展宏图，殊不知在“极权主义铁拳”之下只会寸草不生，讲历史的高晓松竟然不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也就怪不得最终被所谓的“爱国主义”反噬了，这就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沦为愚昧的爱国群众“猎巫”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