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四十五）

郑烨

2026年最搞笑的新闻恐怕是，江西某低保家庭女孩自费几千块赴港看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称其出镜消费行为触发低保监测系统，此家庭随后被取消低保待遇，反观权贵家族利用海外投资、离岸信托、跨境洗钱、“白手套”持股等方式将万亿国资转移至海外私人账户，金融监测系统则是集体失灵全部静默，低保户前警铃大作，高官朱门悄无声息，难道政府监测系统也嫌贫爱富、厚此薄彼？看来真的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好多年前，看到过一则新闻，说的是北欧某国会出资给领取福利救济的国民每年提供几次政府买单的“性服务”。同样是发放低保福利，对于社会保障的认知怎么这么大呢？

同样是取自纳税人的税收，极权主义国家将其视为予取予夺的额外付出，现代文明国家则将其视为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一个想要民众感恩戴德，一个只想着民众还需要什么，这就是野蛮和文明的差距。

发生在长沙某餐厅的“摸屁股”事件中，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怎么可能会有“性意识”，一个棒棒糖都比一个美女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

那位“真理在握”的女士揪住小男孩的脖颈，造成瘀血红肿，应该被以“伤害未成年人”和“寻衅滋事”的罪名进行惩处。

在自媒体时代，很多人为了“涨粉”不择手段，流量已成为万恶之源。

那位“理直气壮”的女士显然是“女拳主义”的受害者和践行者。

此事件中，执法机关又犯了跟前段时间棋牌室老人猝死后“和稀泥”的惯性错误，碰巧还都在湖南，一个在县城一个在省会，没有地域黑的意思，此类“和稀泥”的惯性执法在全国都很普遍。

最近，在韩国举行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中，中国驻韩武官给菲律宾防长递纸条，要求其阐述和维护中方立场，被当众批驳、当面“打脸”。

中共官员都是典型的“底层社会混子派”，最擅长私下解决问题，比如极力倡导的“枫桥经验”，从来不想按照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化解纠纷，不喜欢在法庭上用法条博弈，而喜欢搞点小动作，显然是《孙子兵法》看多了之后，养成的“奇谋”“四两拨千斤”的认知模式。

在孟晚舟事件之后，习近平当众责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其透露了领导人私下的协商，而特鲁多回应说民选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公布政府决策，习近平的认知是无法理解现代文明的运作模式的，他觉得自己是个成熟稳重的成年人，而循规蹈矩的都是幼稚的小孩子，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教训姿态。

在中国有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大事小会定，小事大会说。

今日媒体爆出台湾一个教会以宣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习近平是新时代救世主”为宗旨己任和布道内容，看来中共统战的“优良传统”没有丢，那就是善于钻自由世界的空子，不论是社会法制方面的空子，还是民众信仰方面的空子，国民党就是这么被共产党搞得焦头烂额赶到台湾岛去的，如今西藏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也是被统战部门投机取巧“操作”出来的。

咱们“三个水枪手”的节目应该努力了，我在“大声姐和朋友们”的视频节目的评论区留言引来“小粉红”的持续攻击，在咱们节目的评论区留言则没有受到任何回击，一种情况是咱们节目的观看者素质都比较高，另一种更可能的情况则是中共大外宣的工作人员有限，只对订阅数超过10万的YouTube账号进行监测和干涉。

中共破坏的是香港的法治，是任何个人权利平等的基础，至于某些香港人的好恶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和个人权力，如果有人觉得被冒犯、被侵权，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你看问题只浮在情绪的表面，认知维度不高、研究问题也不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很多人脑袋里装的是一团浆糊，都是中共愚民教育灌输的认知模式和思维定式，而且把叛逆用错了地方，“为什么就不可以.....”的表述方式十分可悲、可怜、可恶，只会逆反性情绪化地拆、推、毁、摔、踩，你难道只是个巨婴吗？什么“不可能有真正的.....”，你就不动脑筋想一想，即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你也没必要堕落到把明目张胆的独裁当成圭臬呀！有这种想法和认知，不做奴隶可惜了。

在中共治下，中国就是个大监狱，所有中国人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曾经被崔永元爆出的“矿山案”中顶着港商名头的刘娟应该是陕西高官或出身陕西或仕经陕西的中央高官的“白手套”，属于“代持”，才会出现省政府高官主动为其“撑腰”“背书”“站台”的情况。

相关部门应该给做好事的好心人提供方便、提供协助，而不是设置障碍，别自己不干，还给干好事儿的人设置障碍，还说要其“提前备案”，为什么就不能派个人跟着随时报备呢？让干好事儿的人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提高其做事成本，那就打消了很多人想做好事儿的想法了，又会回到过去那种相关部门不管，想干的人又嫌麻烦，也不去干的情况，奉劝有关部门别用僵化的官话、套话寒了热心公益的好心人的心。

1279史观——“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观点由日本史学家首先提出，成为“君相共治天下”的挽歌，官场自此进入到“主奴”关系。

1644史观——满清入关，用以激起汉族觉醒和反抗，是“皇汉史观”确立的分界线，也是“悼明论”和“永乐大典派”的培养皿。

1840史观——国民党、共产党共同认可的百年屈辱史，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认知基础和意识纽带。

1989史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首先提出，是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将民族融合视为国家统一的基础，淡化汉族主体民族的地位，逐渐形成权贵阶层和底层社会的两级社会模式。

“历史三峡论”是御用文人在中共用血腥镇压通过“四十年”危机之后为促使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接受现状”而提出和倡导的所谓的史学“理论”。

律师、医生、教师不应该成为政府平息民众怒火抛出去的“牺牲品”，不应该沦为社会维稳的“垫脚石”，不应该被当成“底层互害”的“靶子”，一个善待精英的民族才能建设有希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