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评判抗战历史人物的标准究竟如何？

王凤昌

一、蒋校长对黄埔生看法及结论

自国民党蒋中正控制军队以来，自然培植嫡系从事政争，其军队一开始代表地主、买办和大资产阶级利益雇佣军，雇佣军是花钱募兵，这在刘伯承南昌起义报告就分析清楚。于1936年国民党实行兵役法，改义务兵役制，全民适龄男子承担兵役义务。绝非是抓壮丁，富人不当兵，穷人去送命，这是极大不公！所指“八年间1400多万抓来的壮丁，有两三百万被虐死在途中。”仅此一恶行给国民革命军定成“反动性”，就丝毫不容置疑！

重点是，国民党是以集团军为战略单位，严格规定必须要在两军以上为正式集团军，才能进入战区作战；既使一个军长也是执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不是师族团连排长可随意指挥，尤其是军队指挥是有严格规律，不是谁想拉支队伍随意乱打一气，每一战役都是有全盘计划为机密，若是正规集团军少说10人以上，大多数离大军统帅差得很远。

据八年抗战史得出结论，地方军大多是行伍军官，作战经验更强；黄埔远不如行伍，像黄埔生胡宗南最后是一败涂地。从统计表明战死高级将领人数看，抗战共战死4.6万军官军佐，黄埔生不到1万，这显然与装备极好不相称。在1937年调整师师长名单上，绝大部分是黄埔生并无作为，更多是行伍军官王缵绪上将，为拼死保川付出巨大牺牲，却以黄埔生站了牌位。

为此，蒋校长对黄埔生早有看法，因门坎低，该校出现不少中共分子，从这时起就萌发重起炉灶、改换门庭，在30年代初成立中央军军官学校。蒋最后在日记中感慨：“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沈阳似已绝望，决令卫离沈飞葫芦岛。此种行伍粗汉已不能如往日之勇壮，害事殊甚，然将领缺乏，多皆怕死贪私，求一如卫者亦不可得也，痛愧之至。”蒋是说黄埔学生中，连一个替换卫立煌的人都找不到，在国民党军队里能坐到“剿总”司令位置，必须有相当资历和人望才能统御各路人马，像杜聿明主持东北时，孙立人就不听令；当陈诚接手东北后，廖耀湘以未接到书面命令不去救援新五军，连陈诚都无可奈何。

如52军刘玉章不愿配属新六军行动说：“廖耀湘指挥道德太差，总是牺牲友军保存实力。”13军石觉说：“杜聿明实战经历不足，廖耀湘在小部队训练上尚可，大部队作战缺乏历练，在指挥上很有问题。”71军陈明仁更是连蒋都敢顶撞，这些人哪个上去，其他人都不心服，所以哪个人也镇不住场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国民党军队永远不存在！今自媒体喧嚣也要有个度，好像进过黄埔就是名将，凡参与抗战哪怕一天也是名将，美械装备军长、师长全打败仗更是名将，如此之多，蒋为何没一个能破例提拔到卫立煌的位置上，非要蒋以不承担丢失东北责任承诺，请卫立煌去接替陈诚呢？且不说将官级别资历，就拿作战经验和战绩来比，这几个能比过行伍大将王缵绪？就连他长子王泽浚中将军长也难超越。若衡量将领标准很简单，绝对以八年抗战来审视强弱，因这期间无论是谁，军衔提升与战功绝对挂勾，如川军将领王缵绪从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兼四人省军管区总司令、四川保安总司令、武汉外围总指挥、第六、第九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主任，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等；其长子王泽浚从师长、军长升至第九绶靖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第44军军长；父子俩是在抗战中凭战功及贡献升任所职毫无疑问；经查抗战史有述不尽的重大战绩。相对而言，滇西反攻是国民党军在抗战中仅有一次取胜，包括对松山日军半永备工事的攻坚，卫立煌指挥大兵团作战又如何？杜聿明指挥第一次远征军入缅，撤退阶段以惨败告终，曾驻印军在缅北孙、廖二人师级单位，整个战役指挥是史迪威。蒋在每项次败中意识到黄埔生不能打仗，最失望莫过于从黄埔建校起就一再要求临难不苟，杀身成仁，以身践行者寥寥无几。

如国共内战失败，蒋更为触动，对所重用的黄埔生彻底失望。在攻击塔山急救锦州期间，都集中写在日记中：1948年10月7日，蒋登重庆舰去葫芦岛视察“舰脏非常，英国以此良舰赠我，而我海军不自爱护，深为痛惜。”为此痛斥了桂永清，桂永清不懂海军，民国海军人才大多出自福建，为了控制海军，不惜以外行的黄埔生来把持专业军种。10月17日东进兵团久攻不下塔山，接着锦州丢掉，一怒之下，蒋大骂54军军长阙汉蹇是蝗虫，“该阙汉蹇在海阳畏缩怕匪，本应早撤办，卒因范汉杰保荐延误至今，不胜悔恨，惟此时临战易将，无人负责，复以罗奇劝阻姑再试之，以观其后效如何。”当天从葫芦岛返回，又想起沈阳诸人不积极行动，长春郑洞国不肯突围等情况，有了想法：“六时到北平，甚叹将领贪私图利，宁愿被匪困死而不肯遵命撤防自救之心理，思之痛心，若不澈底改革，何以革命。”10月18日蒋日记写道：“近日每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尤以高级将领几乎多是贪污怕匪，以致军队枉然牺牲。”蒋身临其境战场巡视，再加不断传来败讯，让蒋更加对黄埔门生们大失所望。

1951年4月1日，蒋总统在军校讲话：“首先强调军官必须勇敢，不要见敌强大就害怕，甚至望风披靡，屈膝投降；这种军人最没出息，国家有这种军人，乃是最大不幸。”蒋不像以往那般含糊其辞、直接点名“以前我们在大陆上军事挫败，就是由于一般无气节无决心将领，亦是本校各期毕业学生，临到危急时候为保全自己身家性命，丧失革命精神，背叛革命主义，尤对投降起义者痛心疾首，蒋不承认共军是打下来的天下，他愿恨国共合作以来，军政内部混杂，敌我难辨，临阵起义，大伤国军元气，不得不退守台湾。况且，蒋早就明确规定被释放回者一律不能重用，投降起义者开除军籍，还要通缉。这对中共而言，专给这类宣称为“名将”，捧上神台；自两岸互通，为统战目的却把薛岳称为“战神”。这就违背黄埔校长基本治军准则，军人是以战功和无畏牺牲标准获取名将之称；全世界哪个军队名将是在俘虏营里当差的？只有我国当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高歌像王耀武、刘文辉等无耻败类，照这样下去后患无穷！

二、蒋中正身边曾有过几个替身和不少侍卫

在国民党蒋委员长身边从不缺少“护驾”者，有的英勇多智，有的半路被踢下权力马车默默消失，有的最后成为蒋心中红人，这个人就是川军将领王泽浚。在蒋跌宕经历中，如王世和曾是蒋侍卫总队的总队长，号称“贴身铁卫”，可最后被蒋经国打入冷宫。

早在1934年蒋入川剿共，要身临四川20多年混战的复杂各军系之中，其身边侍卫是随他初来乍到，谁也不够资格。因蒋此时还未达到权力高峰，各省军系与其权力斗争不断上演？这可愁坏蒋某，经逃选及训练，作好充分准备，找替身何云等人入川对应，虽何云外形很像蒋，甚至宋美岭都难区分。于是，蒋入川剿共时顶替外出，却被刘湘识破，险些让蒋丢命，而被弃用。那么，当时蒋身边的“影子”是谁使其过度难关，这个人就是王缵绪特派自己嫡长子王泽浚全权负责，其后他在八年抗战中，王泽浚即成为川军中赫赫名将。但国共内战时，到底是怎么让他身陷恶惨漩涡，却成国军战犯被关押26年，最终活活被打死在狱中？他的故事会让人们会重新审视台前幕后？

不言而喻。蒋贴身侍卫是他圈里圈外的裹守护者，可比作走钢丝的弄潮智者军官才能胜任。在权力面前历来是明争暗斗，尤其是四川有20多年军阀割历史，是藏着看不见的刀光血影，使得外省军系不敢涉入。虽侍卫近距离接触大人物，却丝毫不懈，时刻准备挡子弹。蒋的侍卫最长是宣铁吾，最后做到上海警察局长位置。

在蒋的身旁侍卫虽都有过段风光日子，在权力游戏中终归是大佬“自家后院”，外人再忠心也难入内。如王世和陪蒋20多年，被排挤“十年见不了蒋的一面”，这种等待就像苦守寒窑，最后没有好的结局；又如何云顶替蒋能升官发财，没想到被刘湘“识破”就断送前程。要说俞济时和陈诚忠实有佳，也经历过身份骤变、权力边缘化，一切就像流水线上工人，曾经手握火花焊枪，一旦机器停转，谁还记得你曾经是干将？一旦丢官，世俗的老百姓也要几踩上几脚！

事实上，各政界人士都像棋盘上的棋子，各争其位，毫不留情。任何政党也不可能铁板一块，更像“铁锅炖自己”的饭碗，等高潮过后，每个人生都藏着伤痕。权力就像月黑风高夜里突然断电，一度风头正劲，最后都尝到权力的苦涩。有人选择忠实追随领袖一身；有人坚守军人应有意志，死不屈服；更多是成为“墙头草”，换取荀活！总之做人是有标准答案！

三、抗战前夕蒋中正处在内忧外患绝命之中

自中原大战后，蒋初步登上历史舞台，这对他来说公私敌友难分，处处与他产生矛盾重重，远未掌握全局，甚至处于极度艰难境地。蒋在1930年除夕日记写道：“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还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还诸我生者，诗曰：‘毋忝尔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蒋中正这年四十三岁，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仅一年内相继打败李、白、冯、阎，貌似叱咤风云。但不久，他尚要因言辞不合，将一位党国元老（胡汉民）拘禁于汤山，另将一位昔日同事及黄埔军校筹备人（邓演达）处于死刑。

至此，蒋还自伤身世以孤儿自称？为什么还以不得自由而嗟怨？这显然是他不能左右全国各省军系，被些军阀将领所逼换位，以“时时可死，处处求生”为宗旨，即使名为最高领导人，也亦然如此。

更可笑的是，国民政府将全国各省军阀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并授予各军番号”，但与中央军不能相提并论。仍属地方‘杂牌部队’，其特点都是独立建军，自主发展。很多军阀也就是在军阀混战一时乍起，经中原大战洗礼，大多各省军阀将领风光已去，仍不服气，而蒋的军令不能完全贯彻到地方，绝大多数仍在与蒋争斗不断。尤其是位于西南四川，乃是军阀林立，各路诸侯割据，混战从不中断，其激烈成度为全国之首。

如刘湘企图割据一方，在1936年“两广事变”，刘湘就等陈济棠成功后，他就在四川以武力倒蒋，却派亲信张梓芳与伪满洲国及日本联系，张梓芳暗派李子模以游历为名，绕道越南，潜入东北，还觐见伪“满洲国”国务大臣郑孝胥，并通过郑孝胥与日本取得联系。虽然刘湘利用老蒋给予省府主席为名，以省府统一收各地税收手段，强行打破大小军阀割据“防区制”，以发放税费归入省政府名下；用省府压迫百姓交付高额税收，收买各路军阀将领听从他的指令，仅是表面形式而已。但刘湘脚跟未稳，就不愿意上面有蒋这样的婆婆，从而沟结中共与外省军阀共同“倒蒋”。

四、出川抗日的整个川军分两大类型

1937年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山城重庆开幕。代表国民党中央来到重庆军政部长何应钦和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与川康各军首长聚会重庆,讨论整编川康军队具体事宜。会议进行中,传来日本在千里之外北平与第29军发生冲突,并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大战已不可避免。当即，王缵绪率部分川军向中央请缨出战，准备11个师参与抗日。不包括杨森部在内，扬早被刘湘赶出四川，他再次起家军队在云南省组建而成一军，从去南贵州出发，不属川军。同年9月1-5日，，王缵绪第44军及各军陆续出发前线，开始八年浴血卫国伟大征程。

在此大背景下，各省军系首脑除弃守外，大多处于相互观望，甚至仍旧团结一致，与蒋作对事件时有发生。抗战之前，刘湘因不服从中央整军，而撤销一切职务，脱离蒋的管控。蒋曾以国民政府讨阀刘湘20多年战乱之罪，逼其出川。依据历史档案：“中共干部李一氓随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由延安赴川，与刘湘商谈建立统战关系期间，刘派张志和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进行交流，向刘如实报告。甚至与蒋产生种种矛盾不断发生，刘湘曾围攻蒋的军校及少部机构等事件。”既是被蒋逼出川前，也是打抗战之旗，空喊口号，隐藏武器，向蒋讨价还价，要求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提出出川所有部队为他统一指挥，并给予配备后作战。蒋为达到逼他出川，无奈顺从他意；于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战争指导方案》,将川军被定为第2预备军；26日任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邓锡侯为第2预备军第1路纵队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唐式遵为第2预备军第2路纵队司令、潘文华为副司令为后备力量；也只是这些为刘湘部属，可并不包括全川军队。

蒋逼刘湘尽快出川，目的是计划实施国府入川，以防刘湘在川捣乱，则发报给刘湘询问出川时间，命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催促刘湘率部出发，而听命于刘湘的潘文华、唐式遵，及邓锡侯第45军、孙震第41军、李家钰第47军（仅一个师）却都未行动。

8月30日,贺国光与刘湘商谈决定川军分两部分出川，一部分是邓锡侯第45军、孙震第41军、李家钰第47军仅1个师；第二部分是唐式遵第21军、潘文华第23军，出拔日期必须定于9月1日,最迟在9月5日。

五、刘湘出川真实企图败露之下场

1937年9月初,以刘系为主的邓锡侯、孙震率“22集团军”，由川陕大道北上，指定西安集中；可出川20多天速度极慢，为督促快速行军。9月26日蒋电令贺国光每星期日汇报川军各部队到达地点。10月2日蒋在“本周反省录”抱怨：“四川和云南部队到现在才出动，对抗日漫不经心。”蒋抱着不满心情通电，要求刘湘向各军师旅长下令,定在10月中旬前到达指定地点待命。可刘湘10月4日都未行动，他让秘书邓汉祥针对各界质疑回答：“一是整军耽搁；二是经费困难；三是交通不便。”10月15日,与先头派出邓部一个半月后，刘湘才将长官部设在郑州。唐式遵、潘文华23集团军由刘湘指挥，在南京政府节节败退之际，刘湘实施封锁国府入川通道败露，蒋毫不手软立即下令撤掉刘湘等人职务，取消七战区及部队番号，令22集团军前往山西归阎锡山指挥，并遭到拒绝，由山西被调往鲁南仍被他军拒绝接收，只有李家钰47军分散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蒋下令23集团军乘火车转豫北归第一战程潜指挥，也遭到拒绝。最后是第五战区李宗仁认为“比稻草人强”免为其难收下，经逃选二个师编入他军参战，结果二位师长送死战场，这在任何军事上都无存的先例。

于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当天蒋在日记写道：“甫澄逝世，为国家之福”！29日军委会上蒋说“南京政府入川前，总得有人主持川事一切，让张群主川。”还未公布就遭到全川军民的强烈反对，随之引发三个月的暴动。最终，蒋服从民义由四川各界军民，一致推举王缵绪上台。据史记载：王缵绪从前线返川铲除刘系阻挠，平息了暴动，成立“四川省军管区”及“四川省保安机构”统一军政在手，为改进兵役事务，将军管区司令部、省兵役管区司令部、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合并组成，总司令由省主席王缵绪担任，负责全省军政与兵役，统辖该省各师管区，经王缵绪加大培训与促成川军12个军调出南北战场；特下令麾下第二十九集团军，先后共20多万军人都轮流安排入军校强化训练，打造成中央甲级集团特种部队，具备独立进行战役的川军王牌军队。截至1938年底，全国共有军管区12个、师管区35个、团管区133个、师管区筹备处4个。而王缵绪把几百万川军加大培训，陆续推向战场。

通过史料佐证，蒋在没入川前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仍无从统帅各省军系首领与其抗争；比“八国联军”亦多，各还鬼胎，抱着大仗观望，小仗易打可打，首要保存实力为本钱争地位。在李宗仁回忆录写道：“淞沪战事进展数旬后，蒋向各省强人乞兵，遭四川刘湘欺骗，刘出川与韩复榘密谋封锁国府入川败露。当戴笠情报上报时，蒋还不信刘湘有这个胆；另获宋哲元亲信张樾亭透露韩复榘与刘湘找他一块“倒蒋”根据；再获范绍增向军统报告“1937年底刘湘派两个师到宜昌一带和韩复榘部联合行动。”因此蒋立即撤掉刘湘职，将其部队分化处理，让邓、潘遣川受审。在抓捕韩复榘时，蒋叮嘱戴笠看住刘甫澄，特派何应钦到医院把刘湘与韩复榘往来电文交刘看，内容讲到若能成功，刘承诺与韩称霸四川，再与日本讲和。”刘湘在事实面前惊吓吐血，几天后病逝。是王缵绪为国府入川安定着想，向蒋提出追封病者刘湘上将军衔，他亲自为刘举行国葬，并要求不公开事实给韩复榘弃守罪名枪决。他让邓锡侯与潘文华在省府之下各任主任（闲职），将王陵基贬至江西（共九年无有作为）。

曾在1939年元月，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划自己管辖几县，给雅安称作“西康省”，任刘文辉省长促其出川抗日。却事与愿违，刘要到名份后称“军队吸毒成性，已无力作战”。为此，王缵绪还派议员小组考察属实，又责令刘文辉在当地发展教育。但蒋对此不满，长期派军统徐远举第二处处长监视刘的一举一动。事后，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被边缘化，蒋在八年抗战从不启用，三人早就暗地通共，蒋不是不知。如在成都与龙云约集密订协议“反蒋”计划，被王缵绪向蒋上报。1939年9月18日，潘文华及亲信黄应乾向行政院参事陈克文抱怨，“中央对四川予取予求，许多省市穷无所归来到四川；若川人一朝气忿采取激烈行动，中央还能退到哪里？”由军统上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长期在潘文华公寓聚会，进一步联合与蒋斗争，目标首先对准是省主席王缵绪。”

彼时正是抗日进入第二阶段，日军因单靠轮番轰炸一年多来毫无效果；在王缵绪治理下，已带领全民各行各业入地下24小不停生产，确保了抗战所需。因日机消耗巨大，一改“陆海空”攻川之际，以刘文辉为首暗地联络留川九个师，其中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周虎臣七人，已被王缵绪以不出川抗日撤职，受指使“反王主川”，对手握全川和军政大权王缵绪来说，灭掉几人轻而易举。

在王缵绪的心里，首先考虑应对日军保川重大事项，为抗战后方能继续延着他治理正常运转与安定，即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作为驻守四川屏障主将（由蒋代理川政）。于1939年12月底，王缵绪为中央特派集团军总司令，已再次赴到抗战前线，是率先向日军发起“冬季攻势”大战，随后陆续展开随枣、枣宜、大洪山反扫荡等役，取得阻止日军入川。亲率第二十九集团军从第五战区，追打日军到第六战区作战，1942年7月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1月接任陈诚战区总指挥，陆续展开鄂西、石门、慈利、石牌、常德等役，并取得国际联盟大国地位。于1944年1月再次率军追杀日军入第九战区，授予战区指挥作战，一直战到抗战结束。王缵绪上将是作为川军首领，得获《抗战胜利勋章》！

在中日战争中，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将川军全面推向战场，并携祖孙三代率第二十九集团军驰骋抗日沙场。先后参加武汉、宜宾、界岭、广济、黄梅、上巴、随枣、枣宜、冬季攻势、湖滨、宜昌、1-4次长沙战、上高、鄂西、石牌、石门、慈利、常德、长衡、桂柳、湘西等重大战役。据统计：大小作战共2300多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首率第二十九集团军所辖第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人，及再次出川率8万人入集团军的兵力已达20多万，还不包括每年新征兵入内人数。经八年抗战返川就仅存2万多人，伤亡与失散不计其数。曾追随王缵绪的川军将士，凭一腔爱国热血与侵略者坚持长达八年战斗历程，为中华民族独立做出卓越贡献。随着国民党失败命运，王缵绪被残酷政治生生割开；以党政角度将承担抗战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四川省保安总司令于军政一身者排除在外；将王缵绪于国家重大历史转折上，所率四川军民的抗战八年进行史一笔勾消，并将其不同时期的巨大贡献，全部都分配到他人头上，这显然对四川军民有欠公允，甚至把四川八年抗战，已搞成群龙无首，却违背了抗战历史的真实性！

六、简述刘文辉八年不抗战的所作所为

自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再次请缨出川抗日后，始终不愿出川抗战的仅有刘湘旧部人员。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暗中操作下，仍持续给蒋中正制造麻烦。蒋在1940年5月痛感“四川政治复杂，艰难甚于抗战。”并与前线王缵绪常通说治川苦脑等诸多问题；同年7月至10月，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期间，四川、云南盛传龙云威吓中央，与刘文辉等窜通，叫喊“川人治川”让蒋下台；刘湘妻弟周成虎等人仿效西安事变，趁蒋到成都采取扣押。同年11月，蒋得知感叹“对四川军人处置宽严皆非，轻重两难！表示他将把重心放到抗战上，以“川人治川”让张群代理川政。

1941年3月，中共南方局派华岗作为中共代表到雅安受到刘文辉热情接待，共同切磋与交流，该成员直接和中共南方局董必武联系，一致认为开展后方运动成立政治团体必要。后经几次商议决定成立唯民社，由刘文辉为社长，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主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社员约30余人。刘文辉为活动提供条件，成为反蒋人士“避风港”。因四川离美军甚远，离苏联较近，这更让共军如虎添翼，外加四川存在不少帮派组织，如哥老会、青帮、天地会等各种派系，在当地根深蒂固。蒋想治理好绝无可能，况且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社会治安令人堪忧，虽国民政府历经多年努力，仍难已控制。蒋觉川局不稳，却调前线精兵保卫陪都。同年6月16日，蒋召来邓锡侯等人当面声色俱厉痛责道：“四川为中央之四川，非谁人之四川；满清三百年之天下，尚且可以推翻，尚有何可惧！”从而蒋加大特务机构密布，却得知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暗中支持，把宣布被捕中共党员迎至雅安朵藏。派军统抓捕时，刘文辉掩护这些人去香港。如：1942年杨伯恺、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李相符、黄宪章被刘文辉请去雅安，以讲学为由。彭迪先躲避特务追捕到雅安后，成为刘文辉坐上宾，并在他公馆下榻。又如：刘盛亚和洪钟与《西方日报》主笔杨正南等人，也先后到雅安避难。

摘刘文辉回忆录部分内容：“国民政府下令西康通缉盟员赵锡骅和一位地下党员，被我压下不理。1944年8月27日，我在汉口秘密与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接触洽谈，直到1949年初夏，蒋下令通告：“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在西康活动，令我把他抓起来杀了，免贻后患。”我满口应允，却将张志和安排在杨家桢家保护起来。”刘文辉自称，“每遇到问题便约几位密商，至始至终用秘密电台与中共保持联系。”曾向周恩来请示今后如何行动？周指示：“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

国共内战时，蒋准备下野之前，刘文辉立即命杨家桢到上海代表他看望被软禁的张澜，商量川康下一步行动。张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变化，要注意蒋的阴谋；二是应采取迅速脱离蒋，如力量不行等解放军入川再配合行动；三是不管怎样都应事先做好准备。”国民党在北平和谈期间，张澜派人通知刘文辉：“如和谈成功，你就首先通电拥护。”

同年10月，张澜秘密到北平命杜重石给刘文辉带去亲笔信，写在手绢上十六字指示：“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可放过。”在邵石痴来京看望张澜时，让他回去告诫刘文辉不要乱拉队伍，以免以后带来麻烦，刘都遵嘱照办。”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张志和写信刘文辉，告知中共南方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谈。刘便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了香港，并派杨家桢到成都与张志和及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行动。”同年12月7日上午蒋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下午到北较场谈话，是准备抓捕。刘、邓、潘决定立即出走。国民政府并发出公告撤去刘、邓、潘职务，立即采取通辑，调遣部队轰炸其住所。刘文辉逃时将座驾空车通过宪兵检查开出城去，自己从城墙地沟口爬出逃到崇义桥镇，邓在彭县龙兴寺等他；潘文华经灌县与中共地下党会合后，让解放军派人联络，9日刘、邓、潘联名通电表示态度，12日发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14日刘文辉、刘元瑄、杨家桢、陈耀伦、张志和、彭迪先、卢汉表示亦配合中共行动。”实则，无有军队，意义不大！被贴上“起义”标签，无非是让更多人效仿而已！若真是刘文辉等存在“实力”，凭他军阀本性，恐怕等不到抗战就打回四川，何苦要娲居在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20多年，至今在中国版图都不存在“西康省”一说！曾在2010年，千余子孙共祭刘氏一族，欲为刘氏家族正名，遭到了川民强烈反抗，并在网上举出刘氏家族种种历史罪恶事实，以历史档案数据证实民国17年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37年止，这都是刘族内部以官商勾结，大兴刘氏庄园事实所在。经网民严厉警告，不许刘氏后人颠倒黑白，为其家族翻案。但川军将领不泛有人进入高光时刻，在中日战争之际，挽救了中华民族，以四川为陪都大后方支撑起全国八年持久抗战历史，是绕不开川军将领王缵绪上将。正所为四川盆地独特地理位置与环境，史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是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当国民政府都在节节败退之时，不俱引火烧身，担任起抗战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王缵绪，迎取国府及弃守省市入川，他不怕千难万险，带领着四川军民无限付出，支撑了全国民众持久抗战取得胜利！这是抗战历史上最不可缺的重要人物！却与刘湘不同，王缵绪是站在历史大局，支持蒋共同抗战，对川内反蒋势力没有半点妥协，至始至终秉承中央旨意，折冲樽俎，积极应对，表现出足够睿智与应有担当方后军政职责，并迅速将旧军阀体系改革，带入到中央正轨运行。但多年以来，总是把一些与军职地位不够指挥或决策者，充当各方面主角；甚至把早被边缘化或因顾撤职军人，仍以不同时期军衔、地位，取代其人的“重要性”，以伪造历史欺骗公众。若一个人真是春风得意，是不会反对其主；又何必失去军人风骨，走叛变之路？况且，这类人进入任何政党都存在后患无穷！

作者：王凤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