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为什么没有被克格勃灭口？
易桂鸣
（1）
打不死的小强
图1，苏联红军炮兵侦察连上尉索尔仁尼琴（中排左一），摄于1944年秋
克格勃曾经暗杀索尔仁尼琴。但他是打不死的小强，顽强地活了下来。
鲍里斯·伊万诺夫，是一名退休克格勃中校。苏联解体后，伊万诺夫出版了一部回忆录，讲述了一起发生在1971 年 8 月 8 日的谋杀未遂事件。回忆录讲述了他与另外两名克格勃特工一起，前往苏联南部城市罗斯托夫市执行一项“特殊命令”：干掉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刚在1970年10月，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享誉海外。但是，在苏联境内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不多。苏联官方把索尔仁尼琴获诺奖一事，看成是西方故意羞辱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事件。
伊万诺夫一行三人，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索尔仁尼琴。他们跟踪这位作家，来到当地的一家百货公司。当索尔仁尼琴进入糖果区时，三人上前靠近他，悄无声息地把他与其他购物者隔开。伊万诺夫在回忆录写道：接着“发生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两、三分钟。”伊万诺夫写道，他的一位同事，将手中的一种东西，不经意地抹到索尔仁尼琴的皮肤上……然后他们撤到大街上，马上向克格勃第5局局长报告：“行动结束。他活不长了。”
索尔仁尼琴木知木觉发生了什么事。他以为自己只是被粗鲁的购物者擦碰了一下。回到家，他感觉被触碰过的皮肤，开始有烧灼感，并且向身体其他部位扩散，浑身感到不舒。到了夜晚，他几乎无法下床，不能写字，甚至抬不起头。第二天去看医生，医生对他的病情也感到困惑不解。有人认为，他只是过敏反应……不明真相的病，导致他全身皮肤大面积烧伤。三个月后才逐渐康复。索尔仁尼琴一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幸的是，索尔仁尼琴没有像克格勃特工预测的那样会死掉。他仍然顽强地活着。苏联解体后，他终于得知真相：克格勃特务奉安德罗波夫之命试图暗杀他。克格勃使用一种从蓖麻籽提炼出来的植物毒素：“蓖麻毒素生物制剂”。克格勃特工在百货商场乘其不备时，将毒剂涂抹到他的皮肤上。蓖麻毒素会损伤肝、肾等实质器官，发生出血、变性、坏死病变。并能凝集和溶解红细胞，抑制麻痹人的心血管和呼吸中枢，造成死亡。“蓖麻毒素生物制剂”是国际间谍和恐怖分子，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常用的毒素战剂武器。索尔仁尼琴大半生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一次克格勃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他仿佛是杀不死的小強，这一次大难不死……
索尔仁尼琴曾经两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受勋，却因言获罪成为阶下囚。他在苏、德前线给朋友的信里，因表达对斯大林政策的不满，被苏联内务部判犯了诽谤、反苏宣传罪，被投入卢比扬卡监狱。当莫斯科全城庆贺纳粹德国投降之时，他却在决铁窗后，默默等候当局对他的审：他被判处八年劳改营监禁……
图2，1953年3月，身穿囚服、编号为“SHCH-262”的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哈萨克斯坦的科克捷列克
但是，这不是安德罗波夫痛恨他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从劳改营释放岀来后，利用写小说的形式，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政府。1962年，他根据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创作、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当时还是苏联中部梁赞市第二中学的一名数学兼物理老师，一个夹着尾巴做人、偷偷摸摸写作的“劳改释放犯”。《伊凡》一书是他的处女作，在苏联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销售一空。年仅42岁的他，因此一炮而红，并在同年应邀加入苏联作家协会。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闻世，背后有赫鲁晓夫助推的因素。在政治局主席团讨论是否允许该书出版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为作者辩护：“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甚至我心中也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必须根除这种邪恶！”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有着惊人的现实主义和率直，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中第一部以浓厚的政治色彩主题、并由一名非苏共党员创作的写实作品。作者曾因“诽谤”苏联领导人而入狱，被判罚送到西伯利亚劳改。但是，这样一个政治劳改释放者的小说，却获得了官方的批准和出版。该小说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自由、无拘无束地讨论当今社会政治生活，在苏联可谓史无前例。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1964年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突然而来的好运嗄然而止。利用文学创作的方法，赤裸裸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时代结束了。索尔仁尼琴新创作的小说，再也已经无法在苏联正式发表、出版。身为一名作家，他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与苏维埃政权势不两立的人民公敌。到了 1965 年，苏联安全部的克格勃特工，开始抄查、没收他的写作资料，其中包括他下新创作的小说《第一圈》的手稿。克格勃专门设立了一个索尔仁尼档案，他的代号叫“蜘蛛”。
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报告中，认定作者“索尔仁尼琴沉溺于具有政治破坏性的言论，并散播诽谤性的揑造内容。”但是，索尔仁尼琴此时已是享誉国际和联文坛的著名作家。如何处理他，克格勃负责人感到棘手。索尔仁尼琴被收缴的手稿，被转交苏联作家协会处理。接到烫手山芋的作家协会，拖延了18个月也没有做出谴责、批判的回应。在此期间，创作处于井喷状态的索尔仁尼琴，又设法把他最新收笔的小说《癌症病房》偷偷送到外国出版，他另一部关于苏联劳改营详细研究的史诗性作品《古拉格群岛》也即将完成……
正值此间，因残酷镇压匈牙利起义而被西方称为 “布达佩斯屠夫” 的安德罗波夫，被提拔任职苏联克格勃主席。身上流淌着哥萨克血液的安德罗波夫，是个狠角色：上任伊始，他就卯上了梁赞市劳改释放犯出身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任不久，他即提议，对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要采取 “果断措施” 。在其余生17年的时间里，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领导人中，针对苏联异见人士最坚定的对手。解决索尔仁尼琴问题，成为他顽固的个人执念。
1970年10月，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到莫斯科，苏共领导人被惹恼了。安德罗波夫乘此时机，向苏共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附有主要负责人签署的法令草案，内容是剥夺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身份，并将其驱离苏联的议案。安德罗波夫捉摸，索尔仁尼琴如果到瑞典领奖，苏联何不顺水推舟，将他驱逐出境？
索尔仁尼一生一直受到政府逼害和惩罚，被流放、发配异地，但是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要逃离俄罗斯的念头。作家离开他的故土、他的母语读者，就像无根的浮萍。他的创作，与他的读者和故土不可分离。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他创作的高度评价和赞赏。但是，他担心出国领奖后，当局不允许他回到苏联。因此，他不愿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有人提出，他到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接受颁奖。可是，瑞典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瑞典政府担心，这样的仪式，及其随后的媒体报道，会激怒苏联政府，牵累瑞、苏两国关系。索尔仁尼琴决定留在苏联，放弃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索尔仁尼琴的选择，使安德罗波夫的如意算盘落空。另外，更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当时也未能说服苏共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苏联内务部长舍洛科夫提出，苏联应该把索尔仁尼琴争取过来，而不是对他施压、逼害。我们“需要有一位高层人士坐下来与他交谈，消除被起诉留给他的苦涩。”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湼夫支持内务部长舍洛科夫的观点，站在舍洛科夫一边，他认同舍洛科夫对此事的看法：“在解决索尔仁尼琴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析以往在与艺术界人士打交道时犯下的错误……所谓的 ‘索尔仁尼琴问题’是由本应更明智的文学管理者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公开处决我们的敌人，而是用拥抱包容他们。”
图3，1954年春，在劳改营教数学
在安德罗波夫眼里，同情索尔仁尼琴的内务部长舍洛科夫，从此也成为他要“留意”的人物。勃列日湼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掌权之始即指控舍洛科夫有腐败行为。在正式接受审判前，舍洛科夫选择了自杀。
同情索尔仁尼琴的苏共高层人物消失，噩运向他走来。安德罗波夫虽然容不下索尔仁尼琴，但是，精明的他知道，处理这件事不可操之过急。公开抨击被勃列日湼夫认可的观点也不合时宜。他必须忍着，待机行事。
谋杀索尔仁尼琴失败半年后，安德罗波夫开始意识到，这名不同政见作家的国际知名度很高，苏联政治局担不起杀害世界著名作家的风险。但是，如果不能把他杀死，至少也应该把他赶走。他继续留在苏联境内，对苏联始终是一个隐患。
1972年3月, 安德罗波夫不得而求其次，再次尝试说服苏共政治局，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这一次，他有了更多“无可辩驳” 的证据，证明索尔仁尼琴 “蓄意且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与苏联政府抗争的道路，并会不惜一切代价开展这场斗争。” 此时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索尔仁尼琴是 “一个真正的堕落分子” ；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将索尔仁尼琴这只“毒蜘蛛”放逐。安德罗波夫对此很不快。
1973年12月，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在法国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 —— 此书在巴黎出版，成为索尔仁尼琴最后被安德罗波夫驱逐的直接导火索。
《古拉格群岛》一书，揭露了苏联劳改营制度的残酷真相，使整个苏联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苏联宣传机器当即对该书进行了严厉抨击。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没有局限于将 “古拉格” 现象描绘成斯大林时期的孤立错误，而是苏联体制对人民系统性的镇压——并且自列宁时代起，就一直是苏联政权的核心。
恰逢其时，同样是安德罗波夫眼中钉、肉中刺的苏联核物理学家、院士萨哈罗夫，公然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用大写字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国会，除非苏联结束对苏联公民移民外国的限制，不要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索尔仁尼琴也公开表态，支持萨哈罗夫……
此事彻底惹恼了勃列日涅夫。已经晋升为苏共政治局成员的安德罗波夫终于看到机会。他指出，苏联政府容忍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异议人士太久了！ “我们应该立刻制止他们。”安德罗波夫搜集、整理出一系列带倾向性的情报，故意撩起政治局同僚们的集体愤慨。情报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二人， “加大了为反动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服务的力度” ，两人显然受到西方情报机构的操纵。
安德罗波夫乘机向政治局提交一份具体的法令草案，建议剥夺索尔仁尼琴公民身份，并将其立即驱逐出苏联。安德罗波夫又单独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份带着警示意思的信函，向其暗示，如果这项法令得不到批准，苏联党内和军方高层人士将会出现严重不满情绪。
安德罗波夫这一次似乎如愿了。在多方压力之下，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在1974年2月11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批准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提议。”
次日，2月12日傍晚5点，八名便衣警察闯入索尔仁尼琴的公寓。一份授权他们将索尔仁尼琴带到检察院的命令，被呈交给索尔仁尼琴。在场的索尔仁尼琴夫人质问为什么。其中一名警察向她保证，她丈夫只是到检察院接受问话，很快就会回来。索尔仁尼琴于是二话不说就被带走，两名警察继续留在公寓里，守在门口和电话旁，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从索尔仁尼琴的家，到检察院步行不需10分钟。索尔仁尼琴的妻子等了许久不到丈夫回家。她心里已经开始怀疑，丈夫并没有被带到检察院。后来事态发展证实，政府以“叛国罪”逮捕了她丈夫，并已将他押解到列福尔托沃监狱。
图4，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苏联的专机
第二天，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告知，他已被剥夺苏联国籍、公民身份，并被立刻驱逐出境。在没有告知目的地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被强行送上了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身不由己的索尔仁尼琴，在飞机起飞前的那一刻，虔诚地在胸前画了十字。他望着机舱窗外开始移动的景物，意识到此生可能再也见不到俄罗斯大地，他深鞠了一个躬……
(2)
亡命天涯
安德罗波夫很早就酝酿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苏联。但是，他本人，还有苏共政治局的其他人，谁都不清楚
，在这个地球上，会有哪个国家愿意接收一个被抛弃的苏联公民。在索尔仁尼琴之前，苏联第一次驱逐重要政治异见人士，发生在1929年。“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后，被逐出家门，流放到土耳其。之后流亡去了墨西哥。他后来在墨西哥城外的一个名叫“卡约肯”小镇，被斯大林派出的杀手刺杀身亡。剥夺索尔仁尼琴公民身份、并将其驱逐出境，这是驱逐托洛斯基45年后，苏联当局首次采取此类行动。
图5，《时代周刊》19 74年2月15日封面人物：“西方世界此刻最著名的人物。”
安德罗波夫曾经在政治局讨论会上毫不忌讳地说：“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被驱逐出境，无需征得他的同意。早些年，托洛茨基也曾被驱逐出境，且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得知索尔仁尼瑟在苏联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西德总理勃兰特，于1974年2月2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特奥多尔·豪斯年度奖颁奖典礼上表态，欢迎索尔仁尼琴到西德定居。他可以在联邦德国自由、不受阻碍地工作和生活。“毫无疑问，我们支持言论自由，也支持作家利用其掌握的手段表达观点的自由。”
勃兰特的声明，适逢其时，为欲除之而后快的苏联当局，找到了接收索尔仁尼琴的国家……
索尔仁尼琴后来回忆自己突然被驱逐的经历时这样写道：“短短几个小时，我便从莫斯科列福尔托沃监狱，乃至整个苏联大监狱，被转送到了海因里希·伯尔位于科隆附近的乡间别墅。”
海因里希·伯尔，是索尔仁尼琴在西德的东道主。他是一位多产的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家（并于197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伯尔还是国际笔会（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编辑和小说家）的主席。该组织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文学自由。两人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却似旧友重逢。有道是，纵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伯尔与索尔仁尼琴在反对压迫性政权的共同立场上志同道合，是两人一见如故之缘。伯尔是索尔仁尼琴和其他苏联异见作家的杰出支持者，并积极出面反对苏联当局对他们作品的压制。
图6，1974年2月13日，被苏联驱逐后，索尔仁尼琴被带到西德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位于科隆附近的乡间别墅，大批记者涌来报道此重大事件
伯尔与苏联作家的关系，源于1962年他率领西德文化代表团访问苏。伯尔先后多次访问苏联，与众多苏联作家建立了友谊，甚至与异见文学创作者建立了联系。伯尔和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从未见过面。但是，伯尔在索尔仁尼琴最初寻求西方庇护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西德笔会主席，伯尔曾推荐索尔仁尼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1970年获奖时，索尔仁尼琴向诺贝尔文学奖接待委员会推荐了伯尔的作品……
来到伯尔在科隆乡村的石彻别墅，刚走上流亡之旅的索尔仁尼琴，感受到一股宁静的田园气息。这里的天地显得恬静，辽阔的乡野，与绵延的寂静交相辉映。黄绿相间的农田在人周围延伸，脚下凹凸不平的地面，仿佛画布般凹凸不平。令人联想到梵高或莫奈画中的乡村景色……让他这个开始漂泊的异乡人感到慰藉。
图7，索尔仁尼琴与伯尔一见如故
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在热情好客的伯尔夫妇家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前往科隆搭乘火车，要在天黑前抵达苏黎世。当火车终于驶近苏黎世火车站时，索尔仁尼发现，苏黎世车站人山人海，从站台、大厅，一直延伸到广场外。人群似乎有点失控。索尔仁尼琴稀里糊涂地在接待人的族拥下，“像软木塞塞进酒瓶一样被塞了进一辆车” （索尔仁尼琴自嘲）—— 国际化大都市苏黎世给索尔仁尼琴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达苏黎世的第一天，索尔仁尼琴在纷之沓来的应筹中，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的声音低沉，带着轻微的俄语口音。她自我介绍命叫“瓦伦蒂娜·霍卢博娃”。她解释说，她的母亲在1920年，和一个随部队撤退的捷克人，一起逃离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瓦伦蒂娜和她的捷克丈夫，离开布拉格，逃离了苏联占领，现住在苏黎世。“我们这里有六千多人的捷克移民，我们都崇拜您，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您可以信赖我们！”霍卢博娃主动地用俄语提出，她愿意帮助他处理在苏黎世生活中的任何日常事务。
这位尚未见面的霍卢博娃的诚意，感动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瑟觉得，苏联军队1968年8月入侵捷克，每一个具有良心的俄罗斯人，都欠有毫无疑问的道义责任，或恻隐之心。捷克逃亡者，成为他这个苏联当局的不同政见作家的天然盟友，理所当然。索尔仁尼瑟约好与霍卢博娃见面。
次日，一位身材高挑，楚楚动人的金发女子，手拿着一束玫瑰和丁香花，出现在索尔仁尼琴的居所。她闪动着两只诚恳的大眼睛，自我介绍说，她也来自梁赞。她递给索尔仁尼琴一张纸条，上面用俄文写着梁赞当地一句古老谚语，大意为：丁香花是为了让他想起每年春天在梁赞盛开的丁香花……霍卢博娃别出心裁的自我介绍，一下子让初来乍到的索尔仁尼琴放下了心里的戒备。索尔仁尼琴暗幸在异国他乡，有了可以信任的乡亲指点迷津，帮助他在苏黎世安顿下来。
霍卢博娃还把她的丈夫朗蒂塞克·霍鲁布博士介绍给索尔仁尼琴。两人一起成为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非正式顾问。霍卢博娃任他的兼职秘书和发言人。接下来的日子，索尔仁尼琴疲于应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界政客、名人、作家。从苏黎世市市长，到大出版社的主编，从美国参议员，各大小报刋媒体记者和摄影师，到他的作品的德、英文翻译者，各方的请求、邀请和提议络绎不绝……
同年3月的一天，霍卢博娃夫妇带索尔仁尼琴去观看艺术家绘画展览，介绍他认识一个画廊主人、捷克移民奥斯克·克劳斯。克劳斯告诉索尔仁尼琴，他也曾经是一名被捷克共产党关押入狱的政治犯。索尔仁尼琴闻之，忍不住上前拥抱他，激动得泪流满面。霍卢博娃夫妇随后又将索尔仁尼琴介绍给一名年轻的捷克作家托马斯·雷扎克。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几周内，经索尔仁尼琴同意，霍卢博娃夫妇组织了七名通俄语的译者，共同负责完成《古拉格群岛》的捷文版翻译和出版。青年作家雷扎克，负责翻译索尔仁尼琴1949年在狱中创作的叙事长诗《普鲁士之夜》。
然而，索尔仁尼琴做梦都想不到，他在苏黎世最信任的几位“捷克移民”，竟然全都是捷克共产党政府的秘密警察 “StB”的特务。霍卢博娃出生于俄罗斯，是捷克斯洛伐秘密警察情报官员。青年作家雷扎克在StB的代号是“REPO” 。此人衔命伪装成异见者，渗透进苏黎世捷克移民社区。在处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时，这些人不迴避或淡化他的作品中的反苏内容。因此，他们被索尔仁尼琴视同知己。作为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其秘密警察 “StB” 与苏联克格勃有密切合作关系。索尔仁尼琴案件，在克格勃占据重要位置。霍卢博娃和雷扎克的行动，直接接受克格勃的指令，但是由捷克秘密警察的上级主管。
霍卢博娃和雷扎克二人提供的关于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一手情报，使克格勃对被驱逐出境后的索尔仁尼琴的近况了如指掌。索尔仁尼琴被驱离苏联三个月后，安德罗波夫向苏共政治局报告：“索尔仁尼琴正在策划针对苏联的颠覆活动。他住在苏黎世，与在瑞士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建立了联系，他打算借助这些人的帮助，非法将他的作品，以及反苏维埃性质的资料，传入苏联。索尔仁尼琴在与这些捷克流亡者的一次讨论中说，他未来的活动，将主要为‘内部反对派’的利益服务。”
图8，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位于斯塔普弗大街45号的居所，当地孩子在门外贴了一块告示牌：“别打扰索尔仁尼琴。”
安德罗波夫没有透露他的情报来源。他只告诉苏共政治局同僚们，索尔仁尼琴利用他的书籍版税，设立了一个“俄罗斯社会基金”，目的是‘援助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政治犯家属。’”(索尔仁尼琴1974年版税收入总收入约为一百八十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一百八十万美元)。
在安德罗波夫眼里，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毒蜘蛛”，到了外国仍不消停，继续从事反苏维埃政府活动。他要加大惩罚索尔仁尼琴的力度，具有“正当理由”。同年9月，他批准了一项大规模、多层次（编号为5/9-16091）的行动计划，目标是摧毁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国家的信誉、破坏他的家庭稳定，并切断他与苏联境内异议人士的联系。克格勃第5局一位处理“蜘蛛”案多年的资深特务，被派往瑞士具体执行此任务。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对索尔仁尼琴造成很大的伤害。其一是，索尔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亚·雷舍托夫斯卡娅，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桑娅，我的丈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书中，她指责索尔仁尼琴频繁与其他女人有染，并拒绝与她生孩子。因为他担心为人父母，会影响他的写作生涯。但是，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指称，这本回忆录，实际上出自克格勃文宣部门之手，该书最先由苏联克格勃旗下的通讯社“新报”出版——个中猫腻，不言而喻。
其二，克格勃施展“攻心战”，在索尔仁尼琴的苏黎世生活圈里散布谣言，指称他身边的人都是特务，互相之间制造不信任和猜疑气氛。索尔仁尼琴还经常收到装有车祸照片、脑部手术照片和其他令人不安图像的邮件。死亡威胁，象幽灵终日徘徊在他身边……
图9，1974年3月29日，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机场迎接与他团聚的家人
1975年，深受索尔仁尼琴信任的捷克青年作家雷扎克，带着他的叙事长诗《普鲁士之夜》的手稿，突然从苏黎世消失——这件事让索尔仁尼琴彻底失去了对身边人的信任。不久之后，他终于醒悟，他刚到苏黎世就依赖的霍卢博娃夫妇，一直在出卖他。他立刻割断与两人的来往。索尔仁尼琴曾经寻求苏黎世警方打提供安全保护，但是未能如愿。
恐惧不安的情绪，逐渐取代索尔仁尼琴身为异乡为异客的新鲜感。他逐渐认识到，苏黎世虽然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但并不适合他的写作需求。这两年，他家的对面，总是有陌生人在蹲守、监视他们的出入。这令他心神不安。他渴望一个既能让他拥有写作所需的独处空间，又让妻子和家人能够舒适生活的家。他外出游历欧洲，考虑过法国和挪威等不同的国家，但是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索尔仁尼琴还发现，在苏黎世，苏联克格勃比在俄罗斯更容易惩戒他、或者他的家人和随行人员。在这里，在陌生人中，区分敌我，比在苏联国内更困难。他意识到在中立国瑞士并不安全。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里，魚目混珠，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难以分辨。尤其是苏联情报机构继续对他实施监视、公众对他去向密切关注，家庭生活隐私受到侵犯，令他无法忍受。他渴望找到一个更加隐秘的生活居所。值此彷徨、迷茫之际，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图10，1974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3）
毒蜘蛛变白眼狼？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德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主席乔治·米尼邀请他访美，他婉言谢绝了。索尔仁尼瑟选择去瑞士的苏黎世。他表示，自己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和体力”来恢复他关于苏联历史的主要文献工作。两年后，当斯坦福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他为何又心动接受了？
原因除了他在苏黎世感到不安全，最主要的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投其所好：“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量有关苏联秘密警察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始资料。斯坦福大学以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的名义，给索尔仁尼琴发邀请，欢迎他使用其庞大而珍贵的档案藏品进行学术研究。胡佛研究所允诺为他提供位于胡佛塔11层楼上的住所，以方便他的写作和研究工作。
位于加州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胡佛塔高285英尺（87米）。该塔的设计灵感，源自萨拉曼卡新大教堂的塔楼，竣工于1941年，恰逢斯坦福大学建校50周年。该塔由建筑师小阿瑟·布朗设计。塔顶有一观景台，距离地面250英尺（76米），视野开阔，可俯瞰斯坦福大学校园及周边地区。天气晴朗时，可远眺旧金山的天际线……
胡佛塔以1895年毕业于该校创始班级的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之名命名。内设有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创立于胡佛就任美国总统之前。胡佛总统一生收集有大量与20世纪初历史相关的资料。他将收集的全部资料捐赠母校，用于建立一个“战争、革命与和平图书馆”。馆内收藏的海量苏联秘密警察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始资料，吸引了索尔仁尼琴。这些珍稀的俄国历史资料，对他研究俄罗斯历史弥足珍贵。他怎能拒绝斯坦福大学的邀请？
图11，索尔仁尼琴1976 年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沉默、震惊、无休止的见证”
从苏黎世转到加州后，索尔仁尼瑟如痴如醉地沉迷于胡佛研究所浩若烟海的俄国历史档案。他在这里前后待了一年。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索尔仁尼瑟写道：“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准备撰写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从我最初构思《红轮》这本书，到1976 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但是直到现在，在胡佛研究所，我才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如此庞大的资料库，我可以翻阅并尽情享受。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看清了一切，看到它引起了我意想不到的思维转变……遇到胡佛研究所的资料，我被二月革命期间以及革命前夕这些有形的历史片段所震撼……如果没有这些堆积如山、不断增长的、活生生的资料，我怎么能想象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可是，即使走出“古拉格群岛”，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索尔仁尼瑟仍然甩不掉克格勃似有似无的幢幢鬼影——这是他数十年深受其害留下的心理阴影。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他完成了重要的档案研究工作，被该研究所授予荣誉研究员称号，多次公开露面。但是，他依然感到不安全。他向当地警方申请持枪许可证，尝试购枪自保。但是他的申请被驳回。他被告知，只有美国公民可以合法拥枪。索尔仁尼瑟此时仍是浮萍般飘泊、居无定所的政治难民……美国联邦调查局、加州警方关于他的档案中，可以查到这名前苏联作家因恐惧而申请购枪被拒的记录。索尔仁尼琴不知晓的是，自从入境后，除了克格勃之外，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关注他 —— 一直悄无声息地注意着他的举动。
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这一年除了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写作，还抽空与妻子一起外出旅游，尽情享受北美山川的秀丽风光。1975年的一天，他俩来到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不经意间走进一个名叫 “卡文迪什”的小镇 —— 这是一个位于奥克莫山谷，只有一千二百多人，流溢着新英格兰乡村风情的小镇。其森林覆盖的群山，漫长而多雪的冬季，有着类似俄罗斯式的气候，勾起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的思念。卡文迪什镇，还有一种融合城郊和乡村的生活气息。它靠近八大藤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很有名。此前，他曾考虑过加拿大，在卡文迪什，他终于下了决心：就是这里！
图12，1976年8月：父亲和儿子们在卡文迪什一起骑上“魔马”，期待终有一天，它会带他们回到俄国
1976年6月，索尔仁尼琴一家6口（他有4个儿子），从美国西海岸，移居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镇。美国东北部这个偏远的小镇，让他找到了熟悉的俄国乡村氛围。这里严酷的冬日、皑皑大雪，会让他错以为是身处俄罗斯。最令他欣喜的是，素以“美国佬的沉默”而闻名的卡文迪什镇居民，非常尊重他的隐私。初来乍到，人们似乎对他有所戒备。但是，索尔仁尼琴主动与镇上的居民沟通。他出席镇会议，在村民大会上发言，解释他这个新居民对隐私的需求，并就他需要在自己占地50英亩的宅邸周围修建围栏表示歉意。他诚恳的态度，赢得当地人的理解。社区的居民们，尊重他的意愿，主动保护他与家人的隐私。为了防止外人打扰他，镇上最大一家杂货店，特意贴出告示，提醒外来游客：“禁止使用卫生间，禁止赤脚，禁止前往索尔仁尼琴住宅。”镇上的孩子们，还经常故意把来寻访索尔仁尼琴的人，引到错误的道路上……
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什的家，占地50.7英亩，包括3栋建筑和一个池塘，四周环绕着8英尺高的铁丝围栏，顶部还装有铁丝网圈。宽敞且封闭的庄园，为索尔仁尼琴提供了他寻求的私密性……
索尔仁尼琴隐居卡文迪什镇，无疑给无所不能的克格勃跟踪、监视他带来新的难度。但是，虽在万里之外，苏联当局仍不放过他。克格勃对外反情报部门，指定驻在纽约、代号为“L.G. 博尔波滕科” 的特工，专责监视他在美国的动向。不同的是，克格勃特务不再直接出面，而是利用与苏联结盟国家的代理情报机构的人，实施监视和破坏活动。与在苏黎世一样，在纽约的捷克特工，负责向克格勃汇报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近况。这种作法，给追查特务的身份和背景变得困难。但是，在美国，克格勃通过诽谤宣传，挑拨离间美国人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的关系。克格勃针对索尔仁尼琴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战，压制他在西方的反苏声音。其中最出名的操作，包括一场成功的虚假信息宣传运动，导致美国之音禁止有关索尔仁尼琴的广播近十年之久。
克格勃未能像在苏黎世那样，轻易渗透索尔仁尼琴在佛蒙特州的生活圈。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掌握他在当地的举动。自由、开放的美国媒体，给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有关他的最新消息。
图13，1978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学
1978年夏季，克格勃第一局和第五局，联合安排了一场视频放映会。这是一个苏联历史上不寻常的场面：党内高层和克格勃主管们，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集中在一起，聆听一位对苏联制度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发表演讲 —— 索尔仁尼琴最近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说。
1978年6月8日，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在哈佛绿树环抱的校园中，定居美国3年后，索尔仁尼琴应邀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分裂的世界》的演说。前苏联体制的批评者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利用这个场合，对宽容收留了他的美国表示感激，或者至少说声谢谢，而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物质主义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这种文化，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变得软弱，缺乏客观真理感或道德责任感来平衡其个人自由。他警告说，一个过度依赖法律框架、缺乏更高精神目标的社会，无法应对未来世纪的挑战。这场演讲，对听众来说既是惊喜，也是挑战，许多人原本以为，这应是对西方民主的简单赞扬，而非对其精神和道德缺陷的批判……
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引发巨大的争论和反响，成为一个 “文化战争” 的决定性时刻。索尔仁尼琴这次演讲，至今仍被视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深刻、最清晰的毕业典礼演讲之一。他复杂的演讲，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感到困惑，在西方引起分裂。许多原本期待他表达简单反苏反共信息的人感到震惊。在一些人看来，索尔仁尼琴，从一只苏联毒蜘蛛，变成了一头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导人，听完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后，禁不住喜上眉梢：这是一次绝妙的反西方宣传！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言论，强化了苏联官方长期以来的宣传，即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精神和道德上已经破产。4年前，被逐出苏联之前，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和揭露苏联制度而惹恼当局；4年后，在美国，他对西方文化尖锐的批评，无疑于反过来为苏联当局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苏联领导人认为，索尔仁尼琴这种内部矛盾和分裂，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削弱了西方的团结和信心。苏联官方文宣部门，得以精心挑选索尔仁尼琴的言论，为苏联自己的目的服务。
图14，1983年，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什家中：桌上是小说《红轮》手稿。
克格勃第一局和第五局的官员们一致同意，索尔仁尼琴的 “反动观点，以及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固执批评”，疏远了他的美国听众，必然导致他在西方世界中失去威信，并且影响继续利用他进行反苏宣传的价值。索尔仁尼琴自毁声誉！苏联不需要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应对他的哈佛演说。克格勃也没有必要继续骚扰、监视他。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曝露出这位苏联异见作家骨子里深藏的极端保守的俄罗斯民粹主义，与西方自由价值观格格不入。安德罗波夫将他流放，押注他固执的民粹主义观点，会使他不受更自由的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说，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继续让他在西方公开发表言论，他的反共言论，会被视为极端言论。这比将他留在苏联（他的异见构成直接威胁）的危害要小得多。克格勃完全没有必要像斯大林暗杀托洛斯基那样，在美国杀死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的反西方演讲，无疑救了他自己的性命……
流亡美国期间，索尔仁尼琴这样写道：“情况最棘手之处在于，我无法与共产党—— 我们国家的刽子手——结盟，但我也无法真正与我们国家的敌人结盟。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根基可以支撑我。世界之大，我无处可去。两块磨石。”
图15，索尔仁尼琴晚年在莫斯科郊区家、摄于2003年的全家福照片
————————
参考资料：
（1）My First Days in the West by Aleksander Solzhenitsyn.
（2）The Mitrokhin Archive.
（3）Solzhenitsyn Lived in Fear After Exile by KHRISTINA NARIZHNAYA.
（4）Solzhenitsyn on America by Edward Ericson.
（5）A visit to Heinrich Böll’scottage: A calm, sprawling and undeniable pull by Mohamed Abisamra.
（6）Solzhenitsyn: Exile in America by Emina Melonic．
（7）Solzhenitsyncenter.org/photo-galleries/deportation-switzerland-and-nobe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