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水平直径重合的圆—文革分期再论
刘国凯
一·三圆理论之概述
我一向觉得，文革分期问题超出了史学研讨的课题。这是因为文革分期带有很重的政治因素。能把文革分期作清晰的足以言之成理的界定，不但是史学上的建树，也是让所有真正愿意了解文革的人们找到正确的入门路径。
1996年文革30周年时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文革并非中共官方所宣称的十年，而是从1966年春末到1968年夏末。三个年头，实际时间是两年多。而之所以把文革分期为三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只在这两年多里存在着一条文革人民线索。后来我将人民线索改称为由王希哲、郑义分别首创使用的名词“人民文革”。
这些年来，经过与许多人士就文革议题进行交流探讨，使我觉得对文革的分期还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和表述。
从人民线索(人民文革)的存在与否去界定文革分期当然有充分理由，但如果从1966年春末到1976年“十月事变”这十年间的社会情势与之前、之后的社会情势都有明显的区别去推敲，中国当代史上这段期间是可以成为一个章节。这个章节就是通常惯称的“十年文革”。贯串这个章节的主线就是中共最高层的派系权力斗争。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这场共产党高层的内斗没有局限在“宫廷”。发动这场内斗的毛泽东为了获胜，曾把内斗引向了社会，从而导致全社会的“两年造反”和“五年镇压清算”。显然，在贯穿这十年的最高层派系权力斗争的主线下，前两年与相接的后三年，及再后的五年，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容。怎样才能更清晰明了又能形象地表述这三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过程呢？我经过长期的思索，觉得用大中小三个水平直径重合的圆（注意：不是同心圆）来表述较为贴切。大圆里含中圆，中圆里含小圆。三个圆重合着的水平直径上刻度等分地标注着时间的延伸。
大圆直径的长度约为十年。从1966年春末到1976年10月。
中圆直径的长度约为五年。从1966年6月到1971年底。
小圆直径的长度约为两年。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8月。
这三个圆的水平直径(亦可称为水平轴线)重合却长短不同，三条直径的起点接近，终点则差别颇大。
三个圆水平直径重合，大圆内含中圆小圆，中圆内含小圆，这标志着三段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三个圆面积的很大差别，标志着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区别很大的社会内容。换言之，各个圆的直径长度代表着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跨度，而各个圆的面积则表示着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内容。
我们还可以更形象地作这样的区分。
除开中圆和小圆的大圆部分涂以浅灰色。这个颜色表示社会内容主要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内派系权力斗争。
除开小圆的中圆部分涂以中灰色。这个颜色表示社会内容比上述多了一个，就是既有党内派系斗争，也有共产党对民众的迫害与清算。多一个内容，故颜色加深一些。
中圆里的小圆涂以深灰色。这个颜色表示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内容既有上述两个，还有民众乘机而起的造反运动。更多了一层内容，故颜色更要加深。可见，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这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是十年文革中社会矛盾冲突最复杂、最纠葛不清的时期。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圆按几何作图的规则画出来，就会发现整个图形的重心是偏移向一边的。
二·大中小圆水平直径的起点
大圆水平直径的起点与中圆的起点差别（时间差）很小。大圆的起点（即“十年文革”的起点）是《五一六通知》。不过对此可以有弹性。如果有人把十年文革的起点往前推到1966年初拟定《二月提纲》，甚至再往前推到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都觉得并无不可。因为这场持续了约十年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起始点，以上述三个时间中的任何一个做标志都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把文革大圆水平直径的起点定于1966年5月，那么文革中圆的起点就只是滞后一个月。
《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当然并非直接受毛指挥）就动起来。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反北大校党委的动作。这是把毛泽东要进行高层权力清洗的意图具体化。北京一些大专院校都有师生响应。为防连锁反应，刘少奇在六月三号就决定派工作组到北京几间大学控制运动。工作组的规模迅速扩大，除北京外各省委也群起效仿。本来，如果这些工作组只是把打击对象限制在蒯大富一类主动攻击校党委的闹事学生，那问题并不严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刘少奇和各省委都把这场反击闹事学生的运动扩大化为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把打击对象从闹事学生扩大为出身成分不好的·平时“表现”不好的师生·一般机关干部乃至工厂工人。主持这场反右运动的也从工作组扩大为各单位党委，或各单位党委控制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于是这就开启了长达五年的共产党国家机器对民众的反复迫害和清算。鉴此，把文革中圆水平直径的起点定于1966年6月初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相当确定的。
文革小圆水平直径的起点应定为1966年11月。这个起点值得较详细地予以说明。
在毛泽东发现刘少奇等把他发动的矛头向上的旨在高层清洗的政治运动变奏为矛头向下的反右运动后，遂于1966年7月底下令撤销工作组。八月初毛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矛头明确上指的“十六条”。会议期间，毛还不顾主席极位之尊，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但是，虽然毛制止了矛头下指的反右运动，而矛头上指的高层清洗搞却怎么也搞不不起来。不但在党的高层会议上搞不掉刘少奇及某些被毛视为刘少奇司令部里的中央和省级高干，社会上也普遍响彻着本地省委市委是党的好干部的呼声。
毛曾寄希望于八月间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为他冲开局面。为此他不惜让“黑五类”经典阶级敌人死于红卫兵的暴力。可是他没想到这些由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在进行了虐杀“黑五类”的伪“造反”运动后，却把力量转向于保他们的老子。因为他们蓦然明白他们的老子已经成为，或有可能成为毛高层政治清洗的对象。这些伪“造反”者立即暴露其“保皇”真面目，瞬时转换成为他们老子的“保皇派”。
时间延宕到十月，毛与其策士（当时主要是陈伯达·康生）明白要把这场高层清洗运动继续下去，必须抛弃共产党高干子女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而启用蒯大富一类的平民红卫兵。于是在十月五日毛中央批转军委总政旨在为全国各地大小“蒯大富”平反的文件-《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并说明其内容适用全国大中学校。又于六号在北京召开十万“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这完全明确地表达了毛抛弃了高干子女的血统论红卫兵，而启用“革命师生”-平民红卫兵，并且，把刘少奇前阶段搞的第二次反右运动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予以批判之。
可是，尽管如此，民众还是发动不起来。因为那个《紧急指示》虽被明确适用于全国大中学校，却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一般工厂企业，事业部门·机关单位。
十一月六日，毛中央再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强调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销毁。”明确宣布所有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教职员工和机关工厂事业单位的群众都可获平反。在这种情势下，除学校里的平民红卫兵迅速膨胀外，工厂·机关·事业单位里的工人职员造反派组织亦得以蓦然勃兴。群众要求平反昭雪和冲击各地各单位党委的行动迅速开展。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甚至冲入共产党的党委办公室或保卫机关砸烂烂保险箱，抢出前阶段整群众的黑材料。（这就是被共产党骂了四十年的“打砸抢”。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进入了群众运动时期。
故此，文革小圆水平直径的起点定于1966年11月是准确的。
三·大中小圆的名称·基本内容和各自的终止点
（一）文革小圆可以称之为“两年”造反。
1966年11月到12月文革进入全国性批判“资反线”的群众运动时期。群众对共产党干部多年的积怨，尤其是对前阶段共产党干部搞第二次反右运动的怨恨得以爆发。各地各单位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不同程度上被群众推上批判台。批判的内容除他们前阶段执行刘少奇“资反线”迫害群众的恶行外，也涉及到他们过去种种恶劣作风。
从12月底到1967年元月初，借着批判“资反线”这股劲风，许多省市的工人还乘机掀起要求合同工·临时工转正等经济要求的运动。这个运动很快被毛中央定为“经济主义妖风”被压制。“经济主义妖风”是整个文革时期纯粹来自民间底层的，与中共党内派系权力斗争完全无关的群众运动。
1967年1月下旬到2月中，文革小圆进入“一月夺权”（又叫“一月革命”）时期。“一月革命”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与民众反官僚的斗争交织纠结在一起的典型表现。毛在清除省·直辖市中跟随刘少奇大员的步骤中（后来事实说明这些大员“跟随刘少奇”其实大多是毛主观臆测出来的。）采用了群众“罢官”的做法--让在前两三个月中成立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群众组织去“造”省委市委的“反”，“夺”省委市委的权。
1967年2月下旬到3月底，各地军方奉毛的旨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毛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组织。在毛的心目中，响应他“一月夺权”的号召的群众组织就是左派组织。但在各地军方心目中这些群众组织是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于是这就在全国发生了几乎除北京上海外的全面镇反运动。其中最残酷血腥的是青海“二·二三”大屠杀。青海军方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屠杀进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三百多名。其中有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
1967年4月，毛的中央否定前阶段的镇反运动。具体文件体现是四月一日发布的《六七117号中央文件》和四月六号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被镇压的各地造反派组织藉此从血泊中爬起来向镇压他们的军方反扑过去。文革小圆从此进入造反派群众组织与军方缠斗一年多的局面。
打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旗号的军方，其实并不真正买毛的账。他们大多拒绝为被打成“反革命”“反动组织”的造反派平反，而自我感觉得到毛支持的造反派却揪住军区不放。军方不便直接镇压造反派，便扶植在前阶段运动中保省市委而濒于瓦解的保皇派来对抗造反派。得到军方支持的保皇派不但重振声威而且有恃无恐，首先对造反派使用暴力屠杀。最典型的是1967年6月至7月的武汉地区保皇派“百万雄”对造反派“钢工总”等的打杀。
面对这种情况，感觉党内高层清洗还未完成，造反派还有利用必要的毛泽东觉得不能让造反派就这么被打杀下去，于是处置了武汉军区，斥责了“百万雄师”。可是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自己信用的中央文革中有一班人想乘此机会把一大批各地军头干掉，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地盘。林彪也有此种打算。然而，各地军头并不在毛的文革清洗目标中，而且急促地触动军头有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乱局，于是毛急促地大幅度改变战略方针，把中央文革中王力·关锋等资历较浅的一批人抛出作替罪羊以缓和各地军头对自己的愤懑。对各地军头施以安抚政策。与此同步，对群众组织的态度也作了根本性的调整。从倚重造反派斥责保皇派急速转变为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予以一碗水端平。
仅仅在一两个月里，社会情势急速地接连翻烙饼。到1967年9月，造反派就开始重新被控制起来。在某些省市，保皇派再次重振声威。即使是在武汉这样保皇派垮台的地方，其势力也在暗中恢复。造反派的胜利只停留于表面。改组后的军区领导仍然对造反派有着根深蒂固的经典性厌恶。各地军方与或明或暗的保皇派结合起来与造反派作了近一年的胶着缠斗。直到1968年7月底8月初，毛终于下定决心，放手让各地军方与保皇派改头换面而成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工宣）联手对造反派实行全面镇压或压制。就全国整体而言，造反派被荡平，文革小圆至此结束。
（二）文革中圆可称之为五年镇压清算。
文革中圆从1966年6月的第二次反右开始，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为止这五年多中一直贯串着中共当局对民众的反复镇压清算。文革小圆时期中共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文革保皇派）对民众的镇压前面已有简述，不赘。1968年8月以后，就全国整体形势而言，再没有造反派民众组织性的反抗行动，故此这三年里（1968夏秋到1971年“9.13”）中共国家机器对民众的镇压清算进行得非常顺畅，不像在小圆时期中，镇压了造反派会遭到造反派的反扑。
这三年中中共国家机器对民众的镇压清算主要分三波进行。
第一波是从1968年夏季对造反派实行狂飙式的扫荡行动后，接着长达一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把文革初期（1966年6月-8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的经典性“阶级敌人”又拖上杀牲台，所不同的是这次还有新生的阶级敌人，就是某些造反派分子被查出有出身成分问题被作为新发现的“阶级异己分子”与经典的老阶级敌人被一起严酷“清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超强度地兑现了1966年8月8日毛中央的十六条中所说：“真正的右派分子要留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第二波是1970年搞足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元月，“清理阶级敌人”运动的尘埃还未落定，毛中央又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运动。“一打三反”中的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只是虚晃一枪，真正大动杀机的是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
“一打三反”运动超脱了文革派性镇压的框框。“黑手”·“武斗干将”·“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称不再使用，新使用的罪称回复到文革前共产党政治迫害中常用的“现行反革命”。由于迫害量极大，被镇压的已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深挖细找”出来的“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几个人闲时凑在一起发发牢骚，被人揭发了，就可以被扣上“反革命纠合集团”的罪名判处死刑或重刑。当时各地军方主导的“新生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向毛表忠心，为表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决，竞相比赛杀人。各省市每隔一两个月就举行一次集体公审判决和立即执行“现行反革命犯”的行动。省会级城市经常一次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百人以上。地级市，县城也常一次枪决数人到数十人。笔者曾在死刑布告上看到年纪最小的“现行反革命犯”只有14岁。罪行是“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
被枪决中被揭发有“反革命言行”者，许多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判刑的前造反派成员。为了杀人数目的需要，各地新生红色政权在牢房中拉出一些已在服刑的人改判为死刑。杨曦光所著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这种恐怖情况。杨的许多造反派牢友被改判死刑处决。杨本人也被从劳改营拉到长沙待处决。后来据传是谢觉哉发现了各地的杀人狂潮，觉得不妥，向毛中央陈情。把杀人权回收中央，这才使杀人狂潮减退。
第一波镇压清算（清理阶级队伍）可以视为镇压造反派的必要步骤，符合结束文革乱局的必然举措逻辑。文革造反派在某些省市的声势那么大，不动用特殊手段是难以把它打下来的。只有指控造反派中混有大量阶级异己分子，予以坚决“清理”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反派问题。
完成“清理阶级队伍”，中共的各级新生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坐稳局势后，为什么还要搞第二波镇压-大量枪决“现行反革命”的“一大三反”运动，确实费解。从各地“深挖细找”出来的“反革命组织，集团，纠合集团，单个的反革命分子”都绝对没有危及中共“新生红色政权”的能量。为什么还要这样大开杀戮呢？这有待于中共高层秘密档案的解密。
第三波是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一打三反”刑场上的枪毙声还在回荡，毛中央又于1971年掀起搞“清查五一六”狂潮。运动基调从1968年夏秋的纯派性镇压，到1969年半派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再到1970年经典性的政治镇压，兜了一个圈，1971年又回到文革派性镇压。
“五一六兵团”是1967年夏在北京短暂出现过的反周恩来的小组织。这个组织只活动了短暂时间就沉寂了，甚至被遗忘了。可是谁都没先到三·四年后会如此翻出来大动干戈。据说这样搞法是毛泽东为了讨好周恩来。因1971年毛与林彪关系已经紧张，毛为制衡林彪而讨好周。就像1968年夏秋毛为了讨好各地军头而放手让他们去镇压屠杀造反派那样。此时就以“清查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或许毛并未想到把这个运动搞到如此之大的规模，但各地“新生红色政权”则趁机再来一次对前造反派的清算运动。以江苏最为残酷。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已有许多著述，我在此不赘。但我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些文章和记述把“清查五一六”的残酷性做了细致描写，而我始终认为，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共政权对民众镇压清算的残酷性当推1970年的“一打三反”。至今中共建政62年，期间能与1970年“一大三反”的杀人如麻媲美的，只有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文革中圆中共产党当局对民众的镇压和反复清算到1971年“9.13”事件后基本结束。至于1976年十月事变后，中共当权派对前造反派人士重新进行的反复清算（清查文革三种人）则到90年代后才告放松。这是后话了。
（三）文革大圆可称之为十年党内权力斗争。
贯穿这“十年动荡”的长线索是共产党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但除了这条线索还有两条。一条是官方对民众的镇压清算（这一条与党内权力斗争也可以合起来称之为“文革官方线索”），一条是民众乘机起来反抗的线索（人民线索）。这条线索最短，只有两年左右。文革小圆中，三条线索都有。文革中圆中有前两条。除开文革小圆，中圆之外的大圆部分就只有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这条线索了。
1971年的“9.13”后，民众感受到无比的轻松。人们嘴上不敢说，心里都在泛起涵义极为复杂的笑意。不但“清查五一六”运动嘎然而止，而且整个迫害狂潮都消退了。被派往各地各单位当太上皇的军代表已骤然失去威风，而且不久他们都被陆续召回军营。此后，政治斗争回到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共产党对民众开始实行怀柔政策。工人加工资，合同工转正，知青开始回抽，干部陆续从干校回到机关，甚至被赶回到原籍的阶级异己分子也有甄别的希望回到城市……1972-1973年是十年动荡中民众感到到最轻松的岁月。但中共高层的斗争则另起火头。许多军队高干因林彪问题的牵连被严厉审查。军方头目被强令“挪窝”。文革新贵集团（即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体系）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官僚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至势如水火。而共产党的这些高层内斗没有扩展到社会，也因内斗而放松了对民众的镇压。
1974年初，毛欲搞第二次文革（批林批孔）把老官僚集团打下去，而且也有扩展到社会-发动群众-的架势。可是在之前饱受毛泽东支使又饱受毛泽东抛弃的造反派民众几乎都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不予响应。顶多只是有些地方的原造反派头头们欲利用这一社会新情势来为自己遭受的政治迫害平反而已。于是，毛这第二次文革雷声初大，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此事有人做这样的解释：把“批林批孔”搞成都二次文革主要是文革新贵集团。他们想藉此搞掉老官僚集团。毛则先放手让他们试试看，搞得起就搞，搞不起就打住。结果是搞不起来。
有必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1976年发生了丙辰清明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共产党当局对这个运动进行了镇压。1976年4月在时间上还属于文革大圆范围。但它的内容和实质都已经超出诸文革线索。
对天安门民主运动要与1966年11月-1968年8月民众乘机起来的以要求平反，和冲击共产党官员的权威为主要内容的造反运动区别开来。因为1976年的丙辰清明要比文革造反高了一个层次。当然，它的参与者思想水平也不是划一的。其中能有民主诉求和把矛头暗指向中共最高代表人物毛泽东的也只是很少数。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最关键的本质，是它完全发自民众内心，没有最高统治者的默许授意和支持。它不是依靠遥远的皇帝来反对眼前的贪官。它是连皇帝都要反的。尽管这种意念还很模糊，粗略。
历史上为分期问题有许多学术讨论。远的大的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小的近的有中共红军长征的分期问题。文革分期问题比之重要得多，因为它超出了学术范围，有着现实的政治意义。笔者并不确认“三个圆”的文革分期理论一定臻于完美，谨提出来与各位对文革分期有兴趣的朋友讨论，并愿意倾听朋友们的意见。
2011年9月2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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