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的历史》导言、后记与节选
淳世华
按：《粮食的历史》，封面书名前后各有一行字：“一部实证的三年饥荒的地方专题史”。“彭水?1959—1961”。作者淳世华，重庆市彭水县人，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系高级教师。退休后从事地方专题史研究和写作。此书由香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如果说杨继绳的《墓碑》是对中国三年大饥荒的全景式记叙，那么此书就是对当年川东一个县的三年大饥荒的实录。作为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的作者，在此书中却完全没有采用文学描写和修饰的手法，只是冷峻地列举档案资料和口述记忆史料来记录历史。那些惊心动魄的实例，往往会让人不忍卒读却又不得不读下去……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特选发此书的导言、后记、各章提要和第十三章，供读者了解。
导言
一
这是一部实证的三年（1959—1961）饥荒的地方专题史。
除公共食堂、大规模流行的肿干病各设专章外，全书以时间为线索推进，在每一时间截面，以粮食问题为导引展开叙述。
二
第一、二章是对1953年开始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和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历史叙述。三年饥荒的发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粮食统购统销实际上是一种准“余粮收集制”，在取缔粮食自由贸易后，政府统一购销价格，农民除上交公粮外，还必须将80—90%的余粮交售给国家，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被剥离了产品销售直至消费的自主权，虽然在压低农民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却严重压抑和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年（1957年），彭水的粮食生产仍然处于低水平，连续几年的高征购，农村粮食储备大大减少，除了当年食用，多数农户无储备粮，部分农户尚需国家返销供应才能度过荒月。这一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533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835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18.42%。当年全县发电97860度，产煤4万吨，财政收入22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万元（全县人均22.67元）。但此时，在毛泽东持续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后，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拉开了大跃进的一角帷幕。随即，彭水提出“苦战五年（提前七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争取从1958年起，五年内把落后的彭水建设成为繁荣、富强、康乐的新山区”的奋斗目标。谁曾料到，这一启程便踏上了灾难丛生之路。
第二章聚焦求证1958年彭水的粮食产量。不管制定了多么高的经济指标，也不管喊出了多么响亮的口号，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57年，在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1.58%的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产值在二分之一以上，当时，农业经济就是粮食经济，如果粮食出现问题，一系列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不幸，问题出现了。一是粮食产量出现了与官方数字比较的巨大的亏空，一个至多就是连续农业年之间的增产年演变为增长数倍的特大丰收年。二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出现了巨量的浪费。因为大炼钢铁，青壮劳力抽空，秋收赖于老少，大量秋粮作物霉烂，加上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和公共食堂在一段时间内不计定量，社员除了在食堂吃饭，粮食全归集体，这种机制对粮食的消耗超乎常态。结果，增产不增收，非但不增收，而且因为巨量的浪费，连一般增产年的局面也维持不了。入冬后，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在全县流行，这一年全县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1958年终成为三年饥荒的前奏。
三
彭水公社所有制时期，起于全县实现公社化的1958年9月上旬，基本止于1959年3月下旬（以3月21日—29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为标志），大致七个月的时间。第三、四章便叙述彭水公社所有制时期的史实。第三章主述在建立公社所有制的过程中的“一平二调”，第四章主述农业生产上反科学的瞎指挥。
几乎在一夜之间，农村的物权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公共积累，农户的自留地、宅基地、林地、牲畜等财产都成为公社的资产构成公社一级的所有制，同时，实行了半供给、半工资制的含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因素的分配制度，建立了公共食堂。公社所有制严重剥夺了社员家庭物权，也拆除了原农业合作社集体之间的物权边界。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单位的地位，家庭经济组织作用的破坏，使最基础的应对饥荒的自救能力弱化甚至丧失。物权没有边界，对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是超常的。集中办食堂，大办工业，劳力、物资统一调配，驱使农民奔走迁徒，大量房屋被拆毁，成片森林遭砍伐，无数古木毁于一旦。几个月“一平二调”“共产风”的肆虐，不仅使农村最基础的经济层面被严重抽空坍塌，丧失了活力，而且因为过度滥用民力，农民的体质体能受到严重损害，元气大伤，那以后，每况愈下，难以恢复。
就粮食生产方面，在迅速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和“三三制”的方针指导下，大幅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少种”寄希望于并不现实的“高产”（彭水“双十万”运动的指标即为十万亩，亩产万斤），而反科学的过度深耕和密植等技术措施，使正常的粮食产量都难以实现，在双重夹击下，1959年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公社所有制七个月，时间虽然短，但破坏性极大。这种破坏是基础性的，而且涉及各个方面。它的破坏因子在三年饥荒中持续发生作用，农民一步一步深陷饥荒的泥淖。
四
从1959年4月全县“分级分权”建立管区所有制，到1961年6月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退却，实行三粮（口粮、种子、征购）就队落实，口粮分配到户，公共食堂解散，管区所有制走向瓦解，两年多时间。这是饥荒继续发展，并在1961年春达到最困难程度的时期。
这段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由第五、六章；第七、八、九、十章；第十一章主述。
一、1959年上半年农村部分政策调整的缓冲和下半年批判右倾倒退的反弹。
二、1960年春，管区所有制退守到统一掌握粮食的底线，处于不完全的状态。
三、1960年冬，贯彻“紧急指示信”本意于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的调整滑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大搞阶级斗争的路径。到1961年春，三年饥荒达到最困难程度。
进入1959年，全国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国家粮食征购完不成，屡屡发生暴力抗征事件，而粮食销售却大增。全国各地时起闹粮风潮，比较统购统销还严重。毛泽东认为，粮食紧张的原因不在粮食本身，实质是所有制问题，是因为模糊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引起了农民的反抗，所以解决农村问题（或者说粮食问题），应从所有制入手。鉴于此，上半年，中央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分级分权，将所有制从公社一级下放到管区一级，并确认“生产队部分所有制”。稍后，又放宽了包括划分自留地的多项有利于社员家庭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对于公共食堂，中央也指示要体现参加食堂的自愿的精神，办法可以灵活多样。不过，与此同时，中央告诫全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不是方向性的转变，而是前进中的政策调整，因此，要特别警惕有人乘机否定我们的路线和方向，右倾倒退。人民公社是一个发展问题，不存在方向问题。调整政策，是为了更快地前进。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是遥不可及，毛泽东乐观地估计了这个过程的时间。
在四川，四川省委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止于管区所有制，而对包括划分自留地在内的多项有利于社员家庭经济发展的政策拒不执行。一不划自留地，二严格限制社员私有和私养毛猪，把政策能给予的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空间压缩到最大限度，这是四川农民的不幸。
即使如此，在农村政策调整的缓冲期，夏收前后，彭水藉着消灭空白土地的机会，放宽了集体和私有人增种的限制，集体和私人增种在全县发生。晚秋作物的增种，虽然季节紧促，全县发展也不平衡，但使部分社员家庭增加了收成，使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多少得到一些抵减。
但很快便遭到严厉的清算。清算不仅是对上半年缓冲政策的反弹，而是殃及全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被打断，全党全国直至农村基层开展“反右倾”运动，结果不仅部分开启和放宽的农村政策关闭和收紧，而且导致了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更大规模的“大跃进”，饥荒不可避免地走向深重，农民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后果的最大承担者。
庐山会议转向和会后的“反右倾”似乎证明了四川省委1959年上半年贯彻中央“分级分权”、“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适当发展社员家庭经济等政策的一系列消减作法的先见性。在中央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政治运动中，四川省委踌躇满志，表现了站在前列的政治立场。四川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倾，对所谓1959年夏季的邪气、歪风的反弹达到“矫枉过正”的力度，农村划类划到了每一位社员，发动阶级斗争，反瞒产私分，检举、揭发直到追逼、抄家。一些家庭自存的所有食物，能搜到的都不能幸免，举凡一小块肉、几个鸡蛋、几两食盐，直到一坛泡菜，为的是彻底消灭小私有、小自由，巩固公共食堂。
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狂热的春天。
1月，中央上海会议批准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钢1840万吨，粮6000亿斤。会议提出今后八年内人民公社从基本队（管区）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2月，四川省委召开一届三次会议，大会报告的题目是《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粮食计划产量800亿斤，五年内从基本队（管区）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2月，彭水县委发出指示，在省委“三个一”之外，增加第四个一，即“一个时间”。粮食计划产量保证6.2亿斤，争取6.7亿斤。同时，彭水县委《关于积极发展公社经济为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创造条件的初步意见》出台，要求五年内公社一级经济在三级所有制经济中达到60%。
是时，四川省委对农民吃粮标准的安排是：农事较少期间，争取每人每天吃四、五两（十六进位制，下同——笔者注）粮食，三月后保证吃半斤。彭水全县2696个食堂，每人每天半斤及半斤以下的1846个，占食堂总数的68.47%。
这就是1960年持续大跃进中的农民的吃粮水平。
四川省委的“三个一”，彭水的“四个一”，强求农事山上山下统一时间，统一技术规格，腊月种包谷，育红苕，正月下谷种，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花样翻新。同时，正是春播时节，新的一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狂热刮起。
太多的折腾，使我们失去了1960年的春天。
到1960年夏收前，粮食危机进一步加深，许多公共食堂难以为继，有的已经断粮断炊解散。对此，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全国推行贵州省委“口粮由基本核算单位（管区）定期发给食堂（生产队）”以巩固公共食堂的做法。4月，中央召开全国省市财贸书记会议，专议对粮食的全面管理。李先念给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基本核算单位统一掌握粮食，能够进一步加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有利于逐步向公社所有制过渡。中央指示：把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统统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保存和管理，任何动支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是一个先进的制度。中央对管区掌握粮食寄予厚望，企图以此化解粮食矛盾，巩固公共食堂，从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其实，管区所有制退守到对粮食的保存和管理的底线，说明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区所有制度，已经残缺不全。但这种残缺不全的所有制度却在现实中对粮食生产和消费发生着极大的破坏作用。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统一口粮标准，统一拔付的制度严重损害了生产和消费单位——生产队的利益。由于粮食存量的普遍低少，各生产队食堂之间口粮的不均状况，绝大多数不是丰裕和匮乏的差别，而是同处于不能免于饥饿的低标准水平的多寡的差别。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社员、生产队、管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凸显，加上对预期的不可把握，加剧了生产队和社员的“反制”行为。生产队瞒产私分，更直接地是趁收获时眼前有一点现粮，不要计划和标准，求得暂时的饱腹，一些干部正是在这种非正常和非公开的失序的运作中，获得了比正常状态下更多的贪污多占的机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在粮食成熟期间，盗窃集体种植的粮食的行为大量发生，延续于收获的全过程，甚至前移到青熟期，部分生产队到粮食收获时，达到了无粮可收的程度。
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走低。据以后审定的统计数字，全国比1959年减产15.58%，四川在1959年比上一年减产29.54%的基础上，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5.32%，而彭水的这一组数字则分别为44.86%和31.81%。但在当时，各级虽然没有回避对粮食形势紧张的认识，却没有放弃1960年是一个增产年的估计。
粮食危机是粮食产量连年大幅下降，导致供给不足造成的。匪夷所思的是，从上到下，却忽视这样简单的事实，不是从生产的根本上着手，而是一轮又一轮的反瞒产私分。尤其是到1960年夏收季节，管区所有制退守到统一掌握粮食的底线后，反瞒产私分更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七、八月开展的“三反”运动，四川省委要求“应把清算粮食和猪支的账目作为‘三反’的主要内容”。在彭水，“三反”运动最重要的目标即为反瞒产私分，解决粮食问题。到八月后，春天折腾的恶果终现。秋粮生产形势危急，一些地方出现罕见的秋荒。秋收时节，彭水县委即发出大抓代食品的指示。中央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提出一系列措施。在四川省，立足于1960年是一个小幅增产年的认识，四川省委认为群众生活安排关键在于管区能否掌握粮食，是一个掌握程度的问题。要求工作的着力点要放在反右倾，反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上。一定要把隐瞒的粮食全部挖出来，并由管区统一掌握起来。这样，本是粮食产量出现了与官方估计比较的巨大亏空引发的危机，又同样由官方层层组织的反瞒产私分来消弭，这真是残酷的悖论。
反瞒产私分也是一种政治，它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象是富裕农民及其利益的代表人。无论是七、八月的“三反”运动，还是九、十月反右倾，反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都充满火药味，先是“七查”、“五比”、“五定”、“五补”，后是小有变化的“一查二定三补”，一直延续到年底。上压下挤，逼人说假话，谎言重复一遍又一遍，被当成农民的口粮。三年饥荒到了1960年下半年已经是非常时期。这时的农民，不仅没有热情搞生产，而且身体也羸弱至不能正常承担农业劳动的地步。这时的农民最需要的是开放一点有限的空间。但是，事实相反，坚持管区统一掌握粮食，坚持公共食堂，坚持“反右倾”成为主政者的选择。宁可要农民的命，也不要政治的不正确。
11月，转机出现。中央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下发全国，集中而系统地重申曾经做过规定的一系列纠“左”的政策，其中包括不能用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计划的恢复农村集市等内容。史载：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紧急指示信”，毛泽东2日收到信稿，3日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并附言“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3日下午，“紧急指示信”发往全国。中央和毛泽东寄扭转危局的希望于“紧急指示信”的紧迫心情可见。
但是，与1959年庐山会议转向和会后“反右倾”中断纠“左”进程一样，历史在一年之间又发生了重演。毛泽东在了解到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后，认为是封建势力篡权，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提出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特别是其中的三类社，要再来一场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补课，还有肃清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的补课。四川省委的敌情意识更强烈，省委第一书记说：贯彻“紧急指示信”纠“左”，突然间来一个整三类社，给反革命一个打击，挖掉二、三万个坏分子，斗争完全必要。整风整社运动从1960年12月开始，到1961年5月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基本完成，历时五个多月。集中优势兵力，解决三类社，打击阶级敌人，夺回领导权，成为破解危局的关键。这样，在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无异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最困难时期，疏离了“紧急指示信”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偏离了全力投入挽救已经急速走向崩溃的农村经济的路径，耽误了救灾救命的时间，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官方档案资料显示，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彭水全县人口死亡31564人，占三年饥荒死亡人口的44.55%；龙洋公社黄秧坪八个生产队同期死亡人口占三年饥荒死亡人口的65.29%，根据留存的人口死亡登记的原始记录统计，大部死于冬春两季。
两次转机演变为更深的危机，盖出于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的思想牵引着全党上下的视线，转移着全党上下的着力点。庐山会议，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出现，视为“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庐山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后，又把“反右倾”运动推向全党全国，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使本不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更加形同虚设。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毛泽东在完成这一过程后，踏上了权力专制的不归路，而贴近这不归路的第一场政治灾难便是三年饥荒。
五
从1961年6月，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退却，公共食堂陆续解散，管区所有制基本空转，到1962年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原高级社），在此期间，农村政策处于调整的准备阶段。这是饥荒仍在继续，但容易被忽略的一段时期。本书的第十四、十五章即对这段时期作历史的叙述。
公共食堂解散时，大多数地方已经收完吃完，食堂无存粮，社员空身离去。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难以维系，生产队一级在政策调整时期，徘徊观望，无所适从。夏收后，全县空地陡然增加，在消灭荒地的紧迫形势面前，彭水县委对逐渐兴起的私人增种取妥协态度。在集体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个体的自救膨胀起来。但大量的、分散的私人增种，在自发的状态下，农民家庭之间的差别和不平衡显现出来。
经过两年多饥荒，农村各个家庭在人口健康状况、劳动力、生产资料占有等方面发生不同变化。人口健康（无病或少病）、劳动力保存较好、具备基本的生产资料（种子、肥料、农具等）的家庭处于优势地位，增种的规模较大，绩效明显。农村各级干部家庭是这类家庭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家庭结构尚未解体，人口和劳动力保存较好一类家庭也能随势跟进。而另外一类家庭，增种则困难重重，有的则完全没有增种的能力。这些家庭或者家庭结构解体，或者人口健康状况恶劣，或者劳动力受到严重损害，或者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等，构成了这段特殊时期的弱势人群的主体。到1961年春，全县共有孤儿2505人；五保户1939户，2696人，户均1.39人——多数家庭是孤老；困难户13732户，45269人；同期尚有肿干病员1—1.2万人；他们大致占到全县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在自救中，缺乏基本的应对能力，且容易受到各种伤害，这段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在他们之中。
六
本书第十二章专述三年饥荒时期的主要流行疾病——肿干病。第十三章专述公共食堂。
1959年春，彭水一些地方已陆续发生水肿病人，自此，肿干病即流行于全县各地，缠身于农民，多次出现发病高峰。1962年夏收后，规模性流行才逐渐收尾，全县重点转入对晚期肿干病治疗。但直至1963年七、八月，全县尚有数十名两年以上病史的肿干病人。
三年饥荒的一幅幅悲惨的场景中，遍及乡村的肿干病人和肿干病房很难令人忘记，那简直就是农民身心痛苦的渊薮。持续的粮食和副食品的低标准供给，大量采食野生植物，长期营养不良造成肿干病。三年饥荒中，大量农民都是在经历了肿干病痛苦的折磨后，走向了死亡。所以，本书特设专章叙述。
三年饥荒时期的农村公共食堂是这样一个平台：它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的载体，是最具集体化特征的生活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物诸多矛盾，直至人性善恶的纠结地。它承载的太多，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也太多。
公共食堂制度的设置，产生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各级基层干部、食堂管理员和为食堂服务的其它人员直延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一部分是接受服务的一般成员。在伙食团统一掌握口粮，统一在食堂吃饭，口粮标准使人人不能免于饥饿的情况下，多吃多占成为前者“贪污和浪费”的主要内容。这不是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诠释的，也不是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能解决的，在这里，政治诉求已经退居其后。但是，这种多吃多占是残酷的：同样处于不能免于饥饿的低标准水平，现在，其中的一部分人——即使是少数人为求得一饱或求得高一些的口粮标准，就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在不能免于饥饿的水平线上继续往下坠落，例如每日8两，只吃到7两、6两甚至更少。这里，两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发生明显的差异。后者受到侵犯的是生存权、生命权。“反制”行为大量地发生于后一部分人。笔者采访的大多数农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如果做不到“多吃多占”，便采用各种方法盗窃集体粮食，而暴力伤害的违法乱纪行为大量发生反盗窃行动中，这后一部分人成为受伤害的主体，不少农民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制度的设置，即使实行管区所有制，既然没有公共食堂，粮食就必然要分配到人到户，不管按劳和按需的比例多少，不管管区将如何调配生产队之间的收入（以示管区所有制的地位），一家一户安排生活的格局将维持下来，家庭副业——种植蔬菜、饲养牲畜等将顺理存在，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单位将发挥家庭自救能力。而且，由于没有公共食堂，以暴力伤害为主的大量违法乱纪行为将缺少一个平台。
三年饥荒中的公共食堂制度实在是一个残酷的制度。
七
关于1959—1961年粮食生产遭遇危机引发饥荒的主因，在分析了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公社规模过大的“习惯的假说”后，林毅夫认为“更有可能从1958年秋集体化的性质从重复性博弈变为一次性博弈中得到解释”。林用1958年集体化的自愿运动结束后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家庭责任承包制兴起前农业生产率既低于集体化前单个家庭生产时期的水平，也低于1952—1958年自愿集体化运动时期所达到的水平的结果证明他的“一次性博弈论”。
林认为在“一次性博栾”的激励结构中，不可避免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结果，它贯穿于整个强制性时期。1958年集体化的自愿运动结束后，农村经历的公社、管区、生产队基本所有制阶段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林毅夫从表现生产关系性质的根本切入，可谓把握了事物变化的规律。
但是，虽同属强制性时期，与1962年后的农业经济徘徊不前，农民生活困苦的历史场景比较，1959—1961年三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断面，它特殊在于发生于经济建设和平年代巨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在关注贯穿强制性时期的连续性制度安排的同时，也要关注这个特殊时期中若干歧异的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所发生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很难全面深入地解析这一场人类历史上非常惨重的灾难。
农村集体化强制性时期肇始阶段的公社和管区所有制较1962年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规模更大。公社所有制虽然仅存在几个月的时期，但因为它不仅严重地剥夺了个体物权，而且也拆除了原农业合作社集体之间的物权边界，其对农村基础的经济层面破坏十分严重。管区是以高级社时期的联社为基础组成的。1958年上半年，成都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加快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速度。彭水的高级社在此期间基本上以原来的建制村组成联社，但各分社（即高级社）仍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社是松散型组织，不是经济实体。成立人民公社后，联社成为管理区（简称管区）。管区下辖若干生产队（原高级社）一般200户左右规模。分级分权后，公社所有下放到原本就不是经济核算单位的联社（管区）一级，松散型的组织成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经验和物资的准备。管区所有制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生产队与管区之间生产和分配分离的矛盾。管区所有制退守到对粮食的保存和管理的底线后，管区和生产队两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生产队和社员的“反制”，使管区经济核算功能徒具虚名，生产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比较1962年后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显然，肇始阶段的公社和管区所有制对生产的阻滞和破坏要严重得多。
公共食堂不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但却是集结各方面利益的最重要的制度。解析三年饥荒，断不能轻视它，其对民生的损害前已述及。
三年饥荒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大跃进”。自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一直延续到1960年。伴随着“大跃进”的是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它们对农业生产的损害，本书有详尽的记录。它们的表现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空前绝后，而且是民族的和国家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竟然集体性的低水平到这样的地步，实在是一种耻辱。
还有高征购。高征购发现于事后，因为征购指标出自当年虚高的产粮指标。各地产粮指标的虚高程度不一，导致高征购的程度不一。三年饥荒中，按以后核定的实际的产粮指标计算，高征购十分严重。1959、1960年，全国征购分别占总产的39.7%、35.6%，四川省1959年征购竟然占总产的48.67%。彭水1959、1960年征购都在4000万斤（原粮）以上，以后多年都未达到此水平。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按当年虚高的产粮指标高征购，高减产后高征购，一减一增，农民在勉力完成征购后，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而正是在粮食极端困难的1959、1960年，国家出口了以数百万吨计的粮食，大大地降低了国家粮食储备水平，一段时间，连京、津、沪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
上述种种，都离不开政治的参与。前述的三年饥荒中的两次转机演变为更深的危机，都证明了政治参与的强势。
在农村，这种政治参与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言必所称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阶级划分是阶级斗争的基础条件。中共通过区别“依靠”、“团结”、“打击”等的不同层面，授以不同阶级的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连带经济利益）的方式，在以“大多数”原则的格局解决中共政权在农村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用形而上的政治建构割裂乡村社会，而这恰好为中共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运作提供了主动权。在三年饥荒中，无论是对地、富的一轮又一轮的打击，或是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场又一场的批判，阶级斗争都得到活生生的运用。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是发动和组织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三年饥荒中，每年的冬季到翌年的春季，都开展了对农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之中，各类运动不断。国家的各种制度、政策安排，都要通过运动进行宣教，旨在扫除障碍，统一思想，贯彻执行。运动中，除维持既有的阶级划分的基本格局外，照例要对成年的社会成员分类排队，即使对依靠力量的贫下中农也要划出左、中、右。每次运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他们走在前面，带动群众。在运动中，组织上不但要相信和依靠积极分子，而且一场运动结束后，还要加以表扬和任用，“论功行赏”。而被组织发现、培养并任用的积极分子为了表现忠诚和出成绩，他们的斗争性强于一般群众，自土改以来，农村每次运动的暴力斗争大多出在他们手上。即使出了问题，组织仍要坚持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除非其忠诚发生了变化，否则很少让他们受到处分和承担责任。这一政策运行的结果，使政治运动中积极分子的地位日重，主要经过政治运动选拔和培养各级领导骨干的比重不断加大。这也是中央的极“左”路线在向下中非但得不到弱化，反而是愈向下愈放大的趋势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群众中划左、中、右，还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这种每次政治运动对社会成员的整合的机制，都会触及到人的具体利益，即使不明政治为何物，但争取利益最大化，却是人的普遍心理。最终，机会主义的生存手段成为几乎所有人的选择。表面上的统一意志，内里的一般散沙，社会的能量被碎化。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运作的手段，使农民基于求生存和发展的力量遭到分化瓦解，被内耗、衰减，而深陷被动，而国家的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通过阶级斗争强行开路，得以施行。农民的“反制”，大多只停留在消极怠工，偷窃拿摸等分散的非组织的被动行为上。在这种情势下，国家与农民的博弈既不平等，也不均势，是一种偏移的互动，以国家名义的意志终不可抗拒。农民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国家的政治清算也只有在其自身遭到危机甚至是存亡的危机时才能进行。
八
三年饥荒是一场政治灾难，这是《粮食的历史》的结论。
1959—1961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称谓已经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到“三年困难时期”的变化，但笔者更愿意用“三年饥荒”的称谓表述。
后记
2005年春，我决定撰写一部三年（1959—1961）饥荒的地方专题史。
我在彭水、涪陵区、四川省档案馆和其它有关部门档案馆（室）查阅了对外开放的三年饥荒时期及相关年份的大量档案资料，仅在彭水档案馆就查阅了上千卷。在对丰富的档案资料阅读、分类整理后，我进行了乡村调查，陆续到过县内二十多个乡，七十多个村，调查采访了数百名亲历者、当事人，除对文档记录中重要史实、典型例证进行验证外，还获得了丰富的口述和图像资料。在撰写过程中，我仍不时根据需要在各级各类档案馆查阅档案和下乡采访调查，尽力避免似是而非的瑕疵。
本书是一部实证记录的专题的地方史，全书史料均采自各级各类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凡所采用的史料，除少数文字上的梳理外，尽量保持原貌，对基本史实内容（情节、数据等）均无变动。例如对彭水1959—1961年人口变动的情况，即使有数种估算、分析，但我采用的完全是官方的档案文本，并据此作出分析。
我希望它是一部经得起检验的三年饥荒的地方专题史，一部信史。
在调阅档案和下乡采访中，我得到了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工作人员和众多受访者（他们中多数是老农民）及乡村干部的积极配合。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不少朋友给予我关心、鼓励和帮助。这里，我一并表示深深的謝意。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很难说我能不能坚持完成这项工作。
《粮食的历史》每章提要
第一章：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实现国家工业化，使粮食统购统销成为国家政策。这种在和平年代用政治强力建立起来的准“余粮收集制”剥离了生产者产品贸易直至消费的自主权，农民内生的种粮积极性受到平抑，在粮食生产和粮食蓄备仍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彭水农民捏着不大的粮袋子走进了“大跃进”的1958年。
第二章：以常识论，在种植面积、耕作技术、农业气候等主要条件接近的连续农业年之间，粮食产量的升降幅度应呈平稳态势。但1958年却创造了“大跃进”的神话，将至多就是一个连续农业年之间的平常的增产年演变为增长数倍的特大丰收年。政治家需要神话的存在，使1958年终至成为走向三年饥荒的前奏。
第三章：1958年公社化后，短短半年时间，一方面，“一平二调”实行生产资料和大部生活资料向公社所有制的迅速转变；另一方面，“一平二调”又主导了半供给制和半工资制分配制度的改革。“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粮食供给制被宣传是共产主义因素的体现。但是，随后的事实是，因为粮食供给的不足，公共食堂普遍地实行低标准定量，粮食供给制改变为“包两头，中间评定伙食基本分”的办法，农民一脚踏进了饥荒。
第四章：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整社运动奠定了1959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基础。围绕粮食生产的高指标，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大幅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少种”寄希望于并不现实的“高产”。而实际上，反科学的过度深耕和密植等技术措施连正常的粮食产量都难以实现。“左”的愈向下愈膨胀的张力，主导了1959年的开局，不幸的开局为1959年埋下了隐患。
第五章：基于粮食问题是表象，实质是所有制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应从所有制入手的认识，中央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大队一级，“分级分权”后，随之，又决定对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的自由度给予一定限度放宽。但在四川，不划自留地，多方限制社员私养毛猪，社员家庭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被压缩到最大限度。1959年开局埋下的隐患渐次出现：小春减产，耕地大量荒芜，大春作物播种面积不足，普遍长势不好，病虫害严重……
第六章：1959年秋后反右倾大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完成了纠正右倾倒退——收回（部分地方划出的）自留地、蔬菜地、饲料地，大部收回私养毛猪，取消小自由、小私有后，最终演变为一场粮食问题上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右倾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从上到下不能面对现实，宁“左”勿右，浮夸虚报，掩盖粮食危机，使农村形势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
第七章：“反右倾”运动导致1960年更大规模的“跃进”。四川省委的“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到彭水加上了“一个时间”。强求农事山上山下统一时间，统一技术规格，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花样翻新。同时，正是春播时节，新的一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狂热刮起。太多的折腾，使我们失去了1960年的春天。
第八章：从中央到地方推行由管区统一掌握粮食，企图以此化解粮食矛盾，巩固公共食堂，但现实是管区统一掌握粮食不仅实施困难，而且因为产品分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地损害了生产单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对预期的不可把握，加剧了农民的消极作为。管区所有制退守到统一掌握粮食的底线，已是末路。在这场博弈中，没有赢家。
第九章：“三反”中，粮食问题不能回避，各种矛盾纠结于此，部分农村干部的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在粮食问题上最为普遍而且严重。在“三反”中，既解决干部的违法乱纪问题，又通过反瞒产私分解决粮食危机，而问题在于，没有粮食增产增收的前提，在反右倾的高压下，反瞒产私分的结果只能导致掩盖矛盾，加深危机。
第十章：1960年秋收后，从上到下虽然没有回避对粮食形势紧张的认识，但却没有放弃1960年粮食生产是一个增产年的估计。在四川，贯彻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反瞒产成为重头戏。彭水在现实困境面前，坚持反右倾，从上到下层层反瞒产，追、逼、查、搜直至社员家庭。其实，粮食的危机就在粮食本身，就在粮食出现了与官方估计比较的巨大的亏空。
第十一章：《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寄予了中央和毛泽东迅速扭转形势的希望。但是，形势的发展留下的是遗憾：着力于生产关系的政策调整滑向了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封建主义）复辟，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大搞阶级斗争的路径。四川，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转机演变为危机：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形势继续恶化，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发生，是三年饥荒中最困难时期。
第十二章：肿干病是三年饥荒时期主要的流行疾病。本因长期粮食和副食品的低标准供给而营养不良造成，但一段时间，上下对此讳莫如深，而当面对现实时，处于最低谷的地方和农村集体经济以及医疗方面人员、技术、设备的落后，却难以应对这样大规模的流行疾病。农民成为残酷的死亡痛苦的最大承担者。
第十三章：到1961年春，公共食堂已是沉疴缠身。从《农业60条》的“三月草案”到“六月草案”，公共食堂的退却，经过调查试点，步步为营，从容审慎。在这散与不散的政治决策之间，农民生活艰难，非正常死亡随时发生。
第十四章：农村公共食堂解散后，农村形势呈现复杂的局面。在农村政策进一步调整的准备期间，本已是低效率的集体生产严重失序，农民自由经济活动的间隙增大，但农民家庭的自为自救能力强弱不一，在缺乏社会救助和经历了两年多严酷的饥荒后，差异凸显。同时，“右倾倒退”的个体经济不被容忍，并被视为一切恶果的归因，反右倾倒退仍为必然选择。
这是饥荒仍在继续但容易被忽略的一段时期。
第十五章：进入1962年，度过春荒，夏收和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成为三年饥荒的转机。农村体制退到生产队止步。即使这种“统一经营，集中劳动，评工计分，按工分分配”的集体化经营模式并非全体农民的自愿选择，但在国家政治的强制性面前，农民愿望的实现还需要等待和付出代价。
《粮食的历史》第十三章（节选）
（本章提要略）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准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这是形势所迫。
1961年，国家进入第三个困难年头。农业、轻工业急速下滑，国民经济持续恶化，已接近于崩溃。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危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1960年苦苦支撑的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铁路运输，进入1961年也不可遏止地跌落下来。
危机集中在粮食问题上。以后，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讲：“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它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在同一次会议上，陈云讲：“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中央和毛泽东再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10章60条，简称《农业60条》。《农业60条》于3月23日通过，作为草案下发试行，后来称为“三月草案”。《农业60条》“三月草案”在八届七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4月5日），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解决得比较到位的是社队规模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例如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载入条例。
但是，“三月草案”中，基本核算单位还是定在生产大队（管区）一级，仍然规定分配上供给占三，工资占七的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仍规定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这些规定，维持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仍在保护“共产主义因素”，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其中，首当其要的是公共食堂制度。
先在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公共食堂难以为继，应当解散。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饿死人的原因，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而是“五风”造成。①
4月10日，胡乔木在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中坦陈，“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②
5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到邯郸调查的情况，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能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③
其间，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省一级）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向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这是大势已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再次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研究修订《农业60条》和继续整顿“五风”的问题。6月15日，中央发出讨论和试行《农业60条》（草案）的通知。《农业60条》的“六月草案”比较“三月草案”有了新的突破——
1、关于公共食堂。将原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当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2、关于供给制。供给占三，工资占七的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被否定，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自此，人民公社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都被否定。
3、关于山林问题。明确了山林的所有权：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实行计划采伐。“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和路旁的林木，分别划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
在上述突破中，“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具有重要意义。三年饥荒时期的农村公共食堂是这样一个平台：它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的载体，是最具集体化特征的生活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的一项最重要制度；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物诸多矛盾，直至人性善恶的纠结地。它承载的太多，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也太多。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农村公共食堂的出现本就严重先天不足。
彭水第一个农民集体食堂成立于城郊乡上游高级社第六生产队。时间，1958年7月24日。
7月24日前，从6月中旬开始，第六生产队办起了农忙食堂。农活紧张时，中午集体吃饭，由社员按人头凑粮食，专人煮饭，送到地头。这样，虽也提高了一些劳动效率，但社员早晚还得回家煮饭和饲养牲畜，分户凑粮食也需要时间，而且往往为粮种和粮质的差别闹意见。因此，农忙食堂集体开伙并不多。
其时，彭水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以实现农纲为目标，彭水县委提出在五年内把彭水建成繁荣、富强、康乐的新山区。到1962年，也就是第五年，粮食产量达到6.94亿斤，亩产820斤，人均1550斤。很快，彭水实现农纲的步子提速。7月23日，县委提出当年（1958年）达到原定五年完成的目标。在批转县委驻城南工作组《关于严密劳动组织，迎接大丰收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批转语中，县委指出，上游高级社第六生产队在农忙食堂的基础上发展到居民点集中，办常年食堂，符合多快好省生产大跃进的需要。苦战两年，明年实现每人万斤粮千元钱，即可大大改变山区面貌。现在两家挤住一间破草屋的辛苦生活，是为了后年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社会主义生活。
工作组的《报告》称，上游高级社第六生产队秋收在即，是一个史无前例动人心弦的大丰收，水稻估产比上年增产50%，包谷70%，红苕栽插面积比上年翻六番。而计划中的小春播种面积将由1958年占耕地面积的51.9%扩大到93.3%，土地深耕到1.5尺，密植由上年每亩下种十多斤，增加到二十多斤，三十多斤，以至于百多斤。季节要求提前半月，一月。这样的用工量，这样短的时间，要求有高度严密的军事化的劳动组织，战斗化的行动。农忙食堂已经不适应全面的大跃进，要解决全面大跃进和劳力不足的矛盾，就要集中居住，集体生活。
7月23日，第六生产队用一天的时间集中，全队除富裕农民唐顺芝、彭惠珍不愿搬家外，其余各户把粮食、肉、油等副食，牲畜及日常生活用品搬迁到队里农户居住相对集中的湾里，有七户社员让出12间半房屋做人员居住、食堂、仓库、猪牛圈栏之用。7月24日，第六生产队常年集体食堂开伙。全队安排炊事员3人，养猪4人，放牛3人，占全队44个劳动力的22.7%。集中以后，自留地自觉取消了，粮食由生产队统一掌握、统一使用，社员只管生产劳动，吃饭，休息。粮食、附产物等一律不再进行分配，由生产队统一掌握使用，年终决算由现金归补。集体使用社员房屋，采用租赁方式，猪一律折价入社。家具社员需要，社上用处不大的仍归社员所有；社员用处不大，社上需要的折价入社。伙食吃多少算多少，以户为单位，每月算账，年终决算。大菜（肉、豆腐、豆芽等）吃多少算多少，多吃多算；小菜（豇豆、南瓜、茄子等）按三岁以上人口均摊，三岁以下无偿供给。
工作组的《报告》认为，常年集体食堂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个体生活所具有的自私观念，树立了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从前不积极出工的社员再也没有借口了。这种高度严密的、军事化的劳动组织，对完成大跃进的目标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报告》同时也反映了部分社员的顾虑：集中居住，生活不方便。吃好吃孬，吃软吃硬，人来客往，饲养牲畜，自家才好计划安排。富裕农民更说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上屋搬下屋，要赔三斗谷”，留恋一家一户的生活。④
此时，农村集体食堂已在全国各地兴起，像河南、安徽等省更是走在了前面。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集体化发展的重大创举。在四川，《四川日报》对农村集体食堂做了多篇典型报导。
距彭水第一个农村集体食堂产生不到二十天，至8月14日，全县已建立农民集体食堂3567个，参加农户57738户，占全县农户70.14%，每个食堂平均16.8户。其中，常年性集体食堂2526个，占全县集体食堂的70.81%。汉葭区一夜之间办起491个，下岩西乡一夜参加食堂1544户，拿出粮食3万多斤，余家社社员王登志把四年多的陈粮1180斤交给食堂。靛水中心社年近八十的杨珍秀一听办集体食堂就将自己的大锅、桌子等家具，还有舍不得吃的20斤大米给食堂，红旗三社彭光定把500斤腊肉也交给了社上。按彭水县委8月16日《关于农民集体食堂的情况通报》描述：许多农民把古老的“灶王爷”推垮了，把自己的锅、盆、碗、桌都搬进食堂，一心归食堂了。
《关于农民集体食堂的情况通报》总结了兴办集体食堂的经验：政治挂帅，作好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参加集体食堂是对农民千百年来个体生活习惯的重大变革，农民会有许多顾虑，特别是富裕农民的顾虑和抵触更大。珍加乡一村二社食堂136户，拥护和积极参加的44.8%，态度不明朗、随大流的37.6%，抵触不通的17.6%共24户全是富裕农民。他们有的东躲西藏，分散粮食，怕食堂不长，以后挨饿。有的闭门杀鸡吃，把大小鸡鸭菜蔬拿到集市卖掉。有的痛哭流涕，说“瘸的把不瘸的也扯瘸了”，“以后做来够吃就行了”。针对种种思想问题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集体食堂的优越性，处理好具体问题。对地富反坏分子的造谣破坏活动则要予以揭发和打击。二是坚持自愿原则，贯彻阶级路线。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他们坚决、积极、爱社如家、顾虑少，思想觉悟高。食堂的管理员应该让贫农、下中农中群众公认的大公无私的社员和干部担任。三是加强食堂管理，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依靠群众办好食堂。食堂内要设文化教员、宣传员、读报员、卫生员。定期公布账目，接受群众监督。四是做好各类物资的投资工作。食堂要公开挂出粮、菜、柴、油、盐等的牌价，规定交纳数量，发动社员积极投资。粮食多，多投资，这是最大的光荣。要把富裕农民存有的部分粮食动员出来。低平地区粮食成熟可发扬协作精神支持半山以上未成熟地区。木柴按定量交食堂。食堂按一家一桌编席，吃多少记多少，半月一次结账，公布账目，让社员知道投资了多少，吃了多少，相抵后归补多少。五是食堂规模不宜过大，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提倡将分散的农户向居民点集中。食堂对小孩、老人、病人、产妇等在生活上要进行必要的照顾，允许这些人在家自开伙食。⑤
一周以后，至8月21日，全县农村集体食堂又有新的变化，总计3712个，参加农户62874户，占全县农户78.72%，每个食堂平均16.93户。其中常年食堂2244个，占全县农村集体食堂60.45%，比较一周前减少282个。岩东乡两天之内组织61个食堂，社员投资粮食214000斤，空出房屋36栋108间交集体使用。
8月21日，县委决定秋收之后，不再分配粮食及附产物，社员的应分粮食发给粮票，凭票吃饭，年终决算由现金归补。县委指出，要大力进行农村集体食堂的巩固工作。由于一些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思想不稳定，加之管理工作跟不上，甚至有混乱的现象，造成部分食堂的不巩固，松松散散。不少食堂蔬菜供应紧张，应迅速建立蔬菜基地，专人种植蔬菜，并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现有的蔬菜，积极向食堂投资。⑥
谁也未曾料到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在全县兴起的由社员投资，自付盈亏（吃饭要算账）的农村集体食堂仅仅才一、两个月的时间，尚立足未稳，就由体现人民公社“供给制”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替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但公共食堂产生不到一年，便危机凸显，解散和划小食堂的呼声四起，何去何从，发生不同意见。庐山会议一锤定音，公共食堂成为两条道路斗争的敏感问题。但进入1960年，公共食堂危机陷得更深。中央和毛泽东不甘心人民公社的这一重要制度中途而废，又一次以贵州省委整顿公共食堂的报告为发端，在全国大力整顿公共食堂，特别是实施由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措施，强力维系公共食堂。尽管公共食堂弊端丛生，危害深重，早已怨声载道，但纠正困难。
1961年上半年，正是三年饥荒最困难时期。连续两年粮食大减产，粮食供给紧张。农民大多时间处于饥饿之中，体质体能严重下降，羸弱不堪，疾病大规模流行。四、五月，全县肿干病人数最高达到21500人，加上妇女子宫脱垂、闭经及各类杂病患者，发病人数在五万左右。此时，粮食供给出现新的危机局面：大量公共食堂已无自存粮，反瞒产私分无济于事，国家返销供应成为农民口粮的主要来源。
至1961年1月13日，全县农村集体存社员口粮7027200斤，上年底全县农业人口315700人，按此计算，人均口粮为22.25斤。到2月，全县依靠国家供应口粮的管区386个，占管区总数80.75%。3月，县委第一书记向地委汇报：自一月开始，全县粮食家底，除上述的集体存粮外，国家供应农村口粮12144700斤，加上集体存粮外，人均59斤，按每人每日保证半斤贸易粮计算（即算大账），可以吃到5月13日。但具体到不同的区、社，由于自存粮的不平衡（一部分管区，生产队自秋收后即依靠国家供应粮过日子，一部分管区、生产队粮食产量存在虚空数），则不能一概而论。全县478个管区，366个管区安排到四月底，36个管区安排到五月底。有442个管区需要补充供应，补充供应面92.46%。⑦
4月1日，彭水县委向涪陵地委提交了要求增加粮食供应指标和减少粮食外调任务的正式报告。报告称，通过检查，部分地区生活安排不好，春荒露头，无供应指标，口粮不能落实。主要是过去有部分地区说了假话，库存家底不清，这次露了马脚。下岩西公社何家管区年底安排生活时，支部书记赵永祥说假话，虚报晚秋作物产量，自报自有粮可安排到四月底，但到3月18日管区粮食已尽，管区缺粮近万斤。沙坪公社新华管区自报口粮可以吃到小春产新，而到二月中旬就发生断粮停伙。至三月底，全县集存社员口粮179万斤，国家供应粮除已供应的指标外，尚余2769400斤，两项合计4559400斤，平均每人约14斤，算大账只能吃到4月28日。全县安排到五月中旬，需粮食811万斤。除集体存粮和已有供应指标，加上各区、社挖出的695600斤外，尚需地委增加供应指标2684400斤。清仓盘点全县国库，至3月31日，库存979.88万斤。在夏收前，县必须供给的社员和非农业人口口粮，病号补助粮、工业用粮等为1077.16万斤，与国库粮食相抵后，尚差97.28万斤。今年上半年粮食外调任务650万斤，地委前已批准减为500万斤，实际完成321万斤，尚差179万斤，现已无力完成。报请减免后，全县还有近100万斤的缺口。⑧
这是彭水县委向上级党委要求增拨粮食供应指标和同时减少粮食外调任务的第一份正式报告，在此之前，没有过这样的报告。报告敞了全县粮食（包括国库存粮）的底，确是岌岌可危。
4月26日，郁山区向县委报告，全区粮食库存与供应指标相抵，差32万斤，而且，这也是从大账来看。报告称，“各公社的供应指标和4月20日止的粮点粮食库存数比较，大多数公社问题严重，如稍有忽视，就有停伙断炊的危除”——报告在特别指出这一问题后，列表显示了各公社的情况：除联湖公社外，其它八个公社与供应指标相抵后，库存都是负数，即是说，郁山区大多数公社都需要从外地调粮。⑨
由于农村口粮主要依靠国家返销供应，而国家粮食库存点在全县分布又不均衡，粮食内调面广、量大、任务重。有的调进粮食的公社，管区距离粮食调出地，往返一、二百里甚至更远，主要靠人力运输，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粮食的损耗。而且，在调度上也存在诸多困难，各公社、管区因信息流通不畅，情况不明，调度也不及时，造成局部地区断粮。有的调出粮地区，希望少调或不调，运粮者徒劳往返时有发生。
这种粮食供给的局面，更加深了公共食堂的危机。
“四关”难过，大多数社员吃不足半斤贸易粮。除了国家返销供应外，集体和社员个人粮源枯竭，面对如此低的粮食供给标准，而且严重缺乏蔬菜和副食品，在几乎人人都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存的威胁时，各种形式的“多吃多占”在少数人中普遍存在。人人都吃足标准，没有损耗是不可能的。靛水公社张家坝管区社员张家碧说：每天半斤粮，炭筛筛了米筛筛，米筛筛了格筛筛，格筛筛了面筛筛，落到我们口里只得一半了。只是经过两年多的饥荒，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累积造成的人的体质体能的更加衰弱，“四关”难过现象造成损害更深。
在一些地方，食堂用粮出现了新的办法：干部出差、开会要补助，犁土、担水、砍柴要加饭，干重活吃双份，甚至用生粮熟饭作小包工的报酬，而这些粮食都要从社员人平半斤贸易粮中抽取。弱者愈弱。
3月到4月，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检查了全县部分公共食堂，发现问题严重——
大同公社5357人，到二月底有口粮126825斤（国家供应粮97825斤，管区自有14000斤，公社储备粮15000斤），人均23.5斤，按人均每日半斤贸易粮安排，可吃到四月中旬，接小春差近两月口粮。该社大河管区自2月17日就无口粮拨付食堂。除一生产队有1500斤增种粮食自行解决没有停伙停炊外，其余三个食堂停伙停炊，各家各户自行上山挖蕨根渡日。有劳力的家庭，勉强能挖一天吃一天。受病户日子难过。社员苏远成一家七口人，三个劳动力，自秋收后一家人多数生病，被逼无奈，苏远成带病上山挖根，挖几锄就昏倒了，全家生活只有靠别人淀过粉后丢掉的蕨根渣过日子，生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像这样的家庭，共有15户。二生产队179人，有严重肿干病的26人，面瘦如猴，走路偏偏倒倒的11人。惊蛰都逼近了，管区90%的耕地还未动铧。三生产队的三支耕牛，由于饲养员整天上山挖蕨根，解决自己口粮，长天不给水草，活活冻饿而死。⑩
靛水公社板栗管区，295人，3个食堂。社员每天只能吃到5—6两贸易粮，集体没有蔬菜、代食品，每天每餐清水稀饭。96个劳力每天出工40多人，肿干病员48人。出工的劳力每天干活3—5小时。驻队干部张国华同管区干部开小锅小灶，一个半月不给粮票。吃牛肉，社员吃几两，他们吃几斤。88人到黄家坝运粮，往返七天，每人每天补助口粮2.5斤，运回后每人都差秤。大队会计李世泽运80斤，补助17.5斤，差秤9.5斤，还在粮食里掺杂发水。管区运粮7000多斤，补助加差秤减少1800斤，是120人一月的口粮。（注11）
高隆公社场上食堂过年前后，两个多月未吃过菜，食堂每天净光煮一干一稀两餐饭，有时连盐开水都没有。1月15日到23日，八天未吃盐。管理员代启超40天就盗窃社员口粮、饲养粮248斤。煮饭时，他先就一顿回堂饭。他在秤盘上加两个小铁环，一斤饭少2两，多出的饭，干部和炊事员分吃。据查，食堂菜种还有青菜半斤，四季豆5斤，莴笋4两，皮菜1.5斤，海椒半斤。南瓜、豇豆、茄子绝种。这个公社的岩脚食堂少数社员运粮私分247斤，食堂管理员上任三天盗走粮食63斤。干部吃头道净粮食饭，掺水掺代食品的饭社员吃。腊月二十七在队长家里查出大米10.7斤，包谷10斤多，豆子6斤，小麦5斤，熟饭2斤多。这个食堂从冬月到过年死亡32人，几乎天天埋人。原有毛猪32支，现有3支（其中1支病重）。早熟作物到3月3日只有4亩洋芋。春耕春种生产未动。（注12）
青平公社11个管区72个食堂，9个管区62个食堂人平计划不到半斤贸易粮，其中7个管区48个食堂人平计划6两贸易粮。经过运输、加工、干部、炊管四道关后，社员能吃到口里的不过4—5两。太平管区五生产队一级劳力每顿只有6两4钱熟饭。多数食堂缺菜，喝白开水的有10个食堂。集体的蔬菜地吃菜连根拔。目前，连普通的牛皮菜、白菜也绝了种。对9个管区6111人的统计，杂病不计，肿干病有416人。新民管区690人，肿干病员138人。太平管区五生产队40个劳力，肿干病员28人，严重的15人，已倒床不起的10人。（注13）
城郊公社亭子管区八食堂，在人平只有半斤贸易粮的情况下，规定运粮、进城办事（例如买盐）、耕地等实行口粮补助，再加上干部和炊管人员多吃多占，使大部分社员只能吃到不到四两的贸易粮。该食堂69人，最近一个多月，死亡9人（全是劳动力），14个肿干病号大多为男劳力，以致有人死后，本队抬丧上山的人也没有，管区只得从其它队调人帮助。该队毛猪全部死光。（注14）
大厂公社的食堂大多是一锅一灶，有桌无凳，社员不在食堂吃饭，锣响打饭回家。更主要的是，由于遭到种种尅扣，社员实际只能吃到4—5两粮食。一是运输偷粮无人管。四管区团结食堂5人运口粮来回半天的路程，用了三天时间，吃粮26斤。二是干部多吃多占。三管区大队长罗永奇（公社派驻的外大队干部）1—3月，除多吃外，还退生粮46斤12两，等于三个社员一月的口粮。四管区兰木食堂，管理员吴应高给自己亲家简德和称饭，一顿多称4斤14两，而老实社员赵顺珍一家3斤饭就少称了1斤。三是口粮代奖励。五管区四个食堂，犁土一亩称饭1斤，多犁一分加饭2两。社员秦左碧挖蕨根62斤，称饭1.5斤，社员李德秀体弱多病交7斤，称饭3两。四管区团结生产队少数社员给粮站运粮差数，粮站就扣食堂的供应粮，食堂只得顿顿吃混汤稀饭。绝大多数食堂集体没有种菜，四管区团结食堂78人，半亩蔬菜地，看不到菜。社员反映：这样子怎么活得下去。清明已近，全社五个管区有两个管区开始管理小春，早熟作物（荞子、洋芋）一亩未种，去年已种了1500亩包谷，今年一亩未动。原有耕牛138头，现在只有78头。团结生产队原有23头牛，现只剩下7头。（注15）
在公共食堂如此情势下，对于大多数普遍农民，生存危机迫使他们大量采食野生植物。而在不到一年前，即使仍是迫于生存危机，采食野生植物却被视为“闹粮”。社员半夜三更在家煮食野菜，如被查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发现，轻则提（或砸）锅掀灶，重则扣饭、批判斗争，采食野生植物处于非法的不公开状态。大河公社四管区社员王吉玉邀约几人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被以“组织集团上山挖草根、割树皮，公开闹粮”的名目受到批判斗争。1960年上半年整顿公共食堂时期，彭水县人民法院以“闹粮罪”结案63起，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其中的部分案件在多项案由中，个人或组织“煽动”（判决书用语——笔者注）社员采食野生植物，被列为案由之一。
在农民采食野生植物“合法”开禁之前，从上到下宣传和推行的是粮食增量法。
1959年9月底，四川省委向全省转发《温江地委批转邛崃、蒲江县委关于推广几种粮食增量办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省委认为“报告很好”。笔者现在给“粮食增量法”定义：在同一品种粮食相同量的条件下，做成的熟品，比较常用的方法，增量一倍至数倍的新的方法。例如，据《报告》介绍，同一种大米，经过煮、蒸、晒、碾四道工艺流程加工，比较常用的方法，做出的熟品饭要增量90.4%，将近一倍。三开一蒸法，一斤大米可以做出四斤熟品饭。谷粉加工法，一百斤谷子磨粉95斤，可抵95斤大米吃，比较传统加工法，增量25斤左右。到1960年夏收时，四川省委生活福利委员会向全省转发南充地委《关于革新小春粮食吃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新版本的粮食增量法。《报告》称，小麦、豌豆、胡豆做成的熟品可达三十多种。做法革新的主要工艺流程，都免不了磨、泡、烫、蒸、煮，大多需要发酵。优点是，增量大，节约粮食，一般比旧法要增量一倍以上，最多可增量五、六倍。例如三鲜面，混合面粉加蔬菜，先将混合面粉合匀发酵一小时，做成面块，加蔬菜合搅即成，这样一斤面可供四人吃，比旧吃法增量一倍半。小春革新吃法的品种多，味道好，耐饿，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得了照顾，不愁嚼不动整粒粮了。（注16）
彭水县科委、科研所向全县推介了大米煮饭增量法，增量更大。泡米增量法一斤米可出5—6斤香软可口的干饭。炒米蒸饭法一斤米可出5.9斤，最高可达7.2斤。生米蒸饭一斤米可出7斤干饭。烫米蒸饭法一斤米可出8.2斤干饭。增量其实十分简单，例如生米煮饭法，生米不淘、不泡、不炒，按定量入碗上甑。蒸前按1两米6两开水，用大火蒸煮即成——一加六等于七两干饭。在同一期《彭水科技简报》还推介了食油增量法。一曰科学油。一定量的普通水烧开后，把同量的食用油加入水中，加盖煮20分钟，待水、油发出相撞声即可，油量增40%，与一般食用油同样使用，可多炒菜。二曰人造猪油糕，将等量的猪油和水放入铁桶内，用工具反复搅拌，使油水混合即可，油量增40%，也就是节约40%。（注17）
仅立此存照，形形色色的粮食增量法无须证伪。它是为“低标准”的粮食政治服务的。科学一旦偏离轨道，荒谬便接踵而至。其实，“增量法”早已在公共食堂施行，无须推广。四川省委1960年1月9日《关于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指示》按“计划用粮，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原则，具体指示农事较少期间，争取每人每天吃四、五两细粮，三月以后保证吃半斤，配之以红苕、蔬菜。五月中旬，夏收季节，四川省委指示“从现在起保证每人平均每天至少吃十二两细粮”——这是1960年口粮安排的最高标准。自九月以后，全省上下各级都在为保证人平半斤贸易粮而努力。长期这样的标准，公共食堂一日两餐或三餐，主要依靠水来增量 。二、三两粮食煮的稀饭可以掺数倍至数十倍的水，喝完上面，下面就沉下那末一点粮食。“豆腐多是水”——这是彭水地区常用的谚语，老少皆知皆懂，但饥饿使人格外贪求一时的肚腹之饱，以致于酿成灾祸。1961年5月10日，县文卫党组向县委报告：四、五月以来，大河公社发生七例“肠梗阻”，两例死亡，主因是暴饮暴食，一次吃得太多。苏政理4月3日一餐吃了三斤半饭和很多菜，谢刚遂一餐吃了一斤干麦面块，外加2两多重的粗麦粑四个和很多菜。两人的共同症状都是肚子肿胀剧痛、大便不通，引起肠穿孔坏死中毒死亡。（注18） 三年饥荒时期，全县各地类似的疾病时有发生，民间称之为“鼓胀病”。
采食野生植物“代食品”在1960年秋收和秋收后被列入安排好人民生活的重要举措之中。
八月，秋收从南到北陆续展开。8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方面，指示要求“口粮标准必须从低，其它消费标准也必须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
九月，彭水县委指示各级在大抓粮食的同时大抓代食品。10月3日，彭水县委下达《关于开展群众性的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意见》。意见指出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意义在于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全县以代食品代替一月口粮，即为555万斤，代替3—4个月的口粮，即1600—2200万斤，为数不小，大有作为。既然要做成运动，就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原子爆破、全面开火”的办法。10月大抓家生淀粉，以包谷芯、杆、壳，豌胡豆杆、角，油菜杆、角，麦杆、高梁杆、稻草、糠壳、花生壳等为原料提制家生淀粉。10月后以红籽、蕨根、葛根、青杠子、土茯苓、黄荆子、刺梨子等为原料提制野生淀粉。既然是运动，就要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用大辩论开路，统一认识。辩论的主要问题是：口粮为什么要“低安排”？半斤贸易粮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怎么办？是依赖国家供应呢？还是自己动手，生产自救？反动统治时期广大贫农、下中农是如何渡荒的？今天又应该如何渡荒？今昔对比有何不同？（注19）
至此，采集野生植物，制造代食品不仅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而且成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领导的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
10月2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给毛泽东送了几份关于制造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的材料。毛泽东当日便批示“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
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在建议中，推介了橡子面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数种代用品，其中，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利用了微生物技术。建议展现了美好的前景：“据英国一个学者的计算，一个酵母工厂，每天生产十吨酵母，即有相当于一万斤猪肉所含的蛋白质。而要有一万斤猪肉，即需化一年时间饲养80头肥猪才行。可以设想，将来城乡每个公社只要有一、二个规模并不很大的人造肉精，小球藻工厂，就可以满足全体社员对蛋白质和脂肪的需要。”“这些设想一旦实现，就会出现一次食物生产的新局面。它也可能是实现农业工业化，进一步解决农业劳动力，战胜自然灾害的途径之一。因此，关于粮食代用品的科学研究，不但对于解决眼前粮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远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注20）
11月14日，中央下达《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发出“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号召。在做具体安排时，紧急指示要求“在广大农村尤其是灾区农村，目前时期应当把重点放在群众过去习惯食用的、大量的、制法简单的、‘粗’一些的代食品方面；同时，有重点地试制和逐步推广新的、技术性较高的、营养成分较大的、‘细’一些的代食品”。
11月27日，四川省委对重庆市委批转市农业、园林局党组关于大采野菜，大搞野生代食品的意见作了批示，指出，大搞代食品，必须加强领导，安排一定的劳力，采取固定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坚持以食堂自制自食为主的原则，搞的多的多吃，搞的少的少吃，不搞调剂协作。
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纳入运动，逐层布置，逐层汇报，到9月29日，彭水报专区的原料储备为18061万斤，农业人口人均近600斤，已经行动的食堂1979个，占全县食堂的85%，两项指标均列专区第二。11月30日向地委报，农业人口人均家生和野生淀粉27.9斤，蔬菜种植面积296219亩，农业人口人均近9分地。（注21） 还有不少汇报数字，不再一一列举。运动规律之一，表现为大量的数字游戏。但这是采食野生植物，是无奈的选择，是生存底线上的事情——运动规律之残酷可见。
实际上，1960年下半年后，农民采食野生植物，大量存在的是分散个体的形式，家庭单位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彭水地域广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平方公里80—90人。四季温和，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几十年过去，不少老人回忆三年饥荒采食野生植物，得以生存，仍溢感谢之情。笔者在采访调查当事人的基础上，整理出彭水地区三年饥荒时期采食野生植物种类的不完全目录——
野菜类
马齿苋 灰灰菜 蓟菜 野葱 隔山撬 石蒜 侧耳根（鱼腥草）野油菜 山萝卜 野苋菜 水芹菜 野蒿 蒲公英 鱼鳅串 满天星（渥烟草） 酸浆草 牛舌头 猪鼻孔 野韭菜 苦苦菜 紫、白木槿花等
野生根茎类
蕨根 葛根 芭蕉头 家麻头 野白苕 土茯苓 金毛狮子 老虎姜等
野生果实类
红籽 青杠子 铁扫衣 野豌豆 巴岩豆 刺糖果等
此外，尚有枇杷、桐麻、肉榔树皮，多种树木的花和嫩叶。
上述野生植物，在彭水，帮助农民求生渡荒的大宗的、重要的当数蕨根和红籽，因此，记录于后：
蕨，亦称“蕨菜”、“乌糯”，蕨类植物，蕨科。多年生草本。根状茎长而横走，密被黑褐色茸毛。叶大，三或四回羽裂，侧脉两叉。孢子囊群生于叶背边缘；囊群盖条形，膜质，有假囊群盖。广布中国各地。生于山上阳坡或疏林下。嫩叶可食，俗称“蕨菜”；根状茎含淀粉，称“蕨粉”或“山粉”，可供食用或酿造；也供药用，有去暴热、利湿等效。（注22）
农民食用的主要是蕨根部分。将采挖的蕨根用水洗净，捶破，置于水桶中，反复搅动，使根茎所含淀粉析出沉淀，即可取食。取过淀粉的根茎用火炕干，还可将其中含有少量淀粉的根茎碾碎磨细食用，这部分称“都栗子”，粗糙难咽，与少量粮食和野菜拌和做粑，可填肚，但不易消化。
红籽是别名（《全国中草药汇编》一书载，别名还有救军粮、救兵粮、救命粮等），它的学名是火棘。
火棘，蔷薇科。常绿灌木。枝有棘刺。叶互生，革质，长椭圆形或披针形，先端钝，顶端有刺毛，边缘有圆锯齿，表面绿色，有光泽。春夏间开花，白色，伞房花序。果实秋天成熟，橙红至火红色，经久不凋。原产中国。种子或扦插繁殖。可作绿篱。果实可酿酒。（注23）
农民食用的成熟果实，味酸甘涩兼俱。鲜用或晒（炕）干的果实碾（磨）成粉状，掺入少量粮食或野菜拌合做成粑蒸熟即可食用。由于红籽在彭水从低山到高山皆生长，其果实成熟期在冬季，正是农民缺粮时节，三年饥荒中，红籽成为彭水农民食用的大宗“代食品”，满山遍野的红籽每年几乎采食尽净，救活不少人。
不能列于野生植物大类的，有白鳝泥。
白鳝泥就是一种土壤，灰白色，土质细腻，采食的农民称之为观音土，取救人苦难意。彭水采食白鳝泥主要在高谷、鹿鸣、平安、龙射、靛水等公社的部分管区和生产队。鹿鸣公社向家管区自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农民普遍采食白鳝泥。（注24） 当事人张友连（83岁）、张友志（70岁）、张友玉（58岁）向笔者陈述了白鳝泥的吃法：烤干，舂成粉状，掺进部分野菜或少许粮食，加水拌匀做成粑，烤（烙）熟即可食用。也可以做成汤元，不浑水。白鳝泥做成的粑或汤元除了自带咸味外，无怪味。干吃尚有一种土香味。只是吃时粘口，边吃边要用手和筷子帮助。最麻烦的是吃进去不是太难，屙出来艰难。有的因此遭活活胀死。
还有食人肉。
1961年1月11日，龙洋公社五管区二生产队邵建文（男，19岁）从靛水坝治病返家，走到卷洞桥。正在附近山上挖蕨根的同一公社的邵瑞福（男，23岁）看见邵建文身体虚弱，已不能行走。天黑后，邵瑞福将邵建文拖到黄泥洞，将其卡死，并脱去衣服（统绒、衬衣、内衣4件，长裤1根，共价值7元），割去邵建文身上的肉，回家煮吃。
此案一周后破获。邵瑞福不久病故，审理终结。（注25）
1961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七）早晨，凤鸣公社川间管区二生产队文本现的儿子文德全（男，12岁）肿病死亡。文本现也因患肿病，无力安埋儿子。托人到生产队找干部安排劳动力，但口信没有带到。文本现对本队社员王应恒说（又好像是自言自语）：我想犯个错误，把小孩煮来吃了。除头和肚肠甩在粪池，骨头烧掉外，初七白天吃的双腿，天黑吃的心肝，初八全部吃完。文本现的母亲，兄弟文本进，文本进的女儿四人一起吃的。
案破，文本现被逮捕，以“破坏粮食罪”起诉，不久，文病故，此案终结。（注26）
2006年1月8日，笔者步行到川间梅子坪——文本现的老家住地调查采访。文本现一家在梅子坪已经没有人了。文本现有一兄弟当年外出进厂，安家在外地，隔几年也会回来一趟，给亲人的坟头挂几树坟标。
在全县一些地方，还有若干起食人肉事，采访调查，述者言之凿凿，使人生不出理由怀疑，但笔者不再录入。
1961年5月3日—4日，彭水县委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会议研究抢治疾病和生活安排问题。据会议纪要内容，全县形势严峻——
疾病发展趋势令人忧心。不仅农村严重，城镇工矿也在发展；不仅复发病人多，新发病人也多；不仅肿干病人严重，妇科病，小儿病，杂病也严重。单是肿干病便突破两万，三级集中治疗一万余人。非正常死亡加快。
生活安排的主要问题是公共食堂“四关”难过，违法乱纪大有抬头，吃“过头粮”严重。原预计全县按人平半斤贸易粮安排可以接到小春，但已经断粮和即将断粮名存实亡的三类食堂555个，三义公社34个食堂断粮停伙18个。偷“青”吃“青”严重，上岩西公社农家、同麻管区豌胡豆已基本偷完，包括正在灌浆的大小麦也所剩无几。县里已无供应指标，而且国库无存粮。（注27）
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彭水工作组5月中旬对上岩西、大厂、龙塘三个公社进行综合检查后，向县委报告：干部违法乱纪严重，捆绑吊打社员普遍存在。区委组织委员说“我打人是对粮食负责”，经常打人、罚款。5月8日，将一偷胡豆的小孩，打得鼻孔出血。上岩西公社一生产队长用荨麻打人，一直不改。龙塘公社的两个大队长，吊打社员26人，吊打过重死亡5人。社会秩序混乱，今年以来发生杀人案件15起，偷杀耕牛488头，上岩西公社先锋管区偷杀耕牛40多头。四月下旬以来，二十多天发生杀人案件6起。4月23日，上岩西公社双河管区一社员将发现他偷“青”，并言要告发的七岁女童黄大花用刀砍死。4月27日，供销社干部鲁云忠收购物资回区途中被人暗杀。群众普遍反映吃不足半斤贸易粮。社员口粮要过“五关”——运粮、加工、干部、炊管、病号补助关。现在最严重的是运粮关。龙塘公社大堰管区，运粮每人每天补助3斤，5月11日运粮628斤，即短少111斤。这个公社规定管区和生产队干部到县、区开会要另给口粮补助，石元管区大队长到区开会四天，即补助8斤粮食。公社还规定脱产干部下食堂吃饭，每人增加四两（熟饭），病员的补助也在社员口粮中抽取。上岩西、大厂、龙塘目前有肿干病人1923人（劳动力占80%以上），占三个公社总人数17.2%，1—4月死亡585人，占总人数4.9%。在治疗上，集中治疗少，分散多，实际上对分散的没有医治。集中治疗的管理差，医务人员少，药品缺乏，病房拥挤，卫生极差，口粮供应不落实。龙塘公社医院运粮跟不上，曾停伙三天。医院规定工作人员吃病员粮食，病员自己运口粮，近的十几里，远的四、五十里，有的昏倒在路上。医疗效果很差，病情没有好转。（注28）
5月4日，县委生活检查组向县委报告：四月以后，长滩公社疾病复发和新发急剧增多，死亡率增大。至5月3日，有病员708人，比三月底上升77.5%，占全社人口11.9%。病员中肿病228人，干病334人，全劳力502人。1—4月，死亡372人，占全社人口6.25%。公社党委书记住的麻油管区同期死亡45人，占管区人口7.32%，如果加上上年9—12月死亡的51人，已占15.6%。全公社10个管区中8个管区在4月22日前的10天左右每人每天口粮标准6两。兴隆管区四月中旬每人每天吃2两两天，吃4两三天。白果管区更典型，自去年秋收后便严重缺粮，先是按每人每日三两黄豆拨粮，后增加到四两直到1961年2月。该管区五食堂4月20日每人每天四两，月底断粮三天。部分食堂实行包两头后计工分吃饭的办法，降低了老幼体弱和病员的吃饭级别。兴隆管区高坎子食堂4月26—30日五天，每10个工分每餐生粮4.8两，最高的5人每天吃到1斤粮，管区大队长每餐吃到1斤4两饭。社员蔡继银原吃一级饭，每餐14两，因病降为四级，每餐吃4.8两。17岁的女社员肖德素因病工分低，每餐由9两降为3两（1—3岁儿童标准）。白果管区付家沟社员廖真贵身体虚弱，口粮定量低，在运粮途中饿极扒牛粪吃，回家第二天死亡。为了维持原级别的口粮标准，一些生病的社员也被逼出工，结果病情加重，造成死亡时有发生。公社和管区医疗点共集中肿干病人405人，药物严重缺乏，病员口粮得不到保证，12个医务人员，6人患病。病人蔬菜自带自吃，食堂吃高盐，上坡喝生水，引起普遍腹泻。公社医院1—4月死亡20人。（注29）
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决定一是立即在全县开展创无病单位和评比先进医院、先进工作者的运动。就地取材大采土草药，大制土单方，狠抓生活和防疫卫生。五月中旬治好一批，五月底治好80%，六月上旬基本治好。二是全县普遍开展清仓盘点，公社成立清仓委员会，管区成立清仓小组，所有农村干部必须亲自参加这一工作，深入重点，搞出样板，并宣布清仓的粮食不平不调，全部用作安排口粮。“允许社员在食堂吃饭，家家冒烟，自留地的产品完全由自己处理”。“照顾社员‘尝新’习惯，采取‘开前门’的办法，有计划有组织的吃一部分。豌葫豆，每人每天不超过半斤，不抵口粮”。 （注30）
特别时期特别措施。
5月26日，彭水县委发出《关于当前人民生活安排情况简报》，普遍清仓盘点的结果，全县497个管区中的240个管区清出了粮食527466斤，平均每人3.5斤，按每日半斤贸易粮标准，为七天的口粮。如果以全县农业人口计，平均每人1.7斤，为三天多一点的口粮（注31）。
其时，小满已过，全县夏收即将开始。但是，这并没有使粮食形势有大的改变。连续两年粮食大减产，从国家到地方，粮食库存几近枯竭，春荒持续数月，农民饱受饥饿煎熬，利涉各方的粮食矛盾突出，终酿成夏收的混乱局面。
进入1961年，全县农村公共食堂大多难以为继。三月中旬，据县委生活办公室对新田、芦塘、联湖、龙洋四个公社129个食堂的调查，能维持在食堂吃饭的53个，食堂煮饭，回家吃饭的66个，分生粮下户的10个。城郊公社亭子管区8个食堂散掉5个，继续存在的3个食堂也是时聚时散。该管区支部决议：1、老人不参加食堂，可以分粮到户。2、小孩一律不在食堂搭伙。3、不论轻重病号均可分粮到户。4、饲养集体耕畜户，分粮自煮自吃。5、劳动力参加食堂，但在食堂煮饭，不在食堂吃饭。（注32）
公共食堂已是沉疴缠身。但因为《农业60条》的“三月草案”对公共食堂的方针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所以，谁也不愿跨出这个框架，而且，将落脚点放在“积极办好”上。3月18日，四川省委提出贯彻中央方针的具体办法：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办好常年和农忙食堂，少数居住分散或者燃料确实困难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但省委要求“目前对于食堂的调整不要马上进行，因当前是生产渡荒紧要时期。把现有食堂都应积极办好，现在只是摸情况，研究调整方法”。（注33）
4月8日，四川省委召集部分县、市委书记讨论省委制定的贯彻执行《农业60条》的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从会议讨论的发言记录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在会上，李井泉表现出宽松的态度，他在插话中说：“办小点怕什么？十几户也行，小到两户也可以，我比你们还要右倾一点”。又说：“我们不要求100%的人都在食堂吃，这样要求是主观主义”。倒是参会的十多位县、市委书记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积极办好”的态度明朗。酉阳县委书记说：“在高山地区的食堂，是组织群众生产、生活的堡垒，必须坚持积极办好的方针。酉阳虽然是高山地区，我个人还是坚持办常年食堂。我们有办好食堂的榜样，有这样的经验。”他描述了榜样的木洞盖公社的面貌：生产、生活很好，一片繁荣景象。到处都看见妇女怀娃娃，到处能听见儿童唱歌。食堂有菜有粮，有锅有桌子，群众都到食堂吃饭，吃完饭就生产去了。群众说：“风吹不倒，炮打不散”。（注34）
5月25日，四川省委下发《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调查研究座谈纪要》，纪要以李井泉5月11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泽东的信的原则精神，对食堂的认识问题以及散伙的食堂和继续办的食堂提出了意见。一是必须正确理解食堂的性质，全面认识食堂的发展过程和作用，以及办好食堂的条件。过去办的食堂，确实有不少是完全出于群众自愿而办得好的，否定一切是不对的；但是，不顾客观条件，不走群众路线，主观片面地强制群众办食堂，也是脱离群众的。二是对于散伙和部分社员退出食堂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混乱现象。三是凡是继续办下去的食堂，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存在的问题，讨论解决的办法，进一步办好。（注35）
在李井泉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李井泉向毛泽东报告了到内江市交通公社临江大队调查社员赞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结果：16个公共食堂，赞成继续办的12个，占75%，不赞成办的4个，占25%。不赞成办的原因是“干部作风问题”、“食堂燃料问题以致生活用工过多”、“居住分散，不便利群众，妨碍生产”，而不是公共食堂制度本身的问题，所以，多数仍要继续办好。在中央对公共食堂取舍的态度日见明朗的情况下，四川省委仍首鼠两端、徘徊观望。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农业60条》，四川在传达贯彻《农业60条》后，7月21日正式发出指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给制，不办公共食堂”。同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与之前的1960年冬一起是三年饥荒中肿干病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时期。（注36）
5月下旬到6月上旬，彭水仍在进行整顿食堂的试点工作。据县委大河公社整顿食堂工作组的情况报告称，约有20%的“官办食堂”生活安排不好。通过反“五风”斗争，进行了整顿，从而使食堂更加巩固，食堂吃饭人数增加，搬回家的桌凳重新搬进了食堂。至于个别办得不好，妨碍生产的食堂，经过充分讨论，根据群众的意愿，也有计划有领导地垮了一些。一管区整顿食堂试点工作的结果是：原10个食堂，继续办常年食堂6个，两个改为农忙食堂，参加食堂242户，占总户数69.34%；自愿退出食堂89户，占25.5%；经群众讨论，开除地、富、反、坏14户，占5.14%。在清平公社双河管区整顿食堂试点工作的结果是：原5个食堂，继续办常年食堂4个，1个改为农忙食堂，食堂数未减。参加食堂151户，占总户数93.38%，退出食堂6户，占3.73%，经群众讨论，开除地、富4户，占2.49%。（注37）
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家知道的事实是：随着《农业60条》的下达，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很快散伙，即使是刚刚通过整顿，自愿参加食堂的农户也离开了公共食堂。
从《农业60条》“三月草案”到“六月草案”，三个月的时间，公共食堂的退却，经过调查试点，步步为营，从容不迫。在这散与不散的政治决策之间，农民生活艰难，非正常死亡随时在发生，人心动荡不安，农村社会和生产秩序日趋混乱。而夏收和小春分配继续执行由管区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无疑加剧了这一混乱局面。
四川省委5月9日、5月21日先后批转了内江地委关于内江县四合公社尖山大队1961年小春预分的情况报告和内江县凌家区大队掌握粮食的经验，对1961年小春粮食分配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在小春粮食分配中，贯彻“三包一奖”，实行以产计酬和奖赔兑现，落实“四粮”，由大队统一掌握粮食，保证完成征购，社员口粮继续执行“低标准”，指标分配到户，由生产大队和食堂共同保管，分期拨付。
但夏收和小春粮食分配工作的发展形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5月28日，四川省委在向全省发出的《关于抓紧做好当前小春粮食分配和大队掌握好粮食的紧急通知》中指出：目前全省小麦收获面积一般已达到播种面积的60%以上，有的甚至已到80%，但大队掌握的粮食不多，进度很慢。少数地区又发生缩小播种面积，压低产量，以收代支，边打边吃，抛撒霉烂以及社员把粮食私拿回家等情况。通知指出了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的后果：生产大队不能把粮食掌握起来，而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又十分薄弱，不可能也没有粮食像过去那样不断地增加供应的情况下，就会大大增加今年渡过夏荒的困难。
彭水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5月21日发出《关于做好1961年小春粮食分配和征购工作的联合指示》，除重申认真贯彻执行省、地委一系列小春分配工作原则、政策外，具体安排了全县夏收和小春粮食分配工作。一是执行小春“三包一奖”，为大春“三包一奖”打好基础。包产合同切合实际，群众没有意见的，按原包产合同执行；包产指标偏高，可在原包产合同指标的基础上降低一定比例；没有包产合同或包产合同指标与实际差距大的，可按大队平均水平计算奖赔。在完善包产合同的同时，作好测产工作，核实小春面积，预测产量，清理工分和核实收支，做出小春分配试算方案，交群众讨论，让群众心里有底。二是坚持小春粮食安排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贯彻“多产多奖多购，少产少吃照购，受灾少吃少购，重灾少吃不购或救济免购”的方针。除留种和饲料外，口粮人均不到40斤可不征购，40—50斤照购，50斤以上适当多购。个别生产好或季节迟，早秋作物少的留粮至多不超过70斤。社员口粮指标分配到户，由生产大队和食堂共同保管，分期拨付。三是处理生产队增种和社员自留地种粮问题。生产队在包产计划外的增种部分除20%以上交大队外，其余80%应归生产队分配，体现谁种谁得的增种政策。社员自留地种植的粮食，一律不计产量，不征购。（注38）
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至6月上旬，乌、郁两江沿河平坝和部分半山地区，小春收获面积已达大部或者过半，但全县503个预算单位（大队），完成预算方案的120个，不到全县预算基本单位的四分之一，做到部分兑现的37个，占全县预算基本单位的7.3%。（注39） 而且，生产大队通过“三包一奖”实行对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制度在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矛盾。生产队组织生产，生产大队组织分配，性命攸关的粮食由大队统一掌握，自然会遭到生产队的全面对抗。宁可无产可超，不要超产奖，也要把粮食掌握在自己手中。压缩面积，降低产量，瞒产私分，更直接地是趁眼前有一点现粮，不要标准和计划，求暂时的饱腹。在生产队，社员私拿、吃青严重。部分生产队到夏收时，达到了已经无粮可收的程度，大队和生产队统一掌握粮食的规定，对双方都成了一纸空文。
下岩西公社第一次包产指标635100斤，第二次60万斤，第三次（6月9日）510700斤，五天后，6月14日又回到第一次包产指标，反复定产，各大队包产指标变动频繁。最后按第一次包产指标的85—90%计算，下达到各大队硬套。已完成预分方案的7个大队按535800斤的定产计算，人均生产小春粮食87斤。根据口粮承认差别的政策，人均每日半斤贸易粮的11个队，8—9两的19个队，9—10两的10个队，10两以上的5个队，共需口粮294600斤。按上述标准，以生产队计，42个队中33个队能自给，9个队缺粮，夏荒面21.4%。但下岩西公社的预分方案由于以下原因在实际上很难兑现：1、小春成熟期和收割阶段，普遍存在“尝新”和边收边吃现象。7个大队保守的估计，从小春“尝新”到6月13日这段时间吃粮食163100斤，占口粮预算的55.34%，也就是过半的口粮已经在刚收获后即吃掉。同期，旦子大队吃掉40700斤，超过了该大队的口粮预算数，不仅无粮可分，而且无法完成征购任务。2、社员私拿多，吃青早，浪费大。豌葫豆才挂角，小麦刚灌浆偷青就开始。何家大队三月中下旬由于粮食调运受阻断粮，社员上坡剥胡豆，使胡豆基本无收。旦子大队社员私拿偷青12100斤，何家大队8700斤。由于面广，再加上有的兼以私分情况难以分清，处理困难。1961年的小春粮食分配，上岩西公社完成包产指标的61.7%，征购完成12.72%，类似情况在全县普遍存在。1961年上级下达彭水的小春征购任务450万斤，实际完成263.9万斤，占下达任务的58.64%，这是三年饥荒时期，小春征购完成量和比率最低的一年。（注40）
6月5日，县委《大队掌握粮食的情况简报》（一）反映，围绕大队掌握粮食的斗争尖锐。汉葭区从开始的78.43%的起征大队，降到62.73%。凤鸣公社从4200亩压缩到2620亩，单产75斤。城郊公社建设大队实收620亩，报320亩。三连公社同心大队6个生产队8个食堂各收各吃，该社36个生产队大多不按计划吃粮，红星大队三生产队吃干豌豆3斤算1斤，16天吃818斤，东风大队小春包产13500斤，测产12500斤，报产6200斤，而且现在已无多少粮食。分支书龚庆华说：“粮食出来了，社员拖恼火了，叫他们多吃点。”县委认为更危险的是，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分支书记对大队掌握粮食产生动摇，失去信心，向错误倾向投降。葡萄公社洋芋一斤种子收一斤产量，公社书记王友龙说：“要留个退路。”下岩西公社旦子大队分支书张朝中说：“大队掌不掌握粮食没关系，只要社员有吃就行。”（注41）
6月13日，县委召开会议研究粮食问题，下面是部分参会人员的发言摘要——
汤吉震（县委书记）：底子空了，有些地方搞乱了拿不起来，大春也难保不动手。汉葭区原来盲目乐观，而现在浪费那么严重，觉得没多少办法了。
于惠光（副县长）：确实发慌，下面情况也不摸底，找不着人负责了，征购入库才2万多斤。下去一看，边打边吃，浪费很大，粮食拿不起来。
陈志明（宣传部长）：怎样抓粮食，很棘手，很恼火，而抓不起来又怎样安排生活，更伤脑筋。（注42）
6月上旬，大队统一掌握粮食的方针退却，实行三粮（口粮、种子、征购）就队落实，口粮分配到户。随着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实行两年多的大队统一掌握粮食的制度宣布结束，农民家庭重新恢复了独立消费单位的功能。而且，粮食分配就队落实，公社食堂解散，口粮分配到户，动摇了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开通了道路。
但这时，绝大多数解散时的公共食堂已没存粮，社员空身离开，不少地方小春收完吃完。为了落实口粮，上下有所交待，县里做出了社员私拿粮食，虽不批判斗争，一般也不退出，但要计算到户，抵做口粮的决定。城郊公社玉皇大队一、三、七生产队通过工作组走访社员群众，在干部中摸底调查，召开两次社员会议，三个生产队79户，69户报私拿粮食4178斤，户均60.4斤，抵做口粮。小河公社木洞大队五生产队处理社员私拿粮食采取评议的方法，全队32户无一遗漏，最高1200斤，最低200斤，社员思想紧张，竟在三个晚上将未收的小春作物全部搞光。芦塘公社光辉大队将社员自报公议私拿的粮食12000斤全部作为口粮安排，而即使私拿数切近实际，但大多已经吃完。到七月初，这个大队的155户社员，占54.2%，已断炊，南瓜叶也吃光，有的社员在家里坐着哭，有的上坡偷刚起苞的包谷吃。一、二、四、七生产队停止生产。猴狸公社金池大队规定私拿粮户交现粮，每交10斤现粮奖励1斤，交出812斤，远达不到预计要求。接着采取评议，评议出13000斤作为现粮给社员安排生活。目前，这个大队有103户社员反映已无粮食。全县516个大队，社员口粮不落实的410个，占79.5%，其中，有232个大队在处理社员私拿粮食的工作上存在问题。（注43）
6月24日，郁山区委书记叶顺福到三连公社红星大队五生产队帮助处理社员私拿粮食，落实口粮安排问题。之前，召开四次群众会议未果。公社党委驻队领导决定采取分配任务的方式解决。分配第五生产队社员私拿粮食2800斤。叶认为这一作法有违政策，便于当日下午到该队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叶将带在身上的加拿大手枪搁置在桌上，中途有一小孩好奇摸枪，叶将枪拿到手中，检查板机和保险，当时社员正在自报，约10点45分，枪响，射出的子弹从女社员谢立碧的右腰穿过，接着又穿进女社员何祖碧臀部。当时会场混乱，会议不果而终。谢立碧受伤过重，送往郁山医院途中死亡。经抢救，取出何祖碧臀部弹头，脱险。次日，即用白布一丈，棺木一付将死者安葬。区委给死者丈夫30元以做暂时抚恤。6月26日，县里再给死者娘婆二家各100元抚恤费。死者丈夫王继先满意，只是耽心今后缝补有困难。干部主动说：只要你劳动积极，一定很快给你找个对象。王由悲转欢。（注44）
（本章所附档案书证及注释略。） 【交流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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